共识：五个基本判断及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按：我们论坛经过长时期的讨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判断，当然也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决，这里就把已经形成的基本判断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整理如下，供同志们讨论时参考。
    一些新来的网友也请看一下，以了解我们论坛的基本理念。若是对这些基本理念一点都不能认同，那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基础了，建议就不要在我们论坛上浪费时间了。
    基本判断：
    1、马列毛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列毛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是10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科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他们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割裂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主张。对“泛左翼”中抬毛贬马”、“抬马贬毛”、“自创体系”等错误思潮必须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2、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内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核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帝国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战争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3、某国的社会性质是二流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已占主导，虽然实力上逊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美欧日有一定依附性，但同时也在压迫掠夺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着国际市场和势力范围，与外国帝国主义是又争夺又勾结的关系，并且争夺的一面正日益发展)。因此，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面临的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泛左翼"抱民族主义大腿的错误思潮，坚持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4、完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及毛主席为首、张春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功绩。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在文革实践的基础上，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反对脱离文革经验，闭门造车地空想“完美的新社会方案”。
    5、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然在相当长时期还保留资本主义残余，而这就必然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党内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主义者集团和走资派集团）。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必须与新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b]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这些理论讨论若没有革命实践来检验是不会有结果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b]1、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世界革命的形势与战略
    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各阶级的特征和在革命中的地位3、未来政治变局中的立场与策略
    4、民族问题（包括台湾问题）的立场与策略5、对各种进步运动（女权、环保等）的立场与策略6、革命的长期战略问题
    7、革命运动内部的建设与反修防修问题
    8、对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革命的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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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毛主义学术实验室的若干协议
    由于学术活动比较费神，而且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博大精深，我们提出若干协议：
    特殊时期学术研究宜简宜精不宜深。即简洁，精到（宣传品，适宜做精神原子弹），不十分深入。有很多细致的研究留待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
    例如战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形成的“三大迷信”：
    “凯恩斯主义”改良版；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
    马克思本人曾经对于破除上述三大迷信有过很深入的学术努力。
    破除“凯恩斯主义"“改良版见：《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破除货币主义”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D货币形式
    破除”供给经济学"见：《资本论》第二卷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需求和供给相抵
    有些课题，待到时机成熟后，我们再给出详细论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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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
    1900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在赞美19世纪物理学成就的同时，指出：“"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这两朵乌云，指的是当时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两个实验，一个是黑体辐射实验，另一个是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正是这两朵乌云导致了量子论与相对论的诞生，
    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列宁在1918年发表《国家与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臻于完美。然而“乌云”还是出现了，请看《国家与革命》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中的提示：
    马克思的隐忧：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
    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
    列宁的直截了当：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一一但没有资产阶级！
    试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权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自动“消亡"吗
    试问“资产阶级权利”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吗？“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吗？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斯大林面对"“两朵乌云”踟蹰不前。他敏锐地觉察到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化，但他未能给予科学的革命的阐释，反而采取的错误的秘密警察的专政办法。他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就睡在身边。
    这其实是一代人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为此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有一个故事：
    革命打到了经常逼迫、辱骂和打工人嘴巴的工长和副工长。现在工人们干活干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抽烟，没有人去催逼他们，因为他们感到高兴。在革命初期，工厂组织随便放工人们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女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找我解答什么问题，我们俩就聊开了。我问她在哪一班工作。我想她是在夜班工作，所以她才能白天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今天我们谁也没有做工，昨天我们开全体大会，大家家里都堆了许多家务事，所以决定今天不做工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人嘛！”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把这件事讲给同志们听，他们会感到这种事不大会有，没有代表性。
    这个故事就表明：克鲁普斯卡娅那一代革命者在潜意识里认为：
    类似于“今天我们谁也没有做工，昨天我们开全体大会，大家家里都堆了许多家务事，所以决定今天不做工啦，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人嘛！"这样的思想与做法是没有劳动纪律的表现。
    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没有从中抽象出“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也不能完整系统的解释劳动纪律本身的阶级性。既然群众开了全体大会作了决定，革命政党就应该尊重之。尤其应当尊重革命的首创精神。群众懂得开全体大会来做决定，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比劳动纪律更加宝贵。首先应当让群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并明白做工是为了什么，否则就算有再多的斯达汉诺夫”、“王进喜”、“陈永贵”，还是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对于“两朵乌云”给出了解释，并且进行了伟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前后七次修改定稿，通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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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就石破天惊地回答了“两朵乌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部。
    至于说“资产阶级权利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造出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与“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动消亡，这些理论结论的详细论述我们就不赘述了，请详细参照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以及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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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略论马列毛主义的哲学基础
    引言
    为防止皓首穷经，我们言简意赅地提出几条引论，主要用来描述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加入到马列主义理论总宝库的新贡献。
    1.首先这些新贡献不能简单地冠以"中国特色”，这些新贡献具有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理。
    2.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继十月革命以后又一个人类历史的里程碑，深远影响超过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经验教训也超过两者。
    3.毛主席本人革命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也要超过马克思和列宁，包括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这两类实践构成了马列毛主义的沃土和养料。
    根据上述引论，我们提出如下三个论据。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人类思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实践与认识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核心问题。
    2.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率先提出“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列宁第一次详细梳理了实践与认识这对基本矛盾，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列宁纠偏了各种模棱两可的范畴，例如经验、感觉，思想，物，要素等等。
    3.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详细描述了实践与认识这对矛盾，阐述了他们之间如何对立转换，提出了这对矛盾的运动公式。尤其是论述实践与认识的对拉转换上，毛主席比马克思和列宁更进了一步。《实践论》里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一层意思马克思和列宁都阐述过；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的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这一层意思则有无穷意味。中国古代哲学里有知行关系，共相与殊相，有与无，名与实，理与事，这些范畴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猜不到故事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实践与认识的脱节。
    一.革命的实践
    这一节我们从论据1展开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提出了“实践”，而且最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能够”改变世界”的那种实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主要是对11条的通俗阐释。这些成果传承到列宁这里，列宁所要解决的就不是唯物主义一般问题了，而是在于真正夯实“革命的实践”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每逢革命低潮的时候（资本主义顺风顺水的时候)，“妖魔鬼怪”就要兴风作浪。神秘主义，怀疑论，未世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厌世哲学，伴随着对唯物主义的讨伐，一股脑沉渣泛起。
    在恩格斯在世的年代，“文明”的欧洲流行泛灵论，那时的科学家纷纷研究起“笔仙“”，“碟仙”，“降灵”。而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低潮，直接导致俄国泛左翼全面溃败。他们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部分，表示要对“信仰”表示敬畏，甚至提出不如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来认识，俄国著名泛左翼分子
    卢那查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提出了“造神说”。这些派别如果仅仅是研究哲学自娱自乐倒也无妨，问题在于他们的错误思想在侵蚀革命队伍。“造神说”的恶劣影响在于：革命被当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行为，而革命的结果是无法确定。
    于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横空出世。列宁在驳斥那种把“感觉或经验”当作世界基本要素的唯心主义时，他与恩格斯共用了一个经典例子：“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
    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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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
    这一论证脉络在《实践论》里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说明：“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实践论》给出了把“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更生动的阐释：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更重要的在于“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实践论》前半部分把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传统讲的很透。毛主席把社会实践概括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种概括打通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后阐述的认识运动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把欧洲几百年经院哲学，即从笛卡尔到康德到黑格尔基本驳倒。第二个飞跃（理想认识到革命实践）继承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以来的全部优秀成果，而目还有更深度的挖掘。因为马克思与列宁没有系统论述过”错误认识”的根源，而毛主席在《实践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他认为：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
    这就彻底埋葬了神秘主义。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演进的一切挫折都没有必要灰心丧气。所以人类历史的前进也可以当作一部纠正自身错误认识的历史，正确与错误本身就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毛主席指出："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部分论述可以直接衔接《矛盾论》。“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这组运动是矛盾的运动，这组运动是阐述“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是辟除泛左翼各种怪力乱神"的基本依据。
    二.哲学的党性
    这一节我们从论据2展开讲。哲学的党性就是指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进行理论思维并为哪个阶级服务，就是哲学的阶级性。
    《实践论》指出了没有什么行家里手，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者。毛主席后来明确说过：“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后天造成的，不平而鸣，而奋斗而造反。反之如果人生而不平等，去相信什么天才和英雄，那么这一立场就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举一个例子。文革为什么废除了高考？工农兵子弟在分数成绩上普遍不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干部子弟，这是客观事实。工农兵子弟缺乏足够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应付考试这种训练实践，故而他们不能取得比较好的分数。反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干部子弟较多这方面的实践，可以获取较高的分数。从实践层面上讲，不同的人经过实践都可以掌握某种程度的技能，作为高考这种特殊的训练实践而言也是如此，无非是多花时间精力，掌握其中的技巧罢了。假如人类的社会生产是以高考为准绳的，比如考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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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越好庄稼收成就越好，或者考试成绩越好石油就能更多开采，那么人类就应该不吃不喝专心高考，很明显这是荒谬的。但是统治者就用这种荒谬的标准，轻而易举的建立了阶级鸿沟的合理性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但是大多数是失败的。原因是很好解释的。军事本事也是一种实践，造反的农民本身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所以被镇压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燎原大火，那么在这些队伍里的幸存者势必是身经百战，经过了实战的军事洗礼，他们能够推翻腐败的政府，在军事上消灭腐败的政府军，也是很合理的。没有谁天生会打仗，打仗往往是从战净中学习战净。群众一次次被镇压，一旦经验获得了积累，在挫折中不断实践（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总有一天倒霉的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的军事训练也是很有限的，这方面知识几乎是不增长的，而群众的知识却在飞快的增长，这会到达一个转折点：镇压开始吃力，剿匪的结果是越剿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军方面的分化，有着实战经验的中下级军官投入到人民行列，他们带来不仅仅是武器，更是成熟系统的军事知识和经验，那么矛盾的对立双方就是转换了。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一一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只要这个链条不断掉，也即革命老本还在，革命火种仍然储备，那么肯定会成功。保持这个链条不断，这本身也是实践的结果。反动的统治者永远不会给人民机会去实践，他们只希望愚弄人民，让人民傻头傻脑的当他们的人肉电池。对于人民而言，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尽可能地去实践，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一切都是可以掌握的。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治国安邦也是一种实践，人类几干年的黑暗历史里，除了文革的一丝曙光，人民几乎没有机会去实践管理国家，也不懂政治，但是一旦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着掌握这里面的窍门，有些可能藏在《资治通鉴》里，有些则是当代生活的创造，有些可能是需要扬弃的反动派独有的肮脏技巧。但是，如果永远浑浑噩噩下去，怎么可能学得会呢？
    反动派总是寄希望于人民革命的失败，他们以为那点子独门秘笈可以吃一辈子，甚至于世世代代吃下去。这违背《实践论》的基本原理。抛开他们所特有的统治经验，这是几干年实践的结果，他们还能有啥？没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罗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罗辑的。”
    三.对立与统一
    毛主席说过：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那个公式，这段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所以群众路线、实践论、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规律。
    展开来讲，唯物主义即是物质决定精神，而非精神决定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具有决定意义。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公式，而非“认识实践再认识”唯物史观即是群众（奴隶)创造历史(时势)，造就英雄，而非英雄创造历史。群众路线则侧要把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一以贯之：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因而以上几条本质上是同一个规律的不同表述。
    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却有着相对稳定的秩序与结构。要改变这些秩序与结构，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物质的那一面，从实践的那一面，从群众的那一面去寻找答案。也即要相信到物质里去找客观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并勇于去实践，在群众那里得到检验，从中获得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实践过程是个主观加之于客观的过程，然后一念一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由于这一特殊性，常常发生主客观不符的现象，这是一切错误的来源。主观是个活泼的方面，然而客观却是表面上相对惰性的一个方面。实践的终极目的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并能动地改造客观实际。两个方面的一致性，推动着事物矛盾两级的对立运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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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实践的终极目的若不是上述所言，那么人类历史只能是宗教书里的幻想史。要想加快事物发展的速度，只能是加快主客观的一致性。由此产生像“共振”那样的效果，也可称之为共鸣。以唯物主义的角度观之谓顺利”，以唯物史观的角度观之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可称之为“同仇敌忾”。不要老是想着”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不可能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与战术上的速决战”。不能设想“主观加诸于客观”的“主客观相符”的进程是个客观居于静止的状态下完成，客观也是在运动，这就是“主客观相符”的障碍。毛主席说：“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干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地，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地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字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已经在《矛盾论》中详尽论述了这个根本规律。我们仅对这一规律的可视化图像略作补充：像波浪一般。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很多年后他又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拉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结论
    列宁在《论策略书》里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而”现实”用列宁的话来说侧是：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我们之所以讨论马列毛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在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遭遇了曲折的时代。政治冷淡主义和失败主义弥漫的时代需要正确的方法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人类实践中有着丰富的无穷无尽的新环节，这些新环节既能涵盖一切旧理论，同时也孕育着伟大的新理论。人类的实践永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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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一一真理标准大讨论背后庸俗实用主义对马列毛主义的偷袭
    任何一个正确的命题，只要夸大其适用范围，就踏入狡辩的范畴。我们以狭义相对论为例，看看真理是如何逐步被实践检验的。狡辩是修正主义者的态度，而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认识真理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蜿蜒曲折，螺旋上升的。
    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发表于1905年9月，在相当一段时间受到冷遇。狭义相对论否认了“以太"的存在，这一点受到了主流科学家的抵制，就连发现了电子的大科学家汤姆逊都说：“以太并不是思辨哲学家异想天开的创造，对我们来说，就象我们呼吸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爱因斯坦是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不过不是由于他建立了相对论，而是“为了他的理论物理学研究，特别是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评委会专门写信给他，指明他获奖的原因不是基于相对论，因为有些结论目前还正在经受严格的验证
    狭义相对论有一重要结果，就是预言电子质量会随运动速度增长。但是从经典电磁理论出发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因为运动电荷会产生磁场，电磁场的能量增大，相当于质量也增大。经典电磁理论家阿伯拉罕假设电子是一个有确定半径的钢性带电小球，它在运动中产生的磁场引起电磁质量，由此推出了电子的质量公式。1901年，实验物理学家考夫曼用β射线的高速电子流进行实验，证实电子的质量确实是随速度变化的。洛仑兹到1904年则根据收缩假说也推出了电子质量公式。后来证明洛仑兹公式与狭义相对论的结果一致。到了1906年，考夫曼宣布，他的量度结果证实了阿伯拉罕的理论公式，而“与洛仑兹爱因斯坦的基本假定不相容”。这件事一度竟成了否定相对论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事实面前，洛仑兹失望了，他表示，“不幸我的电子变形假说与考夫曼的新结果矛盾，我只好
    放弃它了。"然而，爱因斯坦却持另一种态度，他在1907年写文章表示，相信狭义相对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在他看来那些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果然，1年后布雪勒用改进了的方法测电子质量，得到的结果与洛仑兹-爱因斯坦公式基本符合，但是速度大于07c的电子偏离相对论公式。然后又过了30年，另外两位科学家重新分析布雪勒的实验是由于散射效应，使得速度大的电子不服从相对论公式，他们在布雪勒的实验的基础上消除了散射效应，从而提高了精确度。此后随着加速器的发展，到了1963年科学家们比较电子和质子的磁偏转，以0.04%的精确度证实当速度高达0.987c至0.99c的电子仍然服从质量的相对论公式。
    同样的，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与固体比热量子理论在刚提出来时，都遭到了冷遇。传统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对理论进行检验与测量是极困难。前者最根本的证明来自于密立根的光电实验。密立根起初做实验时并不认可爱因斯坦的理论。他说：“经过十年之久的试验、改进和学习，有时甚至还遇到挫折，在这之后，我把一切努力从一开头就针对光电子发射能量的精密测量，测量它随温度、波长、材料（接触电动势）改变的函数关系。与我自己预料的相反，这项工作终于在1914年成了爱因斯坦方程在很小的实验误差范围内精确有效的第一次直接实验证据，并且第一次直接从光电效应测定普朗克常数。"后者最直接的证明来自于能斯特的低温比热实验。但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检验爱因斯坦的比热理论，而是从自己的目的出发，为了检验他自己的热学新理论。
    能斯特本来并不相信量子理论，是他的学生林德曼促使他接近量子理论。1910年，林德曼发展了爱因斯坦的比热理论，并根据物质的熔点温度、分子量和密度计算原子振动频率，结果与实验所得光学吸收频率相符，使能斯特对爱因斯坦的工作产生了信心。当液氢温度下获得的新数据说明爱因斯坦的理论确实是解决比热问题的唯一途径时，他才真正服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经过长期实践对理论获得了相当可靠的实验验证之后（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再来解释这些结果时，会不被量子理论强大的逻辑力量所说服，因为这个理论一下子澄清了所有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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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还能促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能斯特得到一个经验公式，当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时，比热并不是象爱因斯坦公式表示的那样按指数下降，而是下降得更慢一些。爱因斯坦旋即承认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公式。其实，他早就申明过，用单一频率是为了简化，不可避免某些地方会造成理论和实验结果的分歧。
    上述检验过程一波三折，我们就会发现，放诸历史长河，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两次政变和挫折是不能抹杀真理的光辉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终的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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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解释与改变一一简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称这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这一萌芽既为社会科学开辟了道路，也为自然科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提出一套解释的体系与系统，无论是基于经验的，还是基于逻辑推演的，亦或是纯粹偶然性的假设，归根到底还是作用于现实世界的改变。这个过程大致包含：提出解释-判断预测-实践检验。
    对自然科学家而言，一套好的理论除了要与已有的实验结果吻合，还要被未来或有的实验数据所证实。对于一门社会科学的学说而言，如果不能提供人们改造社会的实际方法与路径，那么这样的学说充其量是统治阶级的神学及其意识形态的侍女。进而步入最激烈的阶级斗争领域，如果一个军事家只能纸上谈兵，那他注定是要被消灭掉的。这种检验是最立竿见影的。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冶炼金属中，人们往往根据观察凭经验判断火候。炉温的高低可以根据炉火的颜色判断；明亮得发青的灼热物体比暗红的温度高。所以人们很早就对热辐射的能量分布问题发生了兴趣。科学家们希望从不同角度总结规律。兰利根据精确的实验数据给出了能量分布曲线。维恩从热力学的理论体系出发，以逻辑推演的方式给出了分布定律。普朗克认为维恩的推导过程不大令人信服，假设太多，似乎是凑出来的。他企图用更系统的方法以尽量少的假设从基本理论推出维恩公式。他把电磁理论用于热辐射和谐振子的相互作用，通过熵的计算，得到了维恩分布定律，从而使这个定律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瑞利看到维恩分布定律在长波方向的偏离，他认为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的能量均分原理似乎仍然有效，实验结果要比维恩公式更能反映高温下长波辐射的情况。普朗克看到了这一情况，他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把代表短波方向的维恩公式和代表长波方向的实验结果综合在一起，这就是普朗克辐射定律。这是一个经验公式，普朗克作为理论物理学家需要探究这个公式的的理论基础。当他最终按照玻尔兹曼的统计方法推导出黑体辐射公式后，发现必须引入一个能量不连续的谐振子假设。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能量是不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当科学结论与经验常识相违背时，坚持真理才更显珍贵。
    同样狭义相对论所预测“动钟变慢”、“双生子佯缪“要分别等到1993和2010年才得到精确验证。1993年当
    第一套成型的GPS系统投入使用，其授时系统与地面的误差精确符合"动钟变慢"效应。2010年NIST比较
    一个在地面的原子钟和在高速火箭上的电子钟，证实了双生子佯缪。而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要
    到2016年才被LIG0探测到，当时位于大麦哲伦星系方向13亿光年外的一对双星黑洞发生了合并，约有
    相当于3倍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辐射出来，使GO的两个探测器的干涉条纹发生了约千分之
    一个质子半径的细微变化。
    回到社会科学领域，现在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认同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作出的精确预测。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一一复辟与反复辟的理论依据》中分析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框架。1.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消灭了资产阶级但却保留下资产阶级国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
    2.保留下来的上述两项，在共产党领导下又会如何演化？3.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如何丧失的？4.领导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关系。这个逻辑框架就是对毛主席那段著名论述的推导：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人们根据常识是可以区分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的，但是常识不能代替科学的抽象：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虽然日常生活看似提供了各种选择，貌似拥有一些基本权利，但是人民的权力却是根本丧失了。不承认这一科学理论就不能解释现实；没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无从对未来走向作出判断和预测；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一切改变，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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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
    编者按：我们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黑暗隧道。这段路还很长，我们间或抬头，黑色岩石也会折射星光。正确的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时常复盘走过的路，可以让我们更坚定前面要走的路。张角一文基本成型于十多年前，对于今天而言是不是老调重弹呢？不是这样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与实践的高度结合，所以这决定了她不能无聊地低水平重复，而是契合进现实后进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这次的版本更新了第六章《文革的制度创设》，上承原版的第三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变更”，第四章“对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分析"，及张角的另一篇论文《略论政党问题》的第二章“资产阶级党争的事例与分析'。基本上阐明了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对于国体、政体、政党一系列认知。如果这个萧索的政治冰期还很长，那么就让所有严肃的革命者抱团取暖，上下求索开辟道路。
    引言
    我们需从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切入。中共九大以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毛主席在国体与政体的变革上有重大的战略部署。“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我们姑且撇开林彪反党集团对此部署的发难细节，撇开林彪反党集团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政治阴谋，我们单从无产阶级专政史，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的角度来探讨毛主席的重大的战略部署。这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体将有很大帮助。
    一.国体，政体，学说史
    国体就是国家的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当今世界绝大数国家的国体是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世界也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与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是主动阶级。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无数革命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未来新人类浇灌着幸福之花。在20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在地球的很多地区实践过。今天，马列毛主义者要想在全世界复兴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要在世界各地砸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必由之路。谁不这么做，谁就必遭失败；谁对此口是心非，谁就是革命的叛徒。
    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分析与研究，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创造性地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学说也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起经历的几个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史及其学说史
    历史分期
    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标志事件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代表作
    1848-1871
    法国工人六月起义
    《共产党宣言》
    1871-1917
    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
    《法兰西内战》
    1917-1966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国家与革命》
    1966迄今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文革中一系列重要论述
    以及基于这些思想进行阐发的若干重要论文：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历史细节与经验得失，我们不打算在本文展开，期待以后有时间写出这方面的专著。我们由上述脉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人类实践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国体，已经有了173年的经验与教训。而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若从1573年尼德兰革命算起，大约经历了436年。新生事物要取代旧事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按照《国家与革命》中证明的相关原理，未来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的，也就不存在国体问题。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的最后一个国体，按照辩证法的相关规定，这一国体是非常特殊的，它将不断抛弃自己的旧形式而走向消亡。但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消亡不是自动的，自发的，而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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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体是纲。一个国家确定了谁是领导阶级，谁是主动的阶级，势必要求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便是政体。领导阶级如何实现统治，如何巩固阶级利益，如何使一切天经地义，这便是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都是代议制的，即通过选举产生议员，组成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世袭或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行使权利，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内阁以及内阁首脑，而内阁及内阁首脑对国家元首或议会负责行使行政权。在不同的国家，国家元首与内阁首脑的权力划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有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他们之间的区别与沿革，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二.代议制和代表制
    与资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代议制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那一年英国的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国王收税要通过议会，王权遭到抑制。简而言之，代议制就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议会与议员，议会责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这种政体的特点就是议政分离。
    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示意图
    行政部门
    总统向国会建议立法
    总统委任联邦法官
    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
    可以对是犯美国的罪行数免怎同
    法案
    立法部门
    为行政部门拔款
    找款给司法部门
    可以推潮总统的
    可以设立或取消较:级的联邦法院
    否决
    司法部门
    可以宣布总统或
    可以宣布国会的立法
    致府行为造光
    违宪
    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是扯皮的清淡馆，《国家与革命》对此的经典描述是：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
    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代表制始于巴黎公社，臻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委员会。1967年上海工人阶级向党内资产阶级夺权，率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其后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革命委员会，就说明了这种历史渊源。这种代表制的特征是什么？代表仍然通过选举产生，但是代表”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
    以上的区别，列宁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接下来再说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采取新国体，即唯一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国体的国家。在当时还有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要独立，要解放，要翻身。在这些黑暗的土地上，反动的统治阶级无比残暴，而资本主义又无比的脆弱。这一类国家是否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类国家是否需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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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若干思路：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完美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是毛主席。1939年毛主席和其他同志在延安与其他同志合写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的第二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论点，其后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加以阐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当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需要一个前奏即“新民主主义”；但是“新民主主义"并不意味着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个特殊的国体，然而适应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一个特殊性。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国体有一种特殊类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专政。
    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专政"相适应的政体是什么？毛主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国体一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一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政体的特征：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政府。这样既表现民意又能指挥革命斗争，故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我们发现新民主主义的政体具有代表制特征，但是又是议政分离的。所以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兼具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特征。
    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探索还有一个突出贡献：民主集中制既是政体，又是革命先锋队内部的组织原则，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欲治国，必先治党。这开启了其后革命委员会与党的一元化领导结合"的政体设计思路，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只是个过渡，是个矛盾体，这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谈话，1967.3）
    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所以其政体具有代议制与代表制两重性就毫不奇怪了。但是，如果共产党选择长期滞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路线，那么其实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我们将得到几个推论：共产党必须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必须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下典型的代议制，否则就是不伦不类的代议制。今天中修当局的演变正好符合这个推论。
    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与政体就应该被扬弃，因为代议制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代议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基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确立的代议制政体有其历史合理性(参见前文所述的“两个特殊性")，但若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及时变更，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温床。一句话，向前走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所特有的代表制，向后退便是清谈馆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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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变更
    有两种变更，一种是变得更好，另一种是变得更坏
    先说说变得更坏的情形。这种情形在苏联发生过，从苏维埃的代表制演变为挂苏维埃牌子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代议制”，最后又变为不挂苏维埃牌子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其政体沿革可概括为：杜马一>真苏维埃一>假苏维埃一>杜马。
    按照历史经验判断，现在的朝鲜与古巴也会步苏联政体沿革之后尘。
    为什么会变得更坏？为什么"代表制”会滑向代议制？
    我们先来看看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对苏维埃代表制的解释，应该说这是严格按照《国家与革命》的原理来加以阐发的：
    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一一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国体-政体“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问题在于，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对国体有反作用。国体是纲，政体是目，纲举才能目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详见陈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载于星火导刊第20期第53页)，也就是说国体问题上的悬疑导致了政体也有悬念。
    既然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那么试问“党变修了怎么办？”？斯大林的手段是“清洗”，但是“清洗”并不是制度建设，因而无法上升为政体探索。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怎样拱卫“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怎样成为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苏维埃代表制怎样不变成清谈馆式的代议制？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是什么？
    不解决这些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就无可挽救地向坏的方面滑去。下面让我们稍微展开一下苏维埃历史沿革的细节。
    1936年苏联宪法修改了选举方式：由以前的按生产单位选举，变为按地区选举。最高苏维埃制代替了原来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由代表制向代议制演变的第一步。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主加强并扩大苏维埃内部的常设委员会，为此苏共中央在1957年1月通过一个所谓《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1962-1966年第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成员比1938-1945年的第一届增加了3倍。苏共党内资产阶级本意是想让常设委员会督促各部，主管部门的工作，结果议政分离进一步加剧，官僚机构持续臃肿。这种不伦不类的代议制后来终于在苏联分崩离析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民族苏维埃本来只是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结果却成为与联盟苏维埃平行的权力机关，其后“尾大不掉"搞成了两院制，表现上看可以相互制衡，实际上后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平衡权力争斗的“泄洪阀”。正如中修当局所搞的“两会制”（人代会与政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滑稽的两院制。
    以上我们所展开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政体越变越坏的情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变更呢？其一要考虑国体的变更，当着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变更是迟早的事情。其二要考虑到变更过程中一些细节，例如“按生产单位选举，变为按地区选举”，事实上就是让人民群众放弃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切入点，从而使选举与行政脱钩，于是代议制便大行其道。关于这一点，我们略作展开，其后还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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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也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选举。毛主席说：“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干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凉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同他们讲过话呢！”（《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
    毛主席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所以一旦脱离生产单位进行选举，立法权与行政权势必是分离的。立法机关一旦剥离去行政机关，势必要求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监督，这一连串代议制的弊病，就像酵母一样不可回避。
    我们再来说说变得更好的情形。在这里我们只说明由坏变好的思路，至于好在哪里，为什么好，我们将在后文篇幅中详述。
    前文我们已经论及无产阶级专政下代议制的不足之处，但是要纠正这种不足，需要革命的疾风暴雨。首先要打破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政体不可变更的迷信。修正主义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了一党独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形下借助代议制的某些形式使整体获得改善几无可能。而只有革命才能冲破那一潭死水。
    政体究竟应该怎么变？我们已经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继续革命的方法才能使人类走向“不需要国家"的新境界，即只有通过继续革命的办法才能使未来新人类不再需要国体。在这一总纲下，我们才能探讨政体之变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她在某些地方已经不能适应继续革命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找到一种制度”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一制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得到了初步的描摹：应该存在一种组织，这个组织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这个组织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个组织的成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文革爆发以后，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找到这样一种组织，这便是革命委员会。毛主席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对这次政体变更予以了确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政体诞生了，下面我们来掸去中外反动派扣在她身上的种种污蔑之词，还原一下人类文明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四。对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分析
    先分析一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哪些问题。
    1.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实现了精兵简政
    举个例子：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时，工作人员是全国最多的，共有1200人。即便是这样，也比旧省委，旧省人委的人员编制总和缩减了70%。可想而知，原来的官僚机构多么的庞大。
    1.改变了选举制度
    变行政区域的形式主义的普选为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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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1.实现了列宁的设想"“议政合一”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
    纵向看
    中央政府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管外交与国防，这些方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里“集中"的一面。
    横向看
    地方政府与地方权力机关合并为革命委员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与中央适度分权，这些方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里“民主"的一面。
    然后再梳理一下“革命委员会"的创新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兼具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特征。而革命委员会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合理扬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功能被继承下来了，而人大委员会与党委会的功能却合并了，合并后功能由“革命委员会"来继承，地方政府的职能被弱化了，它被并入“革命委员会"行使职能。三套班子整合成一个领导集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一变化首次在制度上保证了“议政合一”。
    2.民主集中制贯穿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民主集中制本来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次把这一原则上升为政体。革命委员会由于实现了三结合（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军队），则使这一组织原则在革命政党，群众组织，革命军队里得到融会贯通。这一融合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强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治党，治国，治军三位一体。政党与军队同时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立法行政与司法完全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明确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3.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帮助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踢开了因循守旧的旧党委，广大的党员与干部也在革命运动中得到了检验与考核。“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见《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这种自下而上的开门整党的办法，已被实践证明为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不足以完成吐故纳新。
    4.弱化了国家元首的职能。由于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与中央政府适度分权（外交与国防除外），由于全国人大在立法，释法，外交方面通过其常设机构行使职权，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故国家元首已无设置之必要。国家元首这一人类几干年私有制的产物，可以率先退出历史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元首先于国家消亡。这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所探讨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最后说一下革命委员会对于未来政体设计的启示。
    1.“三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与工代会）的基础作用有待加强。理论上讲，革命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包括了“三代会”在内的广大群众组织推选产生的权力机构。那么“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指的代议制那些所谓的条文制衡，而是以实际的革命行动来制衡，就像革命委员会兴起时那股闯劲与干劲。“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不能仅仅成为一哄而起的临时选举机关，一旦选举完毕则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则不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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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一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代表会与委员会的矛盾。
    2.革命的秩序与制度靠人来实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一定任期的，这与群众所要求的“随时罢免”仍有一定距离。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代议制下的议员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是不以人为的主观制度所转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难免落后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制度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诞生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二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
    3.有些中国的泛左翼主张多党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都只是形式。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如果沉溺在代议制的大染缸里，一样会背弃人民的信任，成为议会清谈家。这从尼共(毛)将近1年来的执政表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客观现实，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的办法只能是继续革命，一切政体设计必须围绕着革命斗争，而不是臆想出脱离革命的僵硬制度。国家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消亡的，而不是在和谐中走向消亡的。
    4.我们从革命委员会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这一案例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之处在于她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新陈代谢，这也是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我们还看出：随着革命委员会帮助“整党"的不断推进，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断内化于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革命委员会逐渐融为一体，由于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革命委员会同时可以改善政府职能，帮助整顿军队。这趋势就是政党消亡的趋势，国家消亡的趋势，军队（暴力机器）消亡的趋势。
    关于这个趋势，我们再做一定的分析：
    “三结合”（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结合）形式的初衷是：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
    我们从"三结合可以看出三个要素的融合：
    革命军人一军队（暴力机器）消亡主要依靠革命军人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如果军人始终留在兵营里，那个军人身份势必变成一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职业。
    革命群众一国家消亡主要依靠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群众要对暴力机器有感性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革命群众要对政党的运作，行政机关的运行有基本的感性的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群众在文革中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然后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干部一通过三结合才能不脱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通过三结合帮助自己整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三结合"在政体设计上与”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的天然契合。其实在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式，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第一个版本：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以上这两段话，还有另一个版本，也很重要)
    第二个版本：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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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
    “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以下段落两个版本的文字都一样)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可以这样说，“五七指示"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找到了“三结合"这种形式，“三结合”"在政体上的体现便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
    因此综合3、4所述，我们从革命委员会这一政体设计上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特点：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
    五.未来国体与政体之猜测
    我们站在了新一波共产主义运动的潮头浪尖。我们对于国体与政体应有一大致的设想，以期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能坐稳红色江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未来中国的国体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未来中国的政体即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代表会）的结合，以此体现民主集中制。苏维埃代表民主的一面，革命委员会代表集中的一面。革命委员会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
    可以设想在反修反复辟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每一片土地上都会冒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的形成是基于生产单位的，就像当年土地革命中乡村是基本的生产的单位。今天反修反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从工厂结构或办公室结构开始的，并由此形成一定行政区域的武装割据。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红色区域内，各行各业小苏维埃合并成大苏维埃，其执行机关也由小合并为大，最后形成这些红色区域的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可及时撤换革命委员会，可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不信任，但一旦形成正式的革命决议就应当坚决执行，绝不可有半点的虚无主义，任何怠工与松懈都是对革命犯罪。
    通过持久的武装斗争，使整个中国成为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的天下。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全国性政权可以叫苏维埃（中华），Soviet of China.。苏维埃（中华）应该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个野蛮与落后的名词”，“中国原疆域只是实际控制线，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只是这个区域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民族色彩”。
    苏维埃（中华）应立即宣布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筹备委员会，宣布苏维埃（中华）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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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中华）应该很容易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苏维埃（中华）支持台湾人民成立苏维埃（台湾），苏维埃（台湾）可以并入苏维埃（中华），也可以独立的身份加入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只要台湾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苏维埃（中华）就有理由在合适的时机解放台湾，帮助台湾人民建立苏维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上个世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匪败退台湾，其后国民党残匪继续迫害台湾人民，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兴起，他们联合本土的小资产阶级造就了台湾独立运动，必须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若放在19世纪测有进步性，然而今天台独运动只不过帝国主义者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而已，台湾本土资产阶级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残酷压榨台湾人民，他们在大陆投资设厂，把魔爪伸向了大陆，他们与中修当局沆瀣一气，都属于中国人民首要打到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台湾独立来打压苏维埃(中华)是办不到的，因为苏维埃（中华）不承认民族国家。
    苏维埃（中华）要推动日本，南朝鲜，蒙古，越南人民的革命运动，直到形成巩固的苏维埃（东亚）。
    苏维埃（中华）要推动苏维埃（南亚）的实现，要向原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地区送去马列毛主义，帮助当地的革命政党破除修正主义迷雾，帮助他们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苏维埃（中华）积极援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人民的解放事业，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苏维埃（中华）积极帮助红色高棉的重建，苏维埃（中华）与苏维埃（菲律宾）携起手来，致力于苏维埃(亚洲)Soviet of Asial的早日实现。
    随着苏维埃（非洲），苏维埃（拉美）相继成立，世界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实现了总包围。
    我们不期望“不战而胜”，我们希望"来之能战，战而能胜”。
    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人类告别史前史的一个开篇，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等着我们，革命不会
    一帆风顺，还会有各种反复，我们只是初步探索出继续革命的体制，然而这个体制本身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还是那句老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六.文革的制度创设
    复辟以降，整个政体与国体混乱不堪，既无社会主义法理也无资本主义法理，靠耍横残喘度日，临深渊而痴人做“梦”，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无非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而已。本文要探讨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制度上的建树，作为未来革命重建之理论铺垫。
    首先举一对例子作为讨论基础。其一是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其二是美国旧殖民地十三州先后批准联邦宪法。我们不再复述其中流变与曲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1月31日，至新疆及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整整20个月。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只要有十三个州四分之三批准，宪法即告批准。美国宪法从1787年9月17日联邦制宪会议表决通过起，到第九个州通过是1788年6月21日，最后一个州通过则是1790年5月29日。这对例子都是由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文革的政体变更目标很明确，通过重组地方政府来改组中央政府。最后经过党的
    九大，十大，四届全国人大予以确认，定鼎之作就是1975年宪法。我们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简洁的宪法，其对国体政体的描述是未来革命重建的法理基础。
    靠蛮横及阴谋得逞的复辟小丑，宣扬什么“法治”，勾兑所谓“宪政"，但是他们的起点规定了他们的终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反观美国资产阶级的确有着些许制度自信，其表现在自宪法批准后，宪法的主体没有变动，早期选举权的规定赫然纸上，一个黑人有五分之三的选举权，妇女没有选举权等等。其变动通过宪法修正案（比如人权法案）来实施。我们在这里讨论制度创设，也将以1975年宪法为蓝本，作为随时代变更的内容，可以作为宪法修正案添加，比如1975年宪法没有写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是我们通过惨痛的复辟教训认识到这一条，那么将来我们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可以把这个八个字写进去。对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我们的更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其一，我们认为文革的制度创设，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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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我们建国以后，毛主席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十七年反动官僚的抵制
    一直处于某种悬置和架空的状态。毛主席反复说过“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见《论十大关系》）我们与苏修不同，苏修那套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是专家治国的产物，这种计划经济严重依赖少数知识分子。后来苏修在休克疗法里彻底完蛋，而那些熬制夺命汤的丘拜斯，盖达尔全都是搞计划经济的出身，这不是很滑稽嘛！我们是“马上得天下”，我们从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在很小的窑洞里指挥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净，陕北那个地方非常贫瘠，养不起很多公家人员，更何况也没有那个必要，干革命需要“文山会海么？需要林彪集团提倡的“早请示晚汇报“那种庸俗做法么（林彪自己打仗从来不搞这套）？需要蒋介石从最高统帅部一个电话打到前线营长吗？我们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营长不可能接到毛主席的电话，但这恰恰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很重要一条就是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我们“马上得天下靠这一条基本经验，难道到了“治天下的阶段这个经验就失灵了？就变成只要刘邓拍脑子，而底下只做驯服工具即可了？其结果就是到了大跃进刘少奇乱刮五风，地方大员瞒上欺下这种局面。
    可见解决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解决好这对基本矛盾，是实现政体变更的关键。我们在延安的办事机构非常之小，毛主席主要就是通过电报和特派员与各解放区建立起联系。所以到了革命胜利以后，毛主席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文革
    为什么能从地方先搞起来，先有既成之革命现实，再有定鼎之革命宪法，也是一种历史规律。这一点如果对比美国资产阶级建国，也可以得到足够验证。先有各殖民地抗英之民兵，后有华盛顿之大陆军，而大陆军的给养也要靠各州支持。从独立宣言发表之后到美国1787年宪法被批准，中间这段时间各块殖民地是靠《邦联条例》来维系的。只是到了美国人民认为没有中央政府不能巩固革命成果，各殖民地才召开费城会议来商讨政体与国体。华盛顿一些大奴隶主，一开始就满足于做寓公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所以回过头来看1975年宪法，也是经过了文革的实践，对政体变更的一种确认，这里面既有我们从建国起固有矛盾的解决，又有对于革命法理性的延续与继承。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法理性，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需要另文阐述。
    同理，我们在探讨地方与中央关系时，也不必照搬照抄所谓联邦，邦联那套资产阶级的陈腐概念。原因在于这些就概念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中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着几干年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当然这里面绝大多数属于旧式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不在我们这个篇幅内讨论。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我们建国前各苏维埃根据地的经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各解放区的经验。建国后，刘邓集团，主要是刘贼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囫囵吞枣，把苏联那套整个的搬进来，就像当年王明瞎指挥一样，行政的，经济的，党务的，军事的完全的苏式化。苏联那套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办法，若从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算起，其实他们的经验并不比我们丰富多少。我们从毛主席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算，我们的整个革命运动就包含了行政，经济，党务，军事这些所有的经验。苏联那套对于治理苏联，尚且有集体农庄管卡压诸多问题，毛主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完全照搬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就更少了。我们的经验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也与我们自身几千年帝王将相、资治通鉴里的经验不同。比方说美国宪法可以比较明确的厘定州权与联邦政府的权力。但是就很难用那么几条杠杠来说明聂荣臻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实际权力。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聂荣臻的权力比美国州长大多了，某种程度上比山西的阎锡山的权力还要大，但是聂荣臻是听毛主席指挥的。国民党内派系军阀哪个握有那么大的党政军权力呢？没有。蒋介石一天到晚琢磨资治通鉴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但是他解决了吗？没有。国民党依然四分五裂。
    苏联那套管头管脚的计划经济同样不适合我们。计划经济凭什么所有社会主义阵营都要一样？凭什么要以苏联的经验的作为正确答案呢？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政治学经济笔记就十分鲜明的答复了那些只知道崇洋媚外压迫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们。欧美那套，蒋宋孔陈早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试过了，不灵，所以他们滚到台湾去了。苏联那套，刘邓也试过了，不灵，所以邓修后来搞复辟也抛弃苏修那套。邓修的复辟并不是自上而下靠官僚机构推动的，与苏修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但是复辟走到今天，也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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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弩之末。什么是灵的呢？文革十年，一试就灵。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地方上自给自足，采用小型化，本地化的生产技术，反对苏联那套专家路线，物质刺激。行政要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对于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则采取：将中央管的企业下放给省级地方管理，将财政收入中除中央管企业的收入、基建、文教、国防、外援及关税外，都划归地方财政。各省政府提出收支指标，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后，地方包干，收大于支部分定一个绝对数上缴中央，其余归省支配，地方财政赤字自求平衡。地方得到灵活处理“五类小型工业"企业的税率的权力。其二，我们认为文革的制度创设，旨在解决专政与司法的统属。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专政解决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司法只解决是非问题。专政高于司法，专政统领司法，专政是统帅，司法是工具。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这些角度出发，否则套用资产阶级的诸多陈腐概念：法治，法制，制衡，三权分立，除了隔靴搔痒外，只能证明开方的人是个庸医。
    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说“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几年来一直是同毛主席对抗”。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检完全是抄苏修的，群众早就说该取消。"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示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澈销。在1970年2月15日的宪法修改小组会上，康生提出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他提出，现在的"立法、司法、行政是分离的，但实际情况是统一的，这是最大的矛盾”，解决办法就是要“立法、司法合
    一”，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院的职权”。后来这在1975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为，"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要从实际出发。斯大林所创设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居功甚伟，但是我们在第三节就讨论过“两朵乌云的问题，专家路线包办代替是肇因。我们必须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把斯大林的这个专政体系丰富完善成熟起来。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一个最后的统治阶级，一个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统治阶级，一个导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
    对照美国资产阶级实践的三权分立，资产阶级作为那片土地上的统治阶级也是慢慢成熟的。美国人富于实用精神，不喜欢吊书袋。比方说，美国宪法只是在概念上规定了三权分立与制衡，但是最高法院一开始是很弱的，没有实际的制衡能力，因为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由国会批准，如果总统和国会对法官不买账，最高法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直到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才有所改变，此时距宪法生效已经
    十多年了。简单来说美国第二任总统是联邦党，而第三任总统是民主共和党，第二任总统在其离任前夜突击任命了一批法官，希望通过控制同法权而与民主共和党对抗。但是第三任总统命令国务卿扣押这批法官的委任状，其中一位被突击任命的法官马伯里就状告国务卿，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强制国务卿执行，那么最终结果就是鱼死网破，大权在握的国务卿怎么可能执行最高法院的一纸空文呢。反之，如果最高法院判马伯里败诉，那么联邦党内不答应，最高法院也从此权威扫地。所以此案是检验三权分立的试金石。美国统治阶级选择了相互之间妥协。此案的判决最后说：马伯里起诉是对的，根据宪法，他有这个权利。但是，根据宪法，最高法院无权受理他的案件，他告错了地方。最高法院只接受州政府代表和外国使节的案子。所以马伯里应该先告到地方法院，如果不服，再由地方法院呈送到最高法院。谁都知道，这无非是两党各给一个台阶下。因为这个案例，最高法院才实际逐步获得“违宪审查"这项基本权力
    我们在分析资产阶级统治经验时，更多选取美国而非英法等国，原因在于美国资产阶级没有历史包袱，是个相对原生态的标本。回过头，我们再看我国的复辟历程，复辟党那可是很痛快地文革的制度创设收拾的一干二净，不要说妥协了，那可完全是横气冲天。横人的结局只能是横死，因为他们听不懂别的语言。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经历了复辟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可能是中断几十年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我们如何能把文革的制度创设臻于完善的问题。对待复辟，那自然要用专政手段，那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专政之外，毕竟还有一系列的司法细节。群众利益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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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专政与司法之间，除了专政挂帅的一面，还有司法居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面。专政这一面，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一节中有着十分细致的论述，我们应当从中读出“谨慎“俩个字，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一位“九大”代表回忆当时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
    文革中一个规模庞大的“砍监放犯”实践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典范。“黑龙江开监放犯十余万，从1967年至1970年，全省59个单位先后砍掉57个"；“新疆1970年3月1日至1973年3月10日，除第一监狱外，19个在押犯单位整建制地移交”；“江西到1969年4月，省劳改局和全省各劳改、就业单位，全部或分别被撤消或交出”；“安徽38200名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毛主席在1967年8月4日给江青又写过一封信，这是自1966年7月8日那封著名的信后又一封重要的信，直到今天复辟当局对这封信全文讳莫如深，根据当时的传达情况看，毛主席就专政与司法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答。毛主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专政。根据相关线索，毛主席在信里还提出了给左派发枪，以及武装左派的重要论述。这一制度创设，苏联没有可作对比的。唯一可作对比的是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就是全民持枪。前面说过，华盛顿的大陆军的基础是各州的民兵，而列克星敦第一枪就是民兵打响的。从侧面事实证明，美国全民持枪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与治安混乱。相反一个菜刀管制的国家却坐在了全民包围的火山口，只等待横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要实现革命重建与复兴，我们必须从文革的制度创设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总结正反教训，抛开陈腐概念，勇于实践勇于总结，力争上游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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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简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
    一、剥削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
    一切反动派、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镇压人民群众反抗，都要钳制言论，不许人民群众乱说乱动。钳制言论有软硬两手，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更多采用硬的一手一一"焚书坑儒”、“禁书”、“异端裁判”、“文字狱”，等等一一对质疑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威胁其统治的“异端”大杀大砍，予以暴力镇压。而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中，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非常进步的作用。在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在钳制言论上更多采取软的一手一一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则通过把绝大多数言论机关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通过使言论为资本谋利而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从而麻痹人民群众的头脑、把反映劳动群众利益的“异端”思想“小众”化、边缘化一一来保证资产阶级对言论领域的统治。当然，在资本主义遭受严重危机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没有世界霸权的后发帝国主义国家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硬的一手（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来钳制言论。一一以上，就是剥削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
    某国统治阶级在钳制言论上又有新的"创新"。就像有观察家总结的，在某国，是将”1984”和“美丽新世界“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既有"1984"式的恐怖官僚极权，通过强力严厉封杀、镇压一切“异端言论；又有美丽新世界"式的“娱乐至死”，通过资本控制的言论机关、文化产业的商业化、低俗化来腐蚀心灵、麻痹头脑。而这是由其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由党内资产阶级蜕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独霸某国的政权，握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倾向于运用官僚极权的方式来控制言论。而该国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早已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因此社会经济的运行必然遵循资本的逻辑。作为资本控制的产业的一部分，言论机关和文化产业必然要为资本增值服务，所以也必然走上商业化、低俗化的道路。
    某国统治阶级一段时间以来对言论的控制愈加严厉，"1984"式的手段进一步加强。结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对种种“敏感"内容大肆封删，“关键词”甚至搞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厉行信息封锁，封杀种种“翻墙”工具；加强对娱乐工业的控制，使其更好地服从官僚资产阶级。这反映了在经济下行、内部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稳固权力而加强了在言论领域的专政。这些措施，表面强悍，实际上体现的是虚弱和愚蠢，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客观上促使更多群众觉醒。
    二、关于“言论自由”，驳“自由派”和五毛党”
    关于“言论自由”，自由派一贯为之鼓与呼。然而他们所鼓吹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言论自由”。也就是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由资本家（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控制言论机关、决定言论的内容和传播范围，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则无法实质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言论。剥削阶级控制言论，靠的是看的见的手（通过国家机器强制管控）和看不见的手（依靠剥俏削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来控制言论机关，使自己的言论影响最大化而劳动群众的言论影响最小化)这两手。而自由派只反对控制言论的“看得见的手”，却对剥削阶级的“看不见的手”视而不见。这实际上体现了自由派自身的阶级性：自由派反映的是对官僚资产阶级不满的私人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及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自由派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中一派的言论自由，而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关，
    而“五毛党"则往往会指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虚伪，指出其形式上自由、而实质上的不自由。然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比烂。他们不是从这样的结论出发，指出必须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的进步结论，而是用“哪儿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为借口来为官僚资产阶级辩护。这不过是反映了他们官僚资产阶级走狗的本质。特别要警惕一些打着"红旗"的五毛，用马列毛的词句来把官僚资产阶级的言论专制涂抹成打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红色"措施一一这是最恶心的，实际上是在人民群众中败坏马列毛主义的声誉。
    “自由派”和“五毛党”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都只是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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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列毛主义者，则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劳动者的解放而斗争。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阶级社会中，“言论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言论自由”必然只局限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中，而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必然在实质上被剥夺言论自由。要为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言论自由。
    三、简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
    在这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慢慢长夜中，在这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愈发残暴和反动，而全世界人民都在苦苦寻求出路。
    由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都因走资派篡夺而失败，由于第一波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特殊形势和缺乏经验而导致的艰难曲折，由于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都尽全力污蔑抹黑无产阶级专政，使得许多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误解和偏见，从而看不到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的真正出路
    这就要求马列毛主义者驳斥资产阶级的污蔑攻击，向劳动群众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展望无产阶级专政的光明前景。
    这里，笔者就尝试简略描绘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从而帮助劳动群众认识到反对统治阶级言论专制、争取自身真正言论自由的出路。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就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言论机关、言论工具，亿万劳动者平等地享有发表、传播言论的自由和权利，而剥夺少数剥削者控制言论机关、工具的权利。也就是说把言论机关、言论工具从资本家和官僚的手中夺过来，变为由亿万劳动群众直接掌握的“公器”，发动劳动群众充分使用这些公器”，从而实现阶级社会中最广泛的、真实的言论自由。同时，也依靠劳动群众的斗争，剥夺剥削阶级使用这些”公器"的权利，批判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错误言论。这也就是在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必须指出，不能把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由少数“革命领袖”、“革命干部”来代替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不能理解为由少数“革命领导"来决定什么言论是正确的、什么言论是错误的，来规定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思想、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言论，而广大群众只能服从。这在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是存在严重教训的
    历史上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由于需要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因此只能把权力集中在经过考验的革命干部集团手中，通过革命干部集团来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但这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而绝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因为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集团，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的严密监督，没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实现吐故纳新和改革不合理体制，就必然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蜕变为资产阶级，从而把代表无产阶级行使的权力篡为己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丑恶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在言论领域，就是丑恶的官僚专制（根据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同形式，官僚专制与“通常"的资本控制会有不同程度的结合)。特别要警惕的是，在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往往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形“左"而实“右"的策略。就是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为名，实际因言设罪”，把无产阶级造反派打成反革命，镇压无产阶级群众、剥夺无产阶级群众言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
    新一代无产阶级必须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是应有之义。只有无产阶级充分享有言论的自由，只有无产阶级中各派力量都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只有先进和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各种言论进行充分的交锋，只有无产阶级群众对不同的言论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鉴别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能有效担负起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责任。
    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完全有成熟的条件突破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一一不把权力集中在少数革命干部手中，而由广大工人群众直接掌握权力。
    在言论领域，首先就是要把言论机关、言论工具直接交由广大工人群众掌握，而不是仍旧由少数”干部”、“知识分子"控制。这是实现工人阶级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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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能再建立审查和控制言论的官僚机构一一用官僚手段控制言论是最愚蠢的手段，是根本上与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的。要相信广大工人群众有着足够的鉴别能力去鉴别言论，有足够的觉悟去弘扬正确的言论、批判错误的言论。即使错误的言论、反动的言论，也有其反面教材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采用官僚的手段来来审查、控制言论，而必须把各种言论都交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鉴别，由工人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支持还是批判，弘扬还是限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保证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享有基本的言论工具。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
    达的今天，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可以为每一个公民都免费分配一个微博、一个博客、一个论坛、一个视频网站的上传频道、一个网络直播间等等。保证公民通过这些工具发表言论的权利。此外，还要在一切单位、社区以及城市的适当公共场所设立大字报栏（在当今技术条件下，可以是电子形式的)，保障群众通过大字报来向公众宣传自身主张的权利。
    对于报纸、刊物、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机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就像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一样，要将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收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但是仅仅有国家所有的形式，还不能保证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国家所有的形式下，如果仍旧由少数官僚、知识分子控制媒体机构，而广大工人群众无法参与管理、无法实施监督，则实质上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媒体机构都必须实现革命化、群众化。各媒体机构所需的物质资源，都通过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民主决定后予以拨付，从而在物质上保证其不受资本家和官僚的控制。一切媒体机构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为人民服务为其唯一目的，因此一切媒体内容都应免费（或者以成本价）提供，都不能做广告，从而避免商业化、低俗化。在管理上，各媒体机构都应由工人阶级群众民主选举或抽签产生的代表团与该媒体机构的革命职工代表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来对该媒体机构实施具体管理。在内容生产方面，各媒体机构都应建立广泛的、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的“亦工亦记”、“亦工亦文”、“亦工亦导”的“赤脚记者”、“赤脚作者”、“赤脚编导"队伍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少数专业人士只作为技术指导为群众提供服务。各媒体机构都应接受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监督一一各媒体机构的发展或精简、创立或关闭，都应由工人阶级群众民主决定；工人阶级群众能够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来改组媒体机构、纠正其偏离无产阶级的方向。从而保证媒体机构始终为工人阶级服务。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证群众创立媒体机构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泛涌现各类革命群众报刊，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言论自由的生动表现，也是无产阶级群众掌握言论机关的重要形式。从基层单位、社区到地方、全国，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众发起（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媒体类型可以有不同数量的规定），就可以创建媒体机构，各级无产阶级权力机关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物质资源。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媒体机构。这些群众创立的媒体机构，也必须遵循前述的革命化、群众化的原则。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一个根本的方面，就是要保障无产阶级群众批评的权利，保障其“反潮流'的权利。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仍引旧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危险，因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所以在言论领域，就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群众有通过各种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批评各级党和政府路线、政策的权利，有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利。由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还必须保障无产阶级群众“反潮流"的权利，也就是有坚持和宣传不同于多数派的少数观点的权利。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利和“反潮流的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使这种批评、“反潮流"的内容是错误的，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决不能用官僚的、强制的手段予以压制，决不能通过国家机器来剥夺群众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在群众中的大辩论，来弘扬正确、批评错误。而要保障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使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真正掌握在工人群众手中，而不被少数干部所控制，就必须保障少数派群众也能掌握一定的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先锋党通过提出正确路线、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来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言论工具和机关、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来宣传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正确言论、批判错误言论，以此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先锋党也要接受广大工人群众的言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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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言论自由的概况。在充分吸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在工业化、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上，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实现劳动群众最广泛、最真实的言论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家残酷剥削、被资产阶级国家严厉镇压的工人群众，从来就是言论领域的隐形人，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控制的言论工具和媒体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将直接掌握各种言论工具和言论机关，将有充分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去自由发表言论、去积极讨论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这必然带来公共舆论的高度活跃和繁荣，带来文化的高涨。到那时，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就会显得是那样的狭隘、可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展望：到那时，资本主义国家将通过封锁网络、高筑“城墙”来封堵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一一因为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工人群众，将是最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舆论大军，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产生“致命的诱惑”，而对资产阶级的言论控制产生致命威胁。而“筑墙”"也只是螳臂当车，无产阶级国家将为世界人民提供最先进的“翻墙”工具，帮助他们突破资产阶级的信息封锁。到那时，就将是东风压倒西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榜样下，全世界劳动人民必将加紧斗争，把资本主义尽快送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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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之若王问题的思考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所谓政体，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政体是为该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专政服务的，这就是政体的根本作用和目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当然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实践来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并不是始终都能很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相反有的政体形式却有利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篡权，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复辟作斗争，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政体。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在过去实践中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新老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才能实现。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就应该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促进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镇压、限制群众运动；是群众监督、管理、改造国家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监督管理群众。具体来说，最关键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有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的机制，即要保证群众有能力、有办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来改变国家政权机关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改造国家政权机关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部分和打倒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中国文革前17年的政体，从有利于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说都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第一就是等级森严、机构臃肿、严重脱离群众；第二就是基本没有吐故纳新的机制，权力垄断在党的干部手中，普通群众基本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全面监督、参与、改造国家机关。这种政体的缺陷也正是新生资产阶级产生和篡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缺陷，十年中创造了伟大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教训川主要在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政权机关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保证群众自下而上造反斗争的权利，如何把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从体制上加以巩固落实，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的政体应该是精简高效、密切联系群众的；应该是充分保证群众对国家机关的全面监督、参与和改造的；应该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实现吐故纳新的。一句话，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二.选举和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总结文革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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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述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选举，而是深刻揭露了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的虚伪。选举不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公正的，而是有着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的。资产阶级的选举就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选举的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也就是说广大群众完全是消极的看客，始终只能旁观几个资产阶级政客集团作秀表演，然后在每隔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日中选择其中一个，而投票结束后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对这种选举造反有理，革命群众的直接行动毫无疑问地高于这种资产阶级选举，完全应该突破这种选举的限制，不承认其选举结果
    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选举如果不发动群众，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而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由干部、党组织提出几个候选人让群众选，那么也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选举。这种选举要么沦为纯粹虚假的形式，挫伤群众政治热情，要么选出的就是走资派。这样的选举必然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反而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是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选举。也就是说只有劳动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进行了充分的大辩论，各候选人在群众运动中都经过了考验并为群众所熟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要有选举。因为第一，选举是对群众革命运动成果的确认和巩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群众领袖，应该通过群众的选举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使其有充分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二，选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重要机制。通过选举，可以定期审查和改组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实现制度化。在文革中，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就没有很好地解决继续吐故纳新的问题，使得许多革委会又被走资派所把持，许多革命造反派又被排挤出政权机关。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选举和群众运动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机制。每一次选举，应该同时也是一次群众运动。在选举过程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揭露批判国家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要对国家机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大辩论，要发动群众提出改造国家机关的方案，并要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候选人，最终通过选举实现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积极领导这样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发挥其先锋队作用。
    三.党和群众组织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先锋党又可能蜕变为修正主义党，从而颠覆无产阶级革命、葬送无产阶级政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在先锋党蜕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还能够自下而上地纠正先锋党的错误路线，整顿、重建先锋党？这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泛左翼“中一些人提出了“多党制”作为解决方案。我认为“多党制”、”一党制都只是形式，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防止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开了继续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无论”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将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多党制"也完全可能成为走资派愚弄群众、进行分赃的工具。
    而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和逻辑来说，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党，只可能有一个。因为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只可能有一条。而如果都接受同一条正确路线的话，那么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没有理由保持分裂状态，而是应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统一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在革命高潮和与敌人面临决战的情况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应该、也一定会统一起来。而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左翼政党，无产阶级先锋党和他们之间是正确和错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批判和斗争的关系，或者是统一战线中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些"泛左翼”党完全没有资格和无产阶级先锋党平等竞争”。
    那么，这样一个单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也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再分成几个不同的党来搞“多党制”。因此”一党制”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而“多党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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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党制”，而在于无产阶级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党，要能够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己经证明，革命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开展继续革命，监督无产阶级先锋党，造修正主义反的伟大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这一宝贵经验，为革命群众组织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要充分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自由，保证革命群众组织开展活动的权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却不能自由结社，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吸取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的严重教训，决不能把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打成反革命团体、反党集团。只要不进行武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即使有错误，也应该用说服的方式，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使群众自己来纠正错误，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无产阶级先锋党应该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同时必须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要允许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种反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反对是错误的，党是正确的。革命群众组织受到了错误思潮的影响，甚至受到了阶级敌人的操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党也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压服。因为压服是脱离群众的，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党应该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让群众在大辩论中自己发觉和纠正错误，自己来揭露个别坏人，最终达成团结和教育群众、分清是非的结果。
    第二种可能性：反对是正确的，党是错误的。那么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大辩论中争取大多数群众，并和党内革命派团结起来一起通过斗争来纠正党的错误。而如果党的错误发展成为路线错误，党发生重大蜕变的情况下，起来反对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就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雏形，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发动群众造修正主义的反，并和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一起打倒修正主义当权派，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
    党充分尊重并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及开展活动的权利，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积极监督党，对党的错误路线侧坚决造反，随时准备与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一一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实现的关系。
    四.代表会和委员会
    ”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
    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侧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井冈山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代表会和委员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委员会就没有了联系群众的组织纽带，群众就不能对委员会随时监督。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史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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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不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革命群众大联合的，直接由基层劳动群众产生的三代会(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但是三代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也没有明确三代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然而文革中的实践证明，革命委员会往往被走资派再次篡夺，而三代会、特别是工代会却成为革命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文革的经验、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建立直接从基层劳动群众中产生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以此作为选举并监督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代表会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群众对革命委员会实行吐故纳新的工具
    代表会也应该是议行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不应该像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那样自上而下地对群众发号施令，而是应该始终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来施政。代表会就是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每一个代表都应该成为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的联络员，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发动群众贯彻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同时又代表群众来监督革命委员会、决定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和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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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
    一，斯大林在理论发展中的过渡作用及其贡献
    在整个马列毛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这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到马列毛主义-脉相承的课题。本文仅从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展中的过渡作用及其贡献作一简单概述。斯大林理论的失足之处，也彰显着毛泽东主义的独创性。
    请允许我完整地引述斯大林的著名论文《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
    一一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一一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大大加强。而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高速度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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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就能够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并在我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注：黑体是我用的。一一约斯大林注），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斯大林所论述的党内右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从第二国际开始，尽管列宁曾把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抑或是在尼共毛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头等难题。
    与此相关的我们还要引用两篇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最新成果：陈斌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张正的《关于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若干思考》的第一节“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观点的不同”。
    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后，在最高苏维埃作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时，公然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由于在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了，因此苏联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而他们之间是不存在阶级矛盾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这个观点他一生是始终坚特的。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他认为这些阶级斗争都是由于旧剥削阶级的残余或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进行捣乱。所以他才主要依靠秘密专政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搞'大肃反。
    他的所谓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实际上他的原话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就将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前面那句话是赫鲁晓夫的歪曲。他也从来没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扩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旧剥俏削阶级残余和帝国主义就越加绝望，他们的破坏行动也就越发丧心病狂。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些观点中已经孕育了后来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萌芽。而且，从霍查到金正日，一直到现在的中共实际上都是承认斯大林的这一观点的（现在的党章中还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呢！)
    而毛主席的观点是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能产生一个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走资派，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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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党变修”，“国变色”，这两个现象是同一个矛盾的不同方面，矛盾的一方占主导地位时，即决定矛盾的另一方。这两者不存在机械的因果性，也不能简单地归为机械的决定论。中国的泛左翼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思路混乱，走向歧途一一不断绝望，不断虚无。
    斯大林已经认识到党内右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联系，这是其贡献。这在我们的引文中已经多次得以体现。但是他给出解释却是片面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因为他的解释是片面的，所以给出的所有药方都是针对小生产的。即用社会主义大生产来战胜”小生产”。历史证明，斯大林陷入了唯生产力论，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与因果性。
    同时，斯大林引述“小生产"论证复辟的思路，也为马列毛主义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
    马列毛主义者的解释更为全面，详见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方面春桥同志也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但是更为独创的在于其深刻阐述了毛主席若干论断：
    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
    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从领导权这一角度论述修正主义的产生，这是毛泽东主义的重大创新，有了这一创新，我们就能从阶级的角度分析"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大生产呢？还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即官僚垄断）呢？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理论失足的地方。
    春桥同志的精辟分析同样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从中修的复辟过程看，“小生产“只是产生了一般资产阶级，而“当权派"则形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一般资产阶级要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扶持，才能在整个复辟进程中兴风作浪。而罪魁祸首绝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斯大林用“小生产"来解释复辟，防止复辟，是完全本末倒置的。走资派完全可以对小生产"采取“无情打击"的手段，毫不怜悯地消灭“小生产”。但是一涉及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就要剥下画皮露狰狞了。
    二.毛泽东主义的理论的独创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确见解：“从领导权这一角度论述修正主义的产生，这是毛泽东主义的重大创新”。
    我们在《略论政党问题》里谈到：“政党同国家一样是私有制的产物，同义可得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研究政党若不分析阶级斗争，势必得出荒谬的政治结论。政党在阶级社会里，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或阶层为了取得、支配、保持政权(By the Power,.Of the Power,For the Power)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在《论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技术》里提到阶级斗争直接决定历史。但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以上这几处，将作为我们对独创性论述的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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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正是毛主席，严格地科学地运用了唯物史观，透过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无产阶级丧失领导权造成，领导权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必须夺回这些权力。而权力易手则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我们不得不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但是存在大量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领导权的反复争夺中得以巩固的。
    领导权这个词是不是很突兀呢？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里没有根基呢？不是的。马列毛主义的精髓就是讲领导权的。领导权就是“取得、支配、保持政权”，而阶级斗争就是不同阶级为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所以整个历史过程就是领导权的反复易手。我们搞政治斗争如果忘了领导权在谁手上，就是忘记了根本。
    所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保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争夺领导权"的核心内容就是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复辟不是必然的，但是反复辟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必然的，但它也是历史的产物，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至最终的胜利是必然的。毛主席已经科学地指明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实际路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有些泛左翼无知地声称“继续革命”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事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新最全面的阐释，涵盖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的全部精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全可以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直至最后的胜利。
    何以见得？因为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不完整，无法完美地解释复辟现象，所以在当代中国就无法有效动员人民群众拿起手中的武器。当人民对复辟不甚理解的前提下，革命动员是无法说服他们，当然其他机会主义的奇谈怪论就更加难以说服了。当今中国的革命低潮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没有科学的认识。人民群众没有思想武器来对抗四十多年来反动派的横征暴敛与精神压迫。所以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灌输给他们，使这个理论为他们所掌握。一旦掌握这个精神原子弹，反动派的覆灭就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这一灌输过程也即革命之启蒙与发动。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人民群众感到最深的压迫并不是”饿肚子”，而是处于一种“无权”的状态：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权利。例如他们称自己是“屁民”，说话像放屁不顶用，活着像一股屁微声微息。比起“草民”，“草根“这些词来，“屁民”是对河蟹帝国的最大嘲弄。一般资产阶级，“泛右翼"对此的解释要比"泛左翼”来的稍显准确：
    如果我们自己开公司，我们就知道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自己当记者，我们就会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当书商，我们就会知道出版自由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当律师，我们就知道司法独
    立的重要了。如果我们有发明创造，我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私人化的重要了。如果我们到NG0工作，我
    们就知道民众民主自治的重要了。如果我们生活在农民中间，我们就会知道农民多么希望农村的士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自己。如果我们到国有企业工作，我们就知道国有企业有多么腐败低效。如果我们从事进出口贸易，我们就知道自由贸易的权利是多么珍贵。一一杨鹏：《左派自己要争气一一对乌有之乡朋友的回应》
    (注：“泛右翼的一般资产阶级都是拿一些表面现象说事，掩盖他们想与垄断资产阶级分权"的真实企图)
    “泛右翼对社会矛盾的判断侧是
    经过3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特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士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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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一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泛左翼对于社会症结的描述则完全不得要领，总是想往民族主义的角度扯：中国被美国殖民了，中国被资改派引向了邪路，中国存在一个卖国的买功集团等等。我们不再赘述。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现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民群众被剥夺了“领导权”，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把领导权夺回来。也即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也即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也即对资产阶级实现全面专政。简简单单两个字：“夺权”。
    “权“有很多种：话语权，所有权，生存权等等，归根到底就是“政权”。人民是怎样失去这些权的？人民怎样才能把这些权再夺回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能够给予解释，并作出解答。
    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夺领导权”，这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与国际国内泛左翼最显著地区别，也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活学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独创性的生动体现。
    我们认为正是毛主席，严格地科学地运用了唯物史观，透过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无产阶级丧失领导权造成，领导权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必须夺回这些权力。而权力易手则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我们不得不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但是存在大量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领导权的反复争夺中得以巩固的。
    以上是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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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一一复避与反复避的理论依据
    一.引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春桥同志的一段论述，他既讲到了资产阶级法权也讲到了“领导权”：
    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宫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1975年第4期
    毛主席的《矛盾论》指出：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故，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权易手，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保留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反映在上层建筑里即领导权的反复争夺。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只有无产阶级始终保持领导权，才能逐步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呢？还是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都是领导权反复争夺的真谛。我们纵观毛主席同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清晰地体现出这种争夺。在这个意义上，领导权决定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走向。相关史料参见：孙翎：《继续革命的前奏一一1949-1965新中国政治路线斗争速写》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组基本矛盾体现在“资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这组矛盾上。一方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生产力的发展能自动地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效法机会主义者的形左”实右，妄图在一天之内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其内部又蕴藏着是对其“限制直至消亡"还是“扩大直至复辟”这组矛盾。“领导权”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其内部又蕴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谁胜谁负“这组矛盾。因而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在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五个基本判断里表述为：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然在相当长时期还保留资本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而这就必然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党内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主义者集团和走资派集团)。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必须与新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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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路线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资产阶级法权），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二.“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
    “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挖掘出来的。在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的著作里具备了真理的颗粒。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分析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时，指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解者（决定者）。“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由此，列宁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敏锐地从分配领域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对其梳理还要留待后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还不充分。
    张春桥同志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很有趣，他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里初露锋芒，也是从“分配领域着手的，这时他分析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的矛盾，这就比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更加鲜活，因为老祖宗没有经历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知道原来红军队伍里长期实行”供给制”，革命根据地里长期实行”供给制”，“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
    假设老祖宗能够获得中国革命的第一手材料，那么他们一定如获至宝。但是这样的时空穿越无法发生，所以春桥同志的探索就尤为可贵。但是毛主席以更加犀利的理论眼光发现这一个概念的巨大价值，毛主席批评春桥同志的论述“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也就是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形成与发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演变与走向，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组织一些人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斯大林论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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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
    一种职业
    毛主席对这三个先决条件的批评是：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由此，毛主席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分析说：“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综合这些分析，毛主席指出斯大林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就超越”分配领域”来谈资产阶级法权了，使我们有了历史的纵深感，这种启发对于春桥同志写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极大地帮助。
    此后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又有若干重大理论指示：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因此春桥同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当时马列毛主义者理论之集大成者，是一座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在这篇论文里，春桥同志，既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又谈到了“领导权”，对于我们今天详细论述资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而言是重要的铺叙。可以说，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将直接借鉴那
    一代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敌人千方百计地诋毁“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科学概念。复辟后，1977年中修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称，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种可笑的改译手段只能是欲盖弥彰。
    纵使老祖宗没有讲过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我们后人也是可以有所发明创造的，更不要说我们前文有大段的证据。我们后人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应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桥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凭这两篇著名论文就可以跻身经典作家的行列，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些泛左翼著作等身却不配称作经典作家，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人民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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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阶级法权与三大差别
    《矛盾论》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这段话可以引申出一个基本观点：差别就是矛盾。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方面，其蕴藏着资产阶级法权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如果我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社会显微镜"来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观察，首先看到三组矛盾即三大差别"。苏联(1918-1953)，中国(1957-1976)，这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标本都呈现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后一个标本进行了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实验。第一组矛盾：工农差别
    面对工农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也仍是不变的建设策略。苏联(1918-1953)的策略是：发展集体农庄，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1957-1976)的策略是：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关系。
    选择这一策略的理由是：搞武装斗争也好，搞生产建设也好，首先要解决粮食。工业所需要的部分原料也从农业这边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即工业需要“粮食”。其次农业为工业品提供了广泛的国内市场，并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最后，农民是工人的后备力量，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就可以抽调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
    以上是就工农差别这组矛盾的对立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谈，也即“同一性”。下面说说“斗争性”。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与平衡，“重工业的重要性”这些道理资产阶级也是懂得的。苏联(1918-1953)走资派主张发展重工业而不顾民生，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中国（1957-1976)走资派主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由利润决定。请看材料：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贯反对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他们先是扯起新老修正主义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旗，鼓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挠破坏农业集体化；在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又大肆散布“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竭力反对农业机械化；当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叫嚷农具改革要”一天革几个命”，阴谋扼杀农具改革运动；他们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大杀大砍农机工业和地方工业；他们还到处推销“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条条专政"和“高度垄断等黑货，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要批判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套配件，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管理的错误倾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重四轻”使大批农业机械因为失修或配不上套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贫下中农为了修好一台农业机械，跑遍多少个城市还买不到一个配件，他们气愤地说：“黄牛病了可以治，铁牛病了没人治”，“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四重四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
    表现：是“利润挂帅”、“支农吃亏论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无论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还是“四重四轻”都体现了中修反动派在雏形期（即走资派）对待农业的看法。他们就是要从农业获得利润，而“维修，配套配件，农机质量，农机管理都是妨碍利润的，他们都要砍掉。他们只要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含农业工人），成批地转为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挑拨工农联盟，挑拨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
    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以农业为出发点，把农业放在首位，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围绕农业的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应该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去取得自己发展的条件。把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把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同盟军作用结合起来，从而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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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和加强。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不在于“四个现代化”"，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工农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工农差别的矛盾。所以“工农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二组矛盾：城乡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一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这里主要指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价值观导向等领域。
    马列毛主义者与波尔布特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城乡差别应逐步缩小，后者通过机械式地转移城市人口来形式上取消城乡差别。前者认为城乡都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后者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土壤。
    面对城乡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五七道路即仿照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工农兵学商各自的社会分工与职能要相互渗透。人民公社工业化，乡村工厂化。城市要对农村实行援助。其中包括把小型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才，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锻炼。
    中国（1957-1976)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创造了苏联(1918-1953)所不具备的鲜活经验：
    其一，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自1969年以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到70年代中期，这类赤脚医生已经成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骨干力量。
    其二，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由农村工厂所生产，而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
    这两项都是上个世纪马列毛主义者的伟大创举。
    然而上述只是矛盾的一方面：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社会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因素增强的趋势。
    无论是苏联(1918-1953)走资派还是中国（1957-1976)走资派，他们都力图利用城乡差别使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三名”、”三高”，追求“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农村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针对这种趋势，在逐步缩小直至取消城乡差别作了不解的努力。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都是这样例子。以朝阳农学院为详例，朝阳农学院的师生不仅把资源向农村倾斜，而且在价值观上同旧传统旧风俗(“看低农民与农村”)作了决裂：
    朝那阳农学院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乡当农民，还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干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这批新型农民对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知识垄断，起了很大作用。过去，为了搞好果树生产，有些社队从外地请人来，给很高的报酬，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牲畜要劁骟、治病，私兽医要很多钱，不然，他们就拿一手。现在，有了朝农毕业生，这些人再利用城乡差别搞垄断就吃不开了。
    也就是说：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来获取超额利润，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资源向乡村倾斜。走资派主张利用城乡差别“卡农民脖子”、“以高对高”，妄图剥削农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逐步对工农业品价格作合理调整，缩小“剪刀差”，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和商品交换中，逐年增加集体积累和个人收入，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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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这些空洞的设想，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城乡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城乡差别”的矛盾，进而城市作为矛盾的一方面吃掉了矛盾了另一方面“乡村”，其结果就是当今中修治下的所谓三农问题”。所以”城乡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引论”。
    第三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这组矛盾与第二组矛盾有连带关系。走资派之所以可以利用城乡差别进行知识方面的垄断，就在于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包括管理），价值观导向等领域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马列毛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在物质财富的占有方面“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那么，前一个“剥夺”也将是不巩固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被统治阶级所攫取，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体现于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而且直接生产者之间，也都存在着等级的差别。此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和腐蚀。这就会使前者（领导及技术管理人员）傲视工农群众、轻视体力劳动；使他们滋生等级观念和特
    权思想，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当官作老爷，把同志式的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也即毛主席所指出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详见本文第二章（二.“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面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现实政治策略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
    我们以中国(1957-1976)的"北京印染厂"个案为例：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都是八小时白班工作制，夜里无人值班。夜班工人遇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半夜敲干部的家门。有的干部被叫醒了，还不高兴，埋怨工人“大惊小怪”。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感到”干部和工人就是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厂实行了领导干部和科室干部轮流跟三班的制度，不论是早班、中班还是夜班，都有干部在车间一边劳动，一边工作，使许多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广大干部提高了“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的自觉性。广大干部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批判和克服"领导高明论”，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避免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各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少；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优秀工人，包括不脱产的群众代表，参加了工厂领导班子，直接参与企业的领导，使厂和车间领导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厂的各项管理工作，工人无权过问；文化大革命以后，从厂、车间到班组建立了三级群众管理网，与专业管理相结合，工人管理员达一干多人。文化大革命以前，厂里的重大事情，只能由书记、厂长等少数领导干部作决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广大工人采取调查团、“三结合”小组、大字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领导和厂里的大事实行革命的监督。
    该厂贯彻“鞍钢宪法”，努力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生产的蓬勃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六倍多，十年间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用来兴建
    八个同等规模的工厂。
    从以上案例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自动取消，只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加以限制，直至使之消亡。中国(1957-1976)走资派利用这种差别，树拉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能管理企业的偏见，用“管、卡、压、罚”束缚群众的手脚，使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始终处于尖锐对立中，这种尖锐对立对于他们推行利润挂帅”使最适宜的政治土壤。这一土壤催生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是走资派广大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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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种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分工是否合理，重要的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缩小“脑体差别"的矛盾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扩大“脑体差别"的矛盾；重要的在于是推进劳动人民知识化（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扫盲，而是使劳动人民学会管理国家），还是使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含各种管理经验)长期保持。所以“脑体差别”与“领导权”本身是相互作用的。进而证明我们的“写引论”。
    三组矛盾的同一性
    此节我们对上述三组矛盾作一综述：
    三大差别具有同一性，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大港油田的石油工人为例：
    大港油田学习大庆的根本经验，首先大力提倡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会战初期，各级领导机关不住城镇，不搞楼、堂、馆、所，在板房、土屋里办公，在席草棚子或露天开会。干部、工人同吃一个灶，挤在一顶棚棚里睡，围在一堆篝火旁学习、谈心。工人在哪里战斗，领导就在哪里指挥，要求工人办到的，领导首先做到。这些措施，对改善干群关系，搞好干部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那套为少数人服务的“石油城建设方案，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侧，实行以工为主、亦工亦农，为家属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创造了条件。这样做，不仅坚持了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缩小了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差别，而且力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上述例子大致描摹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缩小三大差别，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路线图。可以预见的是，三大差别这一历史现象的消亡之时，也即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操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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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简论安亭宪章一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引言
    在55年前上海的文革运动中，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安亭事件”。这是工人阶级造反派与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斗争。当时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前去处理。春桥在了解了工人造反派的斗争历程和诉求后，毅然当场全面支持了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达成了处理事件的协议，使工人造反派的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个协议，当时并未来得及请示上级，并且也是违反当时关于工人群众文革运动的中央文件的规定的。但是，毛主席在事后却完全支持张春桥的处理，支持这份协议，支持工人造反派，由此把全国工人运动推向了空前的高潮，使文革真正发展为了“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今天，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川，为人类未来寻找出路的时候，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及与工人造反派达成的协议，就越来越显示出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安亭宪章”！未来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吸取历史教训，要顺利推进继续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要贯彻“安亭宪章"的伟大原则！
    一“安亭事件“回顾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并不断深入。最初主要是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反对旧教育制度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走资派及错误路线。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却组织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派遣工作组，“打击一大片”、保护走资派一小撮，妄图扭转斗争方向，把许多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反革命，制造了“50天白色恐怖”。毛主席外出巡视回京后，领导中央文革坚决反击，发表《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撤出工作组、平反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红卫兵健全组织、开展斗争。并向全国派出经受过考验的造反派红卫兵去点燃文革之火。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在“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文革纲领性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在红卫兵造反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工人阶级继青年学生之后，也开始发动起来投入到文革运动中。然而，当时中央工交口领导人对工人文革运动仍施加了许多紧箍咒（如不得串联、不得成立组织，不得影响生产等）。同时各地方、各工厂党组织，往往仍日对起来造反的工人群众施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围攻、迫害。上海作为当时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工人阶级文革运动的最初遭遇，也是比较典型的。当时全市各工厂企业，普遍都有工人群众响应文革号召，起来揭露、批评所在企业党组织、当权派的错误。然而上海市委及各工厂企业党组织，却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不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着工人群众，把敢于批评党组织、当权派的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分子，组织围攻、迫害。比如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之一黄金海，本是工厂的劳动模范、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只不过因为在响应文革运动的大字报中，批评了厂党总支在学毛选运动中态度不端正，提了“党总支要下来（他所在工厂党总支办公开会都在生产车间楼上）和工人群众一起学习毛选"的建议，就被厂领导、党总支选做斗争对象，说他要党总支“下来”就是要共产党下台，要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见黄金海回忆录）一一从这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市委及其领导下的各工厂企业党组织执行的路线是多么反动荒谬。当权派的迫害，逼得造反派工人群众不得不“上梁山”一一不得不串联、组织起来，不得不把斗争升级。在当时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来沪造反派红卫兵的提议和协助下，上海造反派工人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造反工人组织。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召开前，邀请了当时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曹荻秋，并希望他能够表态支持。然而曹荻秋虽然表面答应了请求，却实际上持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的态度。由于市委领导人的“三不“态度，造反工人组织面临被打成非法"的威胁。参加成立大会的造反派工人群众在会后向市委请愿，市委也拒不接待。于是造反派工人群众决定集体北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上海铁路局却在市委的指示下，将运载他们的列车截停在上海市郊安亭，造成了大批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铁路沿线，对京沪线铁路运行造成了一定影响。（复辟后官方称造反派工人拦截特快列车，造成凉沪线中断30余小时。但黄金海根据亲身经历指出，当时造反派工人只是自发短暂拦停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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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普通客车，二三十分钟后就很快放行了。京沪线受影响主要是当权派为避免造反派上京而不发列车造成的，并且为了迫害造反派而大大夸大了损失)。当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上海市委都派人做造反派工人工作，希望他们回沪，但却对造反派工人的斗争诉求不予回应。造反派工人拒绝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去，坚持要到北京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于是，党中央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到安亭解决问题。张春桥到安亭后，听取了造反派工人对上海市委迫害工人群众的控诉，深受触动，当场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工人的革命行动，造反派工人组织是完全合法的，造反派工人返沪后不受迫害。并劝告造反派工人回沪解决问题。在张春桥的明确表态下，造反派工人离开安亭，返回上海市区，再次集中在文化广场。第二天张春桥与造反派工人群众达成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正式协议：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组织
    、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张春桥（签字）
    由此，“安亭事件"以造反派工人的胜利而解决。张春桥与造反派工人达成的协议，是突破当时中央对工人文革运动的规定的，是未请示上级的“自作主张”，但是事后毛主席却坚决支持张春桥的处理，支持协议，说“总是先有事实、才有概念”。表明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坚决站在造反派工人这一边的。
    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实际上宣告了造反派工人组织的合法性，宣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工人革命造反运动的坚决支持。由此，引发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潮，把文革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二.安亭宪章的伟大意义
    张春桥同志与上海造反派工人达成的处理安亭事件的协议，不仅仅在当时文革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具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总结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并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中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取得继续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遵照安亭协议的精神来处理先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安亭协议称之为伟大的安亭宪章。
    安亭宪章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如下
    一是真正承认并落实了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的政治自由。这些政治自由本身无不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中，但在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往往是只有先锋党直接组织的上述政治活动才有合法性，而工人群众自发的上述政治活动则往往是被实际禁止的，是要被打为反党、反革命活动而被镇压的。这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建立的时候，还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当时先锋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本身就组织并领导了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先锋党本身也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当时工人群众缺乏自发开展上述政治活动的动力，少数的自发活动往往代表落后倾向、与反动势力有联系。
    然而，问题就在于曾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权力的先锋党，其各级组织直到中央，是否能始终不发生锐变？是否能始终不产生错误路线、不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产生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否能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今天，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上述答案都是否！既然先锋党可能发生局部或全面蜕变，可能执行错误路线，可能产生走资派，可能不再领导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可能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工人阶级就必须能够完全享受上述政治自由，能够通过自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来监督先锋党。否则，工人阶级对蜕变的先锋党就毫无办法。
    安亭宪章正是承认工人阶级自发地开展上述政治活动是完全合法的，落实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遵照安亭章的精神，真正落实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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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造反权。安亭事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在履行政治自由，而且是在运用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罢工这些政治自由反对先锋党及政府机构的错误路线和蜕变的领导人，并且在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镇压他们的政治活动时，把斗争升级到一定程度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地步。斗争的升级给镇压造反工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保卫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名义下)，然而，“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安亭协议中明确指出：“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也就明确承认了工人阶级有运用政治自由造反（反对当权派的错误路线、反对蜕变的领导人）的权利，而当权派镇压工人阶级合法的造反行动所导致的斗争升级，造成社会秩序、生产损失的，责任完全在当权派。
    前面所述的先锋党的蜕变，是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必然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也是必须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继续革命，通过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对先锋党的自觉监督、对先锋党的蜕变倾向的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先锋党彻底蜕变，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所深刻揭示的，也是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完全证实了的真理。
    因此，在先锋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必须吸取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教训。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群众的关系，绝不能是单纯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绝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党通过提出正确的路线、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来争取多数群众支持来实现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同时群众必须监督党！而群众监督党的权利要真正落实，就必须承认群众的造反权。若是群众没有批评、反对、要求改变各级党组织及政府机构的路线、方针、政策，批评、反对、要求罢免各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那又谈何群众监督党呢？
    当然，群众在造反的时候，也要避免无政府主义，要尽量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破坏生产。但是，如果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当权派剥夺群众的合法权利，镇压群众的造反活动的时候，群众具有反抗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的宪法中，就曾载入过人民群众的起义权。那么，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就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宪法中要载入、并在实际中要落实劳动群众的造反权和对镇压活动的反抗权、斗争升级权直至革命夺权权。
    也就是说，劳动群众有运用合法的政治自由进行造反运动的权利，并在进行这种造反运动的权利中有尽量避免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义务。而当权派不得镇压劳动群众合法的造反运动，只能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辩论、说服，最终让全体劳动群众民主地来判断是非，并且要始终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群众坚持并宣传自身主张及运用政治自由的权利。而如果当权派剥夺劳动群众合法的政治自由、镇压群众的造反活动，那么劳动群众就有权反抗、有权把斗争升级，直至革命夺权，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完全由当权派负责。
    安亭宪章最根本的伟大意义，就是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造反权。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遵照安亭宪章的精神，保障和落实工人阶级的造反权。
    安亭宪章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是贡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武器。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继承这一伟大成果，运用这一伟大武器，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贯彻安亭宪章！
    伟大的安亭宪章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必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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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翎：继续革命的前奏一一1949-1965新中国政治路线斗争速写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农业问题。土地革命只是使耕者有其田，但是农村迅速产生了两极分化，大量的分了土地的农民还是很穷，而一小部分富农则转变成农村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党内面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外反革命分子到处造谣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是有意在混淆视听，妄图瓦解工农联盟。党内变节分子则污蔑农民懒惰，提出了“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荒谬口号，他们完全无视“农业小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贫穷"这一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经由合作化使农村步入社会主义。另一条则是在所谓“发展农村经济"的幌子下，搞四大自由，并且有了一系列依靠商人"的纲领性提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在1955年打退了这次逆流，《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就记录了这次路线斗争的全过程。这股逆流下头一个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是邓子恢，然而邓子恢的后台老板还没有真正冒出来，他们丢卒保车希图过关。很明显，革命队伍已经产生了分化，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是不平衡的，他们在政权的各个层面上滋生，首先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然后结成了“神圣联盟”，这个随着我们讲述新中国政治斗争的不断演进，大家就会发现这道神奇诡异的光谱。
    二
    由于中国人民在合作化方向上的坚定不移，这造成了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伴随着这一大好形势，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高涨起来了，贫下中农穷了2000多年，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他们能不欣喜若狂吗？于是全民炼钢，大办基础工业，中国人民进入了跃进年代。初级社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成为基层政权。这一基层政权内部，两套路线的斗争仍然继续着：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冒头，他们妄图一笔抹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把大跃进引向歧途。
    机会主义路线波及面很大，从1958到19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成都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这首先体现在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主张“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由县一级政权直接办人民公社，并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这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的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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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机会主义指示县委搞三板斧，即臭名昭著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平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就是把一个单位和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种层层摊派的“共产主义"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这是把“鱼水关系”变成猫鼠关系”。“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了农村的混乱，个别地区出现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摩洋工”，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左倾”机会主义倒打一耙，他们把农民的自发抵制说成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而毛泽东坚决站在群众这一边：“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1959年的农业歉收，除了自然灾害外，与“左倾机会主义有直接的联系。这个时候，“左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推卸责任，矢口否认他们在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上的”一意孤行，胡干蛮干”。更为卑鄙的是以彭德怀，张闻天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栽赃，这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的总爆发。
    ミ
    庐山会议本是一系列“纠左会议”中的一次，重要性远不及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但是由于国际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苏修集团向中国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抛出了媚眼。于是彭德怀散布了自己的意见书，他之所以成竹在胸，自信源于秘密的17人军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涉及到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彭德怀与黄克诚在政治上属于“父子关系”。这个俱乐部，外通苏修，内结刘邓，凡是苏修与刘邓不方便正式摊牌的，都由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通过小道消息加以渗透。他们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一术语是赫鲁晓夫与彭德怀所共用的。他们在意见书里进一步暗示全党“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另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就在彭德怀公开意见书的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专家。庐山会议的现场乌云密布，杀气腾腾。但是来的快，去的也快。彭德怀，张闻天不得党心与民心，莅会的党的高级干部坚决抵制了错误路线，甚至潜藏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缴械投降，迅速抛弃了与彭张的短暂联盟。毛泽东事后总结：“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的倒行逆施，加之1959年到1961年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步入了调整期，这一调整期事实上也是贯彻了毛泽东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战略意图。从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与这一总方针对立的是“三自一包”路线（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刘邓司令部的干将邓子恢再次匹马上阵，先是借口形势一片漆黑，然后挥手砍掉了很多地方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警觉，他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耕者有其田后，是继续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止步不前，这是两大司令部第一回合的交锋。把握了这一点，才把握住了新中国历史的主要脉络。
    四
    为了总结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得失，为了进一步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即在调整期从“极左"跳到了“极右"的刘邓路线)，毛泽东主张召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全会，这便是1962年1月底七千人大会的由来。毛泽东希望这次大会能系统的纠正机会主义路线，也希望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事与愿违，刘邓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一方面他们在大会上把调整期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则充分抹黑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并进一步质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的招牌口号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仅如此，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主张为壴彭德怀翻案，他说：“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毛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想当初庐山会议上，刘邓见形势不妙，众怒难犯，果断地抛弃了彭张，现在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政治品行恶劣可见一斑。在错误路线的诱导下，七干人大会甚至作出了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到了4月份，刘邓司令部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加速进行干部甄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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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无独有偶，这一年上半年小说《刘志丹》出版了，小说极度夸大和拔高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人们戏称：“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这部小说的用意何在呢？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这是要为高岗翻案。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讲一下高饶集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彭德怀为首的17人军事俱乐部，而这个军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高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成型最早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新中国建立以后若论阴谋分裂党，篡党夺权，这个司令部是最早的。他们的组织路线是清晰的，至于说政治路线基本上也是沿袭苏修的陈词滥调，但远没有刘邓司令部来的完备与深厚。这个司令部与刘邓是既勾结又斗争。彭德怀早年与高饶暗中勾结，高饶倒台后则收编其党羽，秘密成立了军事俱乐部。若论政治两面派而言，彭德怀与刘少奇比起高岗，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后来的史料揭露：彭德怀与高岗在陕北就勾结在一起。而在小说《刘志丹》吹捧的另一个人物“许钟"的原型就是习仲勋。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由于共同的工作经历，相同的政治需要，使得他们的“西北反党集团“前赴后继，终于在1962年借小说《刘志丹》得以总爆发。
    后来毛泽东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此时的彭德怀也不失时机地在6月、8月先后写了申辩书提交给刘邓所把持的中央，头一封信竟然长达8万字。
    更有意思的是沉寂多年，常年“抱病"的王稼祥，也在这一年精神焕发，树起了外事领域的独立王国，这个小小司令部也叽叽歪歪的说：“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陈毅同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三和一少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对1962年的上半年是这样总结的：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
    五
    然后更精彩的故事还是留在了1962年的下半年。刘邓司令部为了加强其在其他大小司令部前的总盟主地位，决定抛出一个杀手锏。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印过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过，这次出版是再版了。有一段话格外醒目：“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羞耻地要求我们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当年刘少奇这段话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这段话为什么不删去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据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次重新发表前，刘少奇做了大量修改。我们姑且不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抛弃阶级斗争，没有半点马列主义的气味。光是这样一段醒目的耐人寻味的讨伐，矛头再明显不过了。反动派急了，他们真的急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年还有一个伏笔，在以后的路线斗争里将成为耀眼的信号弹。这一年，江青同志注意到了一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有意思的“罢官戏”写于1959年，公演于1961年，当江青在1962年提出质疑时，无数双幕后黑手颤抖了，他们欲盖弥章彰。
    国际上，马克思列宁的不肖子孙们也对毛泽东群起而攻之。1962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修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1962年11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毛泽东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左翼”政党也越来越多
    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了战略防御，这一精湛的红军战术终于又要在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中重焕光彩。此时此刻，毛泽东与他的新战友们又要“重上井冈山”。
    好戏还在后头。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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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底，毛泽东给战友们推荐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咏史诗以明其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称赞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与此同时他把《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
    1962年打算“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心境坦然，这一年他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他告诉未来的新人类，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他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新一轮革命怎样做到“先退后进”呢？面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围剿”如何实施”战略防御”？在积极防御的总战略下，如何退却？何时反攻？如何“集中兵力”？如何速决？如何对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以及国内的刘邓司令部来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显然人民群众就是那风云帐下的奇儿，怎样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怎样才能让他们投入到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这一系列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
    联系到三年调整期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到三自一包"路线的广泛影响，毛泽东认为与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场仗可以选在农村。“三自一包"的歪风邪气在农村虽然受到了颇多抵制，但是走这条路线的当权派并没有下台，他们成为人民公社的蛀虫。由于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执照，由于他们把持着基层政权，所以只要朝堂里有人吹风，他们就会坚决照办，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年的邓子恢就是这样的吹风干将。邓子恢虽然暂时倒台了，但是刘邓司令部的支支蔓蔓还在，省里县里都有他们的爪牙。所以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吹风，要在农村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吹风的过程也是排查阶级队伍的过程，哪些干部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队列，哪些千部站在刘邓司令部的队列，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这一仗也是侦查战。
    至于刘邓司令部，1962年他们已经准备摊牌了，结果八级台风没有刮倒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倒是自己损兵折将，“高彭习反党集团的倒台令他们兔死狐悲，于是他们开始力图“扭转被动局面”，这句话以后也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所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仍要争取主动，就像1959年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那样驾轻就熟。刘邓司令部的方案是大事化小，即搞所谓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因为毛泽东很清楚刘邓的那一套是想在经济问题上搪塞过去，并以此避免路线斗争。全党前后通过几次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这便是”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多个版本，“二十三条"这个版本才是真正贯彻毛泽东路线的决议)里“四清"的由来。
    但是二十三条的制定是个曲折的过程，从1963年初到1965年1月，侦查战整整打了2年，期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这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事实上就是为了保护刘邓司令部各地爪牙而精心炮制的，一个小县城里王光美带了1万人的工作队，天天召集群众读文件，结果群众对之反应冷淡，王光美就纠集基层的爪牙整群众，污蔑他们“四不清”，这就像当年他们刮“共产风"的时候污蔑群众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刘少奇更是恬不知耻地向全党推广“桃园经验”。但是在革命干部的抵制下，又不得不草草收场。
    ”二十三条"的制定还有一个积极成果：刘邓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得以充分暴露。简而言之，便是“整群众，保自己；整下级，保上级；整个案，保路线”。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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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毛泽东总结道：“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等到1965年1月”二十三条"正式推行实施时，刘邓司令部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为此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政治局上向毛泽东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当面予以驳斥：“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从1949年建国到1965年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正式推行，这17年我们看到了两个司令部的形成，看到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为了使我们的叙述不流于英雄史观，请详看一群小人物的历史《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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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为人类解放指明方向的伟大阶级斗争！
    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观及研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发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非但没有在流逝的岁月中褪去光彩，反而随着历史的前进愈发鲜明高大起来：文革具有不容质疑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少有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历史大事件之一，更是照亮人类未来解放道路的伟大灯塔！
    此前围绕着50周年的纪念，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都要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夺对文革的话语权。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全世界的主流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帮闲，都异口同声地诅咒、痛骂文革，把文革说成是纳粹、法西斯的同类，是独裁者加多数乌合之众的暴政；官僚资产阶级一方面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统继承人，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而刻意“默杀"文革，把文革作为“不可说之事”，妄图封杀对文革的一切讨论；即使在比较进步的世界及中国左翼中，也充满着对文革的曲解：要么随声附和资产阶级对文革的污蔑：要么认为文革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狂热；要么认为文革群众运动虽然有正面意义，但却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并最终被领导人背叛失败了；要么认为文革是伟大领袖创造人间天堂的悲壮尝试；要么认为文革是“改造人心的文化运动…众说纷纭的背后，无非是为了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去解说、去利用文革，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所以文革是始终在场的！文革最终失败后，世界无产阶级就失去了革命根据地，全世界陷入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之中。然而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又已陷入了深重危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在这个历史关头，人类未来的希望、现代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也是文革的主角一一无产阶级，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摆脱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一切狭隘偏见，真正科学地认识文革。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为了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一一领导人类从近00年的资本主义压迫制度、从近5000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一一而科学地认识文革，从中吸取力量、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下一次伟大决战做好准备。本文希望能为这一伟大任务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希望能有助于无产阶级群众识破形形色色对文革的歪曲和污蔑，学习文革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开展阶级斗争
    一、文革的本质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只有运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一一马列毛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予以科学的认识。
    文革的本质，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就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证实着这一科学论断。文革的本质，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动人民，与新老剥削阶级、特别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生资产阶级（以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为核心)，围绕着向资本主义倒退还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围绕着复辟与反复辟、围绕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篡夺和反篡夺的一场殊死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次决战。
    我们对文革的历史了解得越清楚、文革本身对历史的影响越清晰，这一科学论断就越颠扑不破！
    离开唯物史观，离开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我们就只能收获出于剥削阶级、反动派以及小资产阶级狭隘利益的，对文革的种种歪曲和胡说。
    二、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谬论
    驳官僚资产阶级
    文革是像官僚资产阶级所说的，是"领导人错误判断形势而发动的”、“被野心家利用的“浩劫、动乱”，“根本没有走资派、没有党内资产阶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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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资产阶级用自己篡权以来40年的倒行逆施，已充分证明了他们才是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就是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这四十多年来，不正是他们主导了资本主义复辟吗？不正是他们使得亿万工农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吗？不是他们攫取了大量官僚资本，聚敛了骇人听闻的财富吗？不是他们一手扶持了私人资产阶级、引进了跨国资本吗？到现在，除了脑子不正常或完全不接触社会的人，谁还会相信河蟹还是工农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官僚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文革绝不是“领导人错误判断形势而发动的”，恰恰相反，文革正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正确发动的，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篡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联合新老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所谓“浩劫”、“动乱”完全是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帮闲的“浩劫”、“动乱”，而恰恰是劳动群众的盛大节日！
    驳小市民
    文革是像浅薄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为了争权夺利、为了辟免死后像斯大林那样被做“秘密报告”、被清算，为了消灭功臣"而发动的宫廷权力斗争吗？这真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人用自己小市民的小心眼、小算计，用这种不上台面的办公室政治的逻辑来评价文革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来贬低像毛主席这样以阶级和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行动出发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一这只能体现出他们的渺小，而无损于文革和毛主席的伟大。要驳斥这些小市民的谬论，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够了：一切宫廷权力斗争都只是少数人“权力的游戏”，都必然是暗箱操作，必然是策划于密室、实施于宫闱的阴谋诡计，而绝不可能诉诸于干百万人民群众！以当时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威信和人脉基础，真要是搞权力斗争，绝对是调动几师军队、召开一次会议分分钟搞定的事情，而绝不需要发动亿万群众造反！更不会在群众造反中毅然支持群众而不是支持众多对他本人忠心耿耿的老部下。而目亿万群众也不是无脑僵尸，若仅仅是为了“拥护伟大领袖搞权力斗争”，而不是因为领袖的号召与他们实际生活中受到的压迫、所要争取的解放密切相关，群众运动也绝不会发展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地步
    驳资产阶级自由派之一
    文革是像一部分资产阶级学术界主流和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认为的，是“极权主义”体制的暴政吗？所谓“极权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术界用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极权主义"概念不分析社会阶级斗争状况，不分析到底哪些阶级掌权、哪些阶级受益，哪些阶级”被极权“、”被迫害”，而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些表面现象而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没有丝毫权利、自由的”极权主义”。然而这种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也根本不能解释文革。文革中亿万劳动群众享有了空前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享有造反有理的权利，并且这些自由和权利都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支持。占人口大多数的亿万劳动群众享有如此广泛、深刻的民主和自由，这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吗？面对这种事实，“极权主义"的污蔑和说教不是彻底破产了吗？！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往往用“极权主义”概念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篡权后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如果说“极权主义"概念还有一定现实性，那只是在描述修正主义篡权后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苏修、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为典型）还有一定意义。因为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里，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打着红旗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力，而把权力垄断在自己手中，的确可称之为“极权主义”。然而文革难道不是与这种“极权主义“截然相反的吗？！这种极权主义无不以“维稳”为第一要务，从来只许人民群众老老实实，而反对和镇压任何人民群众的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修正主义官僚集团坐稳江山。这与文革的亿万群众造反有理有任何相似之处吗？可见所谓文革是“极权主义暴政”，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顺口溜，而与文革的现实没有丝毫关系。
    驳资产阶级自由派之二
    文革是像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学术界主流和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认为的，是独裁者暴君加乌合之众暴民迫害居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运动吗？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方面对劳动群众无比恐惧，另一方面也害怕不受他们控制的独裁者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这种独裁者加暴民的情节很符合他们的恐怖想像。然而这种浅薄的资产阶级神话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法西斯主义是独裁者加暴民迫害少数人的运动吗？这是最浅薄的表象。法西斯主义实质是大资产阶级支持的，资产阶级极右翼煽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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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群众而组成的，镇压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捍卫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拯救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运动。法西斯主义表面上是“暴民"的“群众运动”，实质上从来就是统治阶级所煽动利用的，集结社会上最反动、最野蛮的力量来反对、镇压大多数人一一亿万劳动群众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运动。因此所有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与工人运动成为死敌，而法西斯主义一旦掌权就会剥夺工人阶级结社、罢工等一切自由权利，镇压工人阶级的一切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个丑陋怪物正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为资产阶级效劳服务的工具！文革与法西斯主义有丝毫相似之处吗？法西斯主义要镇压工人运动、剥夺工人阶级的自由权利，而文革却是发动工人运动，赋予工人阶级空前广泛的自由权利，法西斯主义要求工人阶级服从、效忠、不许工人阶级乱说乱动，而文革却号召工人阶级大鸣大放、造反有理，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法西斯主义与文革不正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吗？！
    “可是文革中的确有许多迫害黑五类、知识分子和异见者的暴行啊！”一一一些善良的人”这样高叫道。我们要问这些善良的人”，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事是一个概念吗？正像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事是
    一个概念吗？我们能够因为抗日战争的敌人一一日本侵略者"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而说抗日战争就是“烧光、杀光、抢光"的野蛮战争吗？文革中的暴行正是同样的情形。文革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活动很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那就是被党内资产阶级所煽动和利用的以“联动”为代表的太子党红卫兵和部分御用保守派“群众"组织。他们大肆鼓吹“血统论”，对黑五类、知识分子、造反派群众大杀大砍、赤裸裸地进行暴力迫害和镇压，制造了许多血案。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通过"“武斗”，来扰乱文革方向、镇压造反派群众运动，从而保卫党内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一他们就是文革的敌人！只要越是深入了解文革的细节，就越是清楚：文革中的迫害暴行、屠杀血案，绝大多数都是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文革群众运动而制造的，而正是毛主席及中央文革诸同志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带领广大造反派群众与这些暴行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党内资产阶级制造的暴行，往往打着“文革"的名义，这就是他们所一贯擅长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在文革失败后，党内资产阶级又摇身一变、倒打一耙，把自己为反对文革而制造的罪行统统都说成是“文革的浩劫”。而这就迷惑了一些善良的人”。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分析文革的细节，对比文革中和文革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子女、走狗的言论及表现，是不难识破他们的谎言的。
    驳托派等反毛“左翼”
    文革是像托派等反毛“左翼"所认为的是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并最终被领袖背叛的群众运动吗？托派及多数反毛“左翼"的实质是“红皮自由派、左翼小清新”，也就是说，他们是用脱离阶级斗争实际的抽象原侧及教条，用形式主义的观点一一一句话，用激进小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来考察历史。托派和反毛“左翼"所说的“错误理论”无非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那么他们所推崇的正确理论是什么呢？经典托派的理论就是工人官僚篡权论，因此他们认为需要一场彻底的工人政治革命，建立”工人民主制度”，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托派认为是改良主义理论。其实，“工人官僚篡权论完全和“极权主义论”一样是唯心史观的伪科学。因为它不是具体分析掌权的工人官僚”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是为什么阶级服务的，不承认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谓”工人官僚"掌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只是从形式上有没有民主（不看实质上是哪个阶级掌权）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不是唯心史观又是什么呢？况且所谓“工人官僚”按经典托派的分析，是“既保卫工人国家和公有制生产方式、又反对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非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怪胎。这种怪胎概念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是伪科学。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却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实际上托派的工人官僚篡权论”，也已经完全被文革所证伪。按照托派理论，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工人官僚篡权的国家。那么，工人官僚的最高首脑、最大的官僚，怎么又会发动亿万群众造反有理、开展文革呢？这个事实不是完全证明托派”工人官僚篡权论”破产了吗？！这个事实不是完全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一一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内存在走社派和走资派（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走社派和走资派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走社派必须发动、领导广大群众继续革命、战胜走资派，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前进一一是正确的吗？
    托派会对此争辩说：可是文革不是最终失败了吗？亿万工人造反不是只换了一批新官僚吗？毛为首的文革领导者不是没有把革命群众运动进行到底，没有彻底消灭“官僚集团”，没有建立”工人民主制度”吗？！许多一定程度上肯定文革的反毛“左翼“，也从这个角度指责毛主席及文革指挥部。据他们说毛主席没有认识到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对党官僚体制抱改良主义的态度，因此只是发动群众清洗、替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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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官僚，而没有彻底摧毁这一官僚体制。这类观点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文革中被造反派工人主体所唾弃、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严正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的当代继承者。这类观点的本质，是浅薄的、完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真实进程的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这种“制度决定论”背后的逻辑就是：历史是由“大人物”们在真空中任意创造的、是可以任意“顶层设计"的。只要“大人物”设计并建立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就能消灭官僚集团、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由人来实现的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只能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一种制度不是大人物们“顶层设计”出来就能建立和落实的。制度只能建立在现有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之上，制度的巩固和落实也必须靠相应的阶级具有足够的力量并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不符合阶级斗争结果的、没有相应阶级力量基础的制度根本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了，也无法巩固和落实，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当然，制度一但真正建立并巩固，又能对阶级斗争形势施加
    一种反作用。以上才是唯物史观关于制度的观点。
    在文革中，正是工人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真实斗争进程，正是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一一而不是毛主席有没有设计出“民主制度”一一决定了文革所取得的成就。毛主席及文革指挥部不是根据抽象的原则，而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来提出文革的目标、纲领。不是毛主席不去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不是毛主席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权力从“官僚阶层”手中夺过来交由工人群众掌握。而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群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毛主席不是超人，他不能超越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去任意创造历史。中国工人阶级在文革中既没有自己创造出也实际上无法巩固像工代会（苏维埃）这样团结、动员全体工人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民主机构，而是陷入了派性分裂。其实即使在文革的最高潮，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仍引旧是保守派占多数的，因此如果像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的那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话，也只能把保守派和旧官僚选上台。
    然而毛主席不是迷信形式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毛主席才提出“大联合”与“三结合"的方式（而不是形式民主的方式），来平息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性斗争，来保证造反派能够在革命委员会中占多数，并使用当时表现出积极支持继续革命的解放军野战军军官团代替旧的党政官僚来整合工人阶级群众力量，并承担具体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保存并发展先进工人的有生力量，以待下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当野战军军官团表现出反对继续革命、镇压造反派的面目后，毛主席又开展了反对其代表一一林彪集团的斗争…
    由此，所谓“领导人背叛文革群众运动"论的谬误也就昭然若揭了。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的主张，根本不是“忠于文革群众运动、把文革进行到底"，而只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不顾阶级力量对比的盲动。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却只能把先进工人的力量带向毁灭。而毛主席和文革指挥部，恰恰是立足于现实的条件，去最大程度地争取革命工人运动的胜利果实，而为未来继续斗争做好准备。
    文革中造反派的确受到了压制，但不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压制他们，而是还未被打倒的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他们。实际上，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文革的历史真相，就越能发现：造反派的命运恰恰是与毛主席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正是文革中后期毛主席领导一系列政治斗争，改善了造反派的处境，使得造反派得以平反、恢复、发展，而造反派的发展和活动也在社会上有力支持了毛主席的斗争（可参看武汉、河南、湖南等地老造反派的回忆录）。然而，直到毛主席逝世，总体上的力量对北比仍未根本改变，造反派代表的先进工人仍未能凝聚起足以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这才是文革最终失利的根本原因。
    在后面对文革历史进程的论述中，我们将进一步具体说明托派及反毛“左翼"脱离阶级斗争实际的唯心史观的错误。
    驳小资产阶级“泛左翼”
    文革是一些"泛左翼”人士所认为的是“伟大领袖创造人间天堂的悲壮尝试”吗？这类观点，表面上推崇毛主席、肯定文革的伟大意义，实际上却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评价文革一一这也是对文革的歪曲！关键就在于，这类观点把文革看成领袖的独角戏，把伟大领袖看成是超越群众和历史之上的某种超人、天神！实质是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这类观点是毒害群众的迷幻药，它只能把群众引向期待新的超人、天神降世拯救自己，而决不能起到启发群众斗争觉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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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绝不是伟大领袖为了某种乌托邦或者是为了实现什么人间天堂而一个人制造的历史奇迹。文革完全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共存）所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科学地认识与总结了这种阶级斗争，并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领导了这场斗争。而亿万劳动群众才是这场阶级斗争史诗的主人公，领袖只能尽力去引导他们，却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力量去任意创造历史。文革不是什么乌托邦，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美学的、“道德"的教义”，而是革命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继续革命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文革是一些“泛左翼”人土所认为的是什么“改造人心”的文化运动吗？文革当然有思想文化改造的任务，但这只是文革任务的一个方面。文革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其核心是政治斗争。对经济体制、社会关系、思想文化的改造，都是全面阶级斗争中的一方面任务。因此把文革仅仅看成是什么"改造人心的文化运动”，实质是否认文革的阶级斗争实质，贬低文革的伟大意义。
    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简要地叙述文革的历史，以进一步说明文革的本质和意义。最后，我们将尝试对文革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的总结。
    三、文革简史
    这里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简要地叙述文革的历史，以进一步说明文革的本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做最简要的叙述，以勾勒文革历史的大脉络和关键节点，而不能反映文革的众多历史细节。一部完整全面的、运用马列毛主义科学观点的无产阶级的文革史，仍是有待新一代革命者完成的任务。
    (一)文革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
    文革作为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各阶级及其矛盾，而同时又
    是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因而也必然带有中国历史的特点。文革这场阶级斗争史诗大剧中各个角色的特点和力量，都是由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舞台以及近代以来中国阶级斗争的历史所决定的。下面就对文革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做一概略的介绍，以勾画出将在文革中出场的各个角色的主要特征。
    1、文革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是主要矛盾？以上曾经困扰国际无产阶级的关键问题已经通过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得到了解答，并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此进行了科学总结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主要矛盾仍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资产阶级，而是新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浓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还存在三大差别，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等级制，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由此也导致上层建筑领域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资本主义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孕育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尤其是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的领导干部，一方面享有着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掌握着相当大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经济的权力，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受资产阶级法权腐蚀而蜕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不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使用权力、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特权，并谋求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剥削压迫广大群众，从而最终谋求复辟资本主义，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体、核心和政治代表。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生产的承担者，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受害者，要求社会主义继续前进，要求限制和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法权，要求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存在的各种不合理和不平等，要求打倒、清洗那些重又骑在人民头上的走资派及其他新生资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与以走资派为核心的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文革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
    2、文革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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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的，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当时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中国工业弱小，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少，力量弱，所以尽管它是旧中国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级，但却不能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旧中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由它的先进分子（主要的是接受了工人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纲领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上。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工人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一事实，不能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人阶级群众在阶级斗争经验和政治成熟水平上有较大弱点。旧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本身的斗争，由于自身数量的微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由于长期战净的影响，再加上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掠夺下工业的长期调零，总的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旧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展到全国总罢工、广泛建立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即工人政权和发动全国武装起义的水平。因此旧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总的来说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政治经济斗争的经验，缺少自己直接建立政权的经验，没有形成广泛的基层斗争骨干和组织网络。
    二是在职业革命者中混有大量的民主革命同路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参加共产党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本身也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部分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纲领一一也就是说只是赞成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追求打土豪、分田地，只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根本的世界观和根本的立场上还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对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是不理解、不支持的。这部分人占据了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岗位，他们最易受资产阶级法权腐蚀，构成了走资派直接的和主要的来源。
    三是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是事实上的”代表专政”。由于旧中国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特点，使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只能是事实上的'代表专政'一一即权力集中在当时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干部集团手中，而不是群众专政，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群众客观上并没有这个力量和水平来直接管理国家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是不成熟和不稳固的。掌握权力的干部集团如果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放弃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那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被颠覆。而权力集中在干部集团手中，实际上使得干部集团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特别严重。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若是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的监督和斗争，革命干部集团的主体发生蜕变就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其中本来就混有很多仍旧秉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但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成熟和不稳固，要解决它，只能有赖于
    继续革命的实践，有赖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当时无产阶级政权的弱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过程。
    正是以上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将在文革中出场的各个角色一一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和特点。下面就对社会主义中国各阶级及重要的社会阶层的基本情况做一勾勒：
    3、社会主义中国各阶级和主要阶层的基本情况
    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工人阶级掌握着现代化大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代表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受益者，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但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弱点。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因此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他们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福利保障和政治经济地位，而这些，不是经过他们亲身斗争得来的。如前所述，工人阶级中经历过旧社会的部分，也缺乏群众斗争的经验，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群众斗争的深厚传统。再加上文革前十七年，由于事实上的“代表专政”，由于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的阻挠破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发动工人阶级群众继续革命和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有一个认识和落实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斗争、管理上层建筑。这一切使得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仍引旧缺乏群众斗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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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共产党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恩之情，习惯于在党的干部领导下，搞好生产，享受福利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不习惯于关心国家大事、辨别政治路线、直接管理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政治上缺乏经验，不够成熟。此外，当时工人阶级在劳动者中仍旧只占少数，这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再加上当时比较严重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存在，使得工人阶级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在劳动群众中比较优越(特别是国营大厂中的工人)，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人阶级群众的保守情绪。
    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却拥有一个威力强大的武器，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干部集团中，存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与无产阶级和广大贫下中农结成了紧密的血肉联系，在阶级斗争中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及愿望。这一无产阶级司令部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一核心（特别是其领袖毛主席)经过长期的、严酷的革命考验，具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极其强大的政治能力，在劳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在干部集团中也有深厚的影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像一个力量倍增器，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成倍地增加了，从而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体农民
    合作化运动后，农民阶级已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集体农民。集体农民在总体上，特别是占主体的原贫下中农，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且集体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也有着继续革命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当时农村主要的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因此不可避免地还广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小私有者习惯和心理、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自发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农民阶级在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下，能够与工人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但在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农民阶级小私有者习惯和资本主义自发性又可能被煽动起来，从而被利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以上特点决定了农民阶级虽然在当时中国劳动人民中仍占大多数，但在继续革命中却不能成为主力军。这也是对继续革命不利的一个因素。
    新生资产阶级
    与工农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体就是走资派，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时中国的走资派，相当一部分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压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下，能够勉强接受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跟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其根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很快就转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积极捍卫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继续革命，镇压群众，推动复辟资本主义。此外，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解放后新培养的，也有许多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发生蜕变，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党内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使其成为劳动人民十分凶狠狡猾的敌人。又由于有着共产党、老革命的光环，因此在群众中又很有欺骗性，缺乏斗争经验的群众很难识破其真面目。
    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转移斗争大方向，把革命群众运动转为运动群众、镇压群众。党内资产阶级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扭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推进继续革命而发动的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的正确方向，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把推进继续革命，打击一小撮走资派和坏分子，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变为保护自身特权，打击、镇压大批不满或澉于反抗的群众，通过浮夸风、共产风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四清、文革，都是这一套路。而由于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掌握着领导权力，因此这套方式又很有迷惑性。
    除了党内资产阶级外，新生资产阶级还包括教育、文化、理论等上层建筑领域未被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旧体制所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被资产阶级法权所腐蚀的新资产阶级“专家”、学阀；还包括当时社会主义中国还广泛存在的小生产所自发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如投机倒把分子、地下经营分子、农村中的新富农等)。
    干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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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共产党职业革命者集团演变而来的干部集团，代表无产阶级掌握了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的大权。干部集团在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对立的两极：走资派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若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干部集团的主体就必然要蜕变为新生资产阶级。但是应该看到，在文革前17年，由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斗争，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得干部集团的主体还未发生彻底的蜕变。除了走资派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两极外，还存在大量的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干部。这些干部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比较廉洁、能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在群众中威信较高。但是比较缺乏路线觉悟。一方面没有明确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没有明确的认识。习惯于在上级领导下开展工作，但缺乏辩别上级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意识和能力，缺少与上级错误路线斗争的勇气。自身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又使得他们在既得利益被触动后，本能地要捍卫既得利益，存在保守倾向。这些干部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是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能够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的。但是在走资派篡夺领导权后，又会不自觉地被其所利用，成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并最后在复辟中或被淘汰或彻底蜕变。在文革中，走资派正是利用这些“中派”干部的不觉悟、利用他们的保守倾向、利用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与造反派对抗。走资派之所以能在劳动人民中组织起声势浩大的保守派，这些“中派"”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这也增加了继续革命运动的复杂性。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中大量还是旧社会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即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由于教育中资产阶级旧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改造，因此也是由资产阶级体制再生产出来的。再加上在严重的脑体差别条件下，知识分子又享有较大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而由于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必然要依附在某个阶级的“皮”上，再加上在“反右”斗争中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受了沉重打击，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下，通过正确的政策是能够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改造他们。而知识分子中受到走资派压制、迫害，资产阶级法权较少的一部分（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也具有一定的继续革命的积极性和斗争性。但是从总体上的阶层本性来说，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从而是能够被走资派所利用的一支力量。而投入继续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自身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性也会给革命运动带来负面影响。
    学生
    学生在思想上最活跃、最敏锐，再加上一方面成长于红旗下，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氛围熏陶下，充满革命的政治热情，一方面又是教育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的旧方式、旧体制的直接受害者，深受束缚和压迫，因此具有巨大的革命能量，能在继续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学生在教育旧体制下很少接触社会生产和工农劳动人民，再加上资产阶级旧体制、旧方式本身的影响，因此学生也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从而在继续革命中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日剥消削阶级的残余
    日的封建、买办统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和思想代表人物，由于已经丧失了其经济基础，并目遭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反右”斗争中革命群众运动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基本上已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虽然“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基本上已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只能依附于新生资产阶级、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潜在社会基础而发挥一定作用。外国帝国主义的渗透势力也类似，在阶级斗争中不起关键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旧剥削阶级的子弟在解放后许多进入到劳
    动人民队伍。他们中有不少人怀念失去的天堂，对当时的阶级政策不满。因此在文革中，他们中一些人混入造反派队伍、兴风作浪、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打倒走资派、继续革命，而是整个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事实上要恢复旧剥削阶级及其子弟的天堂，推动资本主义复辟)，起到了一定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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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将在文革中出场的主要角色的基本情况。在文革前17年的阶级斗争中，各主要角色已经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特点。而无产阶级司令部通过17年的实践，也通过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比较科学地判断。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心发动进攻，开展一场决定性的斗争。于是文革的大幕就要拉开了。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将简要描述文革的基本过程。
    (二)文革运动的过程
    就是在上述各角色构成的阶级斗争的舞台上，文革这一壮丽的史诗剧拉开了自己的大幕。以下就对这一史诗剧的大致"情节"进行叙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水平所限，虽然自信勾画出了文革整个过程的大致脉络和关键节点，但肯定还有错漏，希望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1、以意识形态领域为突破口
    首先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斗争。建国后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虽然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有一定进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兵提供了一定服务，但总的来说，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其运行机制、体制结构仍旧基本上保留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因此，仍旧在不断地再生产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容的“产品”、培养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掌握各领域权威以及各级机构领导权的，仍旧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师”，“专家”。领导这些领域的党的干部，也基本上推行了一条纵容旧方式、反对根本改造这些领域、反对继续革命的反动路线。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走资派自成一个帮派，与掌握政治、经济实权的走资派联系相对不紧密、并存在一定矛盾。由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就选择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发起了进攻。这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二月提纲”、下发“五一六”通知的斗争。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的身边”。由此启发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开始了针对走资派的斗争。
    2、学生造反与"五十天白色恐怖
    而广大青年学生，作为思想最活跃、最敏锐的群体，又是教育上层建筑旧方式、旧体制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成为群众中最先行动起来开展斗争的社会集团。以“北京大学三同志大字报”为标志，学生的造反斗争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大批学生起来批判旧教育体制和路线，批判教育机构领导干部及党组织的错误。
    刘邓为首的中央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开始就妄图把运动纳入其控制之下，引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因此先是把运动引导到破四旧”、批判旧知识分子等方向上，而转移对走资派的斗争。在学生运动起来后，又乘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由他们全面指挥文革运动的机会，派出大量工作组，妄图压制学生造反斗争。各工作组把敢于起来造反、敢于向党委、领导干部提意见的大批学生及其他教工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又制定许多条条框框，把群众斗争压制下去；同时又扶植高干子弟，组织了保皇派的“老红卫兵”，作为他们操纵、压制学生运动的依靠力量。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引导“老红卫兵”去批斗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有的地方还操纵、挑动工农群众来反对学生。从而把斗争矛头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到学生、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上，系统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由此就制造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
    3、毛主席指明文革大方向，将文革引向深入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立刻领导中央文革诸同志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毛主席亲自撰写并公布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揭露党的最高领导层内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明了文革斗争的大方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革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制定了文革的基本纲领、阐明了文革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领导下，辙出了工作组，解放了被打压的学生。中央文革引导被解放的革命学生组成了革命的红卫兵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走资派、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随后在中央号召下，开展了革命大串联运动。全国红卫兵运动大规模兴起，并通过大串联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全国、深入广大群众。
    4、工人阶级走上斗争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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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布的一系列文革指导文件以及发出的一系列号召的鼓舞下，在革命学生运动高潮的影响带动下，工人群众也开始了斗争。
    文革前17年工厂企业虽然公有制水平最高，工人阶级福利待遇和政治地位也较高，但绝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和谐净土”。社会主义公有企业在体制和管理上仍旧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残余，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把工人群众当做企业的主人，而是对工人群众实施“管、卡、压”，在工厂内部以权谋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扶植少数高薪特权阶层；以及“打着红旗反红旗”、“运动群众”，利用政治运动打击工人群众中敢于批评、敢于反抗的先进分子，以维护少数干部的特权。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工厂企业广泛存在着走资派与工人群众的对立和矛盾。虽然由于当时工厂内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蜕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再加上工人待遇较高、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多数工人群众感恩心理较强、斗争意识较弱。但工人群众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斗争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的先进分子对工厂体制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对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意识。而这就是文革运动迅速深入工厂、工人阶级走上文革斗争前台的社会基础。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和革命学生运动感召下，首先是思想比较敏锐、具有斗争精神的一部分工人群众，以及遭受过文革前走资派反动路线迫害的、或者对单位党组织及领导干部意见较大的工人群众开始通过张贴大字报、成立造反组织等形式，对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及错误路线进行公开批评和斗争。而各地地方及基层党组织普遍执行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出工作组，对工人的斗争大肆压制、打击。把许多起来批评、提意见的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否定工人阶级有参加文革的权利，不承认工人阶级串联、组织革命群众组织的合法性。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造成了工人造反行动的进一步升级，这些被打压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形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并得到了许多工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各级走资派拼命打压工人造反派，反对、阻止他们的造反行动。而中央资产阶级司令部（以陶铸为代表)也大力支持地方的反动路线，制定许多条条框框，以生产来压革命。
    上海的工人阶级最集中，规模最庞大，文化水平相对最高，斗争经验相对也最丰富（上海在旧中国就是工运中心)，因此上海工人阶级造反派成为工人阶级造反的领头羊，发挥了伟大的首创作用”。上海工人造反派率先成立了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在上海市委对此予以压制，不予承认的时候，又勇敢采取群众的直接行动，发动了“安亭路卧轨抗议"事件。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同志，顶住走资派的压力，勇敢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人阶级造反，承认上海工人统一造反组织的合法性、革命性，承认工人阶级具有参加文革、串联、组织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从而使得安亭路事件以
    革命的方式得以解决，
    安亭路事件的革命解决，全面推动了工人阶级造反运动的发展。全国工人阶级广泛行动起来、开展革命串联、成立革命群众组织，通过大字报、群众组织报刊、群众大会等形式，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走资派的高潮。
    5、走资派的对策与反扑
    面对学生、工人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推行不下去了，走资派的权势、地位受到严重冲击。但走资派并没有缴械投降，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为了捍卫本阶级，继续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尽其所能地利用社会上的落后、保守势力。
    走资派一是搞事实上的“干部罢工”。走资派自己撂挑子不干，还煽动因受到冲击而不满的广大干部躺倒不干，以瘫痪干部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日常管理，期待通过社会经济的大乱而搞垮文革运动。这也使得造反派的夺权成为客观必须
    二是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一些地方的走资派面对声势浩大的造反运动，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利用部分群众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超出当时生产、财政水平地大发奖金、福利，妄图搞乱国民经济、把革命造反运动引入错误的方向（即争取提高物质待遇，而不是打倒走资派、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经济基础)。
    三是利用军队保护自己、镇压群众运动。各地方的走资派利用自己与军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勾结当地驻军（特别是与当地党政领导关系密切的各军区地方部队）的军头，调动部队来保护自己、镇压群众。在中央的军队头头也颇有支持地方走资派的。这就导致了后来的二月逆流。也使得毛主席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伟大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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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绝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必然受到社会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影响。军队内部体制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体制一样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军队本身又强调集中统一、服从命令，因此其等级制、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等落后因素又特别强大（而且在中国，军队内又有由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展出来的山头派系，使这些落后因素及其产生的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军队也是产生走资派的重要温床，而军队中的走资派由于其直接掌握暴力工具，对社会主义又特别危险。可以说，军队本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保守集团之一，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领导，才能使军队为继续革命服务。但当时，一方面毛主席在军队中有崇高威望，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主席本人是忠心耿耿的，而且当时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集团表现出积极支持继续革命的姿态，使得军队有可能为继续革命所用；另一方面，
    一是在面对美帝、苏修强大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军队的总体稳定以保卫国防；二是若处理不当，把军队逼向与造反派全面敌对，会使继续革命面临极为不利的力量对比（当时造反派并没有与军队这一有组织的暴力机器相对抗的力量)。
    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必须对军队采取极为慎重的策略，而这也使得文革面临复杂的局面。
    四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保守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对抗。面对造反派的革命群众运动，走资派最阴险毒辣的，也是造成了最大的破坏性的一条对策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成立规模庞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保卫自己，与造反派开展事实上的内战。而走资派之所以能煽动起庞大的保守派群众，主要有以下几个
    原因：
    一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不成熟。工人阶级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但当时主要的保守派群众又来自工人阶级，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文革中发生了致命的分裂。而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本身的不成熟。如前所述，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群众历史上本身就斗争经验不丰富、没有较高水平的斗争传统。另一方面当时工人阶级的主体又是是解放后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习惯于在党的领导下搞好生产，享受较高的福利和政治待遇，对党有感恩心理。工人群众总体上缺乏辨别政治路线的意识，缺乏自下而上开展大规模群众斗争的经验，缺乏基层有威望的、经过考验的斗争骨干及其联系网络，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这使得具有较高路线觉悟和斗争精神，能够认识到工人阶级群众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直接掌握工厂权力、直接监督管理上层建筑的革命造反派在工人阶级中仍占少数。而造反派本身也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存在打倒一切、唯我独革的错误倾向，不善于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传统，在文革中也未创造出能够自下而上联合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实现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凝聚本阶级力量共同对敌的民主机构（如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工厂委员会），使得工人阶级群众内部没有形成阶级团结的机制，反而形成了各派别群众组织长期分裂和对立（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是如此)的局面，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通过“解放军支左"这一自上而下的形式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
    二是干部集团主体未完全蜕变，也造成了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化，而被走资派所利用。如前所述，文革前17年干部集团主体尚未完全蜕变。有许多与劳动群众直接接触的干部，虽然缺乏路线觉悟，但是17年来主要的是勤勤恳恳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身作风是好的，是廉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在群众中有着较高威信。而在文革初期，这些干部往往不自觉地执行了上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使得他们在革命造反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对这些干部的冲击，又导致不少劳动群众对他们产生同情心理。而这些干部本身，由于受到冲击、由于既得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又有着保守的倾向，对造反运动不满。再加上造反派缺乏斗争经验、存在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使得总的来说造反派群众未处理好与这些干部的关系，未能争取到他们。这就为走资派制造了可乘之机。走资派利用与这些干部的人脉关系煽动他们对造反运动的不满情绪，利用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在群众中的威望去组织保守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对抗。众多劳动群众参加保守派组织，从他们本身来说，是出于捍卫17年中好的（使他们得益的）方面，捍卫他们信任的好干部的真诚愿望。然而这种真诚愿望却被走资派可鄙地利用了。历史的悲剧就在于，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多数保守派群众直到文革失利也未觉悟到自己被走资派所利用。从而也就最终决定了他们在改开中沦为下岗工人、“弱势群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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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其中“先进模范"的优越待遇，造成工人群众中存在一定保守倾向，从而被走资派所利用。如前所述，由于当时严重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使得工人阶级在劳动群众中享有较优越的物质、福利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国营大厂的工人），这种待遇和地位与当时并不久远的解放前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因此工人群众中（特别是老工人）存在着比较广泛的满足和感恩心理，而对需要继续革命认识不足，这种情况就使得工人群众容易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而当时工人阶级中具有较高威信的“先进模范”分子，都是由党的领导干部发掘、培养的在生产劳动上具有先进模范作用、听党的话(具体就是听上级领导干部的话)的工人。他们享有更高的物质和政治待遇，这使得他们感恩心理更强，对领导干部更拥护、更信任，从而在文革中总的来说保守倾向更强。这些“先进模范”分子的多数，由于不满他们所拥护和信任的领导干部受冲击，就被走资派所利用，成为了保守派群众组织的骨干。又由于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使得他们能够争取到一大批群众的支持。
    6、造反运动中的杂音
    文革造反运动的主流，是受17年中未彻底改造的旧体制压迫、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对走资派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继续革命运动。
    然而，在阶级斗争大潮中，各个阶级总要顽强表现自己。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制造负面的影响。一般而言，当时旧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尚不敢轻举妄动。但旧剥削阶级的子弟许多是学生，还有许多进入到劳动人民队伍。他们中许多人仍旧秉持剥削阶级世界观，怀念失去的天堂，对现实非常不满。在造反运动兴起后，这些人中有许多混入造反队伍中，兴风作浪，形成了造反运动中的杂音
    在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提出“出身论"的遇罗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是高干子弟维护自身特权、为走资派服务的反动理论，遭到了中央文革及广大造反派群众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但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却主张阶级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任何影响，应该一律平等。这表面上很“平等”，实际上却是为恢复旧剥削阶级特权地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因为当时旧剥削阶级虽然被剥夺了经济基础，但他们的子弟往往还有“家学渊源”，掌握着较高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更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并未得到根本改造。如果无视阶级家庭出身，搞什么”一律平等”，那就必然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各种关键岗位被旧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所垄断把持，而剥夺劳动人民子弟（他们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机会，从而继续再生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最终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正确的路线只能是对旧剥削阶级子弟争取、教育、改造，关键看其政治表现：同时必须对劳动人民子弟采取优待政策，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而决不能搞不看阶级出身一律平等”。所以，遇罗克参与造反运动，提出“出身论”，实际上是为像他自己这样因为家庭出身而没上成大学的旧剥削阶级子弟鸣不平，说到底是想复辟旧剥削阶级子弟垄断教育资源的“天堂”，而这是与继续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的被逮捕和被处决，应该是林彪集团操纵的“支左"部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扩大化造成的，这是不应由文革和革命造反派背锅的。仅仅提出“出身论”，履行出版、结社、集会自由，不应治罪，更罪不至死，应该是将其错误交与群众批判。
    二是临时工造反运动中的逆流。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是17年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所大力推行的一个
    十分反动的剥削压迫工人群众的制度。在文革运动中，广大临时工、合同工奋起造反，控诉这一反动制度、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斗争劳动部、总工会中的走资派，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也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但是根据文革后临时工造反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组织的若干头头的自白，当时有一批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混入了这一造反运动，制造了逆流。据他们坦白，他们几乎都是被新中国镇压的旧官僚、旧剥削阶级的子弟，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都有着刻骨仇恨。在17年中，他们进入临时工队伍，对现实非常不满。但是他们的不满不是要废除临时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继续革命，而是对失去旧剥削阶级的天堂不满，是要整个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文革群众运动兴起后，他们混入临时工造反运动，并且由于他们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窃据了造反组织的骨干位置。于是他们操纵临时工造反组织兴风作浪，妄图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操纵下，临时工造反组织行动极端化、暴力化，拒绝中央文革的合理指导，拒绝对临时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对抗态度，制造混乱，破坏继续革命大局。他们的不正常表现，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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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惕，经过调查，对这些坏头头进行了揭露和处理。根据文革后这些头头的自白和表现，证明文革中对他们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广州一个影响很大的造反组织，据文革后揭露的材料（是从为他们评功摆好角度写的），是由一个秘密小团体控制的。这个秘密小团体的主体是引旧剥削阶级子弟，他们制定了自己的秘密纲领：要求解散人民公社、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一一实际上就是“改开"的先驱！这个秘密小团体操纵这一造反组织坚决武斗、拒绝大联合，制造了很大混乱，最后被"支左"部队揭露并处理。根据文革后曝光的材料，当时支左"部队对这一秘密团体的处理，应该说是正确的。
    以上例子说明，对造反运动也必须进行分析，其中确有混入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制造的杂音，这是文革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杂音只是支流，决不能因此认为造反运动就是被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操纵的。对走资派借口清理杂音而大搞扩大化、镇压造反群众的反动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和反对。
    7、从一月革命到720事件
    工人阶级全面参与文革，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力军，标志文革已经突破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而转化为无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转化为一场政治大革命。
    当时一方面革命造反运动已使得走资派威信扫地，而走资派占据重要岗位的、曾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的各级权力机构（党委、国家机关、企事业管理机构等）及其旧运行机制也不再被群众所信任，不适合为继续革命服务，需要予以清洗和改造；另一方面走资派又煽动干部集团搞“罢工”，妄图瘫痪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使得造反派不得不把管理的职责承担起来，也造成了夺权的客观必要性。
    因此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总结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根据继续革命的根本目标和当前需要，提出了文革的具体政治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一也就是说依靠劳动群众，通过革命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直接参与、掌握的新的各级权力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继续革命的新的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工人阶级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比较好地实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上海工人造反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迅速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而走资派操纵下的上海旧市委则采取躺倒不干”、刮经济主义妖风、组织保守派工人组织“工人赤卫队"等措施与造反派对抗。在斗争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体现了较高的斗争水平。他们很快实现了大联合，形成了全市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及领导核心，比较好地解决了内部的派性分歧问题。他们敏锐发现问题，依靠群众积极承担社会经济管理责任，开展反对经济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积极争取保守派工人群众，对保守派工人群众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正确策略（提出了欢迎“赤卫队"回头革命的口号，对保守派群众不歧视、不打压）。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比较顺利地争取、联合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形成了稳定的多数，使上海率先夺权的条件成熟了。
    于是在上海，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联合学生、机关等群众造反组织，团结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实现了一月革命！把权力从走资派操纵下的旧市委、旧市人委夺了过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支持一月革命，毛主席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从上海的文革运动可以看出，只要工人阶级有这个力量和水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完全支持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依靠工人阶级并联合其他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是完全支持由工人阶级的多数来直接掌握政权、控制局势的。比如关于所谓“武斗”问题，虽然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如果工人造反派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那么对少数负隅顽抗、死心塌地保护走资派、并且制造暴力流血事件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完全支持工人造反派采取群众的直接行动将其解决的（如上海造反派解决“上柴联司"的行动）。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的，是对未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继续革命的对象采取不必要的暴力措施；是造反派内部分歧用“武斗”来解决；是在保守派群众组织还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时，不采取正确策略争取大多数群众而贸然用武力的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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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问题就在于，全国工人阶级总体上并没有达到上海工人阶级的水平。全国工人造反派总体上没有解决内部派性分歧问题、没有对保守派群众采取正确策略，而全国保守派群众总体上阶级觉悟更低、感恩心理更强从而又更顽固，以上就导致造反派始终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这就使得全国的文革运动不能顺利地走”上海道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控制局势，而不得不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也制约了上海文革运动的进一步激进化发展(上海工人阶级不能脱离全国工人阶级“独走"太远)。
    从一月革命到720事件的过程，正是全国工人阶级暴露其缺点，无产阶级司令部认识到必须调整策略的过程。
    由于各地走资派纷纷勾结当地驻军，保护自己、镇压造反派群众，因此1967年1月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部署：按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停止保护走资派，支持造反派群众。但各地许多军头却按自己的利益来理解和执行这个决定，他们指鹿为马，把保守派群众组织认定为革命造反派，而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们还利用“军委八条”（规定禁止冲击军事机关等“反军”行动），直接动用暴力，抓捕大批造反派骨干、强行解散造反派组织。与此同时，中央对文革不满的老军头、老干部也向中央文革发难、发起攻击。这就是中央和全国范围内的”二月逆流”。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二月逆流”进行了坚决反击。坚决批判了对中央文革的攻击，在全国支持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恢复活动，通过制定“军委十条"等措施，禁止军队乱抓人禁止军队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禁止军队把造反派打为反革命。
    当走资派不能直接动用军队暴力时，他们就主要依靠保守派群众组织，通过开展武斗来压制造反派。他们暗中策划、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并供给他们经费，利用军队及民兵系统将他们迅速武装起来，操纵他们对造反派实施武斗。以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为例，就是当地走资派直接通过人武部系统和基层干部的网络，以复原军人、基干民兵、基层干部、党团员、"先进模范为骨干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后，百万雄师很少与造反派开展大辩论，而是直接开展武斗，妄图凭借自身人数和组织上的优势来打垮造反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群众组织还是有广泛的群众支持，特别是在国营大厂、军工企业中往往还占多数。再加上有走资派操纵及勾结的干部集团和当地驻军的支持，使得保守派群众组织在全国许多地方占据了优势。
    以上就是“720事件"发生的背景。
    在武汉，由于在走资派操纵下，百万雄师得到武汉军区部队、湖北及武汉地方干部集团的鼎力支持，又掌握了多数工人阶级群众，因而在武斗中压制了造反派，基本控制了武汉的局面。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支持造反派、争取保守派群众，想要解决两派矛盾。结果在武汉军区部队坏头头的煽动和怂恿下，保守派群众（包括部分军方人员）绑架了王力，并冲击毛主席驻地，制造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由于当时保守派在武汉全市占据优势，因此使毛主席有被围困的危险。中央紧急决策，要求毛主席立刻转移。7月21日，毛主席离开武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720”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情况，使得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得不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而调整策略。
    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使得在文革关键时刻工人阶级发生了致命分裂。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继续革命正确方向的造反派，在全国工人阶级中仍旧只占少数。而走资派侧利用干部集团和工人群众中的保守倾向，也利用造反派的缺点和失误，煽动起了强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反对继续革命。在其背后还有各地驻军的支持，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对造反派造成了优势。
    在“720事件”之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策略，是支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支持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工人阶级多数群众（并联合其他阶层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权力、控制局势。这也就是所谓上海道路”。然而720事件”证明，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水平，还不足以走“上海道路”。若是要坚持以造反派为主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支持造反派彻底打垮保守派，那就势必要发动一场与工人阶级多数群众和相当数量军队为敌的血腥内战！而这不但对工人阶级本身和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是极大伤害，而且凭当时造反派的力量在这场内战中也胜算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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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使得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得不调整策略，不得不更多地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因此毛主席不由得发出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新的策略一是稳住军队，不把军队逼到对立面去，以减少继续革命的阻力。由于毛主席在军队中的巨大威望，由于林彪集团当时对继续革命表示积极支持，因此军队还是能够为继续革命所用的。而若是对军队采取直接对立的偏激策略，将其逼到对立面去，将会对继续革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就必须对军队采取怀柔、争取的策略，就不得不对军队中一些积极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搞武斗的坏头头、实质上的走资派，予以从轻发落，从而避免矛盾激化。而对破坏这一策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部分人员，也不得不作出一定处理（关押王、关、戚）。
    二是依靠第三方力量自上而下地支持造反派，并争取保守派群众，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表明，仅仅依靠造反派自己，无法团结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来控制局势、推进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使用第三方力量自上而下地来整合工人阶级的力量，制止派性分裂和对立，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以进一步推进继续革命。由于中央和地方文职干部集团总体上已经瘫痪并陷入分裂，而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人数较少，因此当时这个第三方力量，只能是林彪集团所代表的，表示积极支持继续革命，并且在此前的文革运动中未深入介入两派斗争，未积极支持保守派的野战军军官团及其领导的部队。
    所以，“720事件”后，文革进入了为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斗争策略是：由解放军野战军部队“支左”，在“支左部队主导下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8、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
    无产阶级司令部根据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野战军部邵队"“支左”一一由军队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同时净取保守派群众，以调解、消除派性冲突，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根据文革运动中的表现，表态支持了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给与他们政治上的支持。“支左“部队也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支持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这种支持，使得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往往陷于瓦解（注意，有型的组织虽然瓦解，但保守派的势力仍旧存在，仍旧要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指示“支左部队积极争取保守派群众，要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
    然而在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时期中武斗始终不能收场的局面，特别是造反派内部又发生分裂，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性分裂和对立始终不能得到很好解决。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
    一是“支左”部队采取了错误的“支一派”、“打一派"的路线。如前所述，军队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保守集团。而当时具体指挥军队的林彪集团，表面上积极支持继续革命，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暗藏的走资派。这就使得"支左"的部队未能如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继续革命的工作队(就像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那样)，去充分发动和团结群众继续革命。而是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扶植听自己话的“新保守派”、同时收编保守派群众，而打压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这就势必制造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立。这是使得武斗不能收场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如前所述，由于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传统，更没有继续革命的经验，他们没有创造出整合阶级力量的民主机制，也缺乏弥合分歧、凝聚力量的策略，缺少成熟的骨干群体因此始终不能很好地实现阶级内部的团结。保守派群众始终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而被走资派所利用，与造反派相对抗。造反派未能对保守派群众采取正确的争取策略。而面对内部的分歧，造反派也未能很好地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造反派对“支左"部队中走资派的挑拨阴谋也没有成熟的认识和应对策略。结果就导致许多地方派性矛盾恶性发展，形成武斗不止的局面。政治上不成熟是导致工人阶级分裂和武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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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混入造反派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旧剥削阶级残余顽强地表现自己。在造反派组织全面兴起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和日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工人群众文化水平及政治经验相对较低，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又往往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政治经验，因此他们往往能混入造反派组织领导层，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在学生、知识分子造反组织中，小资产阶级、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就更多、发挥作用就更大。这其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其阶级本性和世界观，使其往往“左”右摇摆，也往往具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这是导致造反派组织出现派性分裂、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如前所述，他们混入造反队伍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失去的天堂。因此他们往往兴风作浪，推动、操纵造反组织行动极端化、暴力化，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支左"部队的调解、拒绝工人阶级大联合。这也是导致一些地方持续武斗、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阶级异己分子虽然在一些地方的文革运动中发挥了恶劣的作用，但在整个革命造反运动中不是主流。决不能像保守派、走资派所污蔑的那样，把革命造反派说成都是由阶级异己分子操纵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旧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参加造反派的人员，不能一概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主要应看其实践活动一一其中还是有不少世界观改造得比较好的，革命的一面占主流的好同志。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支左部队中暗藏的走资派往往以存在阶级异己分子为借口，大肆打压造反派，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把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同志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清洗、镇压一一这实际上是镇压文革运动的阴谋。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对革命造反派中混入阶级异己分子的情况有恰如其分的认识，而不能像某些“泛左翼”分子那样跟着保守派、走资派屁股后面恶意攻击造反派。
    面对武斗不能收场的局面，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更多地依靠“支左部队，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调解，做促进工人阶级大联合的工作。中央文革多次直接组织各地对立两派到北京谈判、调解，“支左“部队也采取多种方式调解、制止武斗。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号召造反派要清理阶级队伍，把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这一方面对消除派性分裂、制止武斗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各地实践中、特别是“支左“部队的具体操作中，存在扩大化、借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这在后面还要提到)。对妨碍大联合、鼓吹武斗的极左思潮和派别，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予以批判和必要处理（但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被暗藏走资派利用而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武斗迟迟不能解决的机关、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施了军管或派驻工人阶级宣传队以制止武斗。对武斗已严重影响到国防安全和人民生存的地方，也不得不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来制止武斗。
    这样经过限苦的工作，到1968年，终于在全国各省市（除台湾外）基本制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达成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党的重建工作，于1969年召开了党的九大。这标志着文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9、与林影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按照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构想，应该是搞好“斗、批、改"”，也就是说要全面巩固落实文革群众运动的成果。那就是：斗垮走资派势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一切封、资、修错误思想，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一切不合理的、带有资本主义残余并被文革群众运动证明已经过时的旧体
    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跃进，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推进一大步，并为继续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为此，毛主席做出多次重要指示，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推广了不少先进经验。
    然而要落实“斗、批、改”的任务，就需要有一支具有继续革命觉悟、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纲领、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骨干队伍，来领导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的设想，是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队伍中、特别是工人阶级造反派中组织这样的骨干队伍来带领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权力，领导“斗批改”。然而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派性分裂，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最终不得不依靠“支左”部队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组建革委会。这就无法避免地使得支左部邵队的领导干部在各级地方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希望这些干部及其领导下的"支左"部邵队能像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一样，成为继续革命的工作队一一依靠并引导造反派群众、争取保守派群众，放手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其主人翁作用，搞好“斗、批、改”，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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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时具体领导“支左部邵队的林彪集团，却是表面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反革命集团，是暗藏的走资派。他们在文革运动初期装作积极支持继续革命，实际上却是投机革命，是妄图利用继续革命清除异己、篡夺权力，实现本集团接班掌权、最终复辟军事官僚集团主导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因此这个集团借“支左”篡夺了许多地方的权力后，就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斗批改，疯狂推行形左“实右、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们一是疯狂镇压造反派群众。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五一六”小集团（一个极"左"秘密组织)、”一打三反"等本意是纯洁造反派队伍、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运动都疯狂扩大化，利用为镇压造反派群众的工具。通过操纵这些运动，整了上千万造反派群众和骨干，许多造反派骨干被关押、甚至遇害。
    二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执行依靠造反派群众、争取保守派群众，共同推进继续革命的正确的革命群众路线，而是在造反派中支一派打一派、制造造反派队伍的分裂。又全面扶值保守派，在落实斗批改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中，主要依靠保守派来整造反派。这样，他们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实质上是破坏工人阶级大联合，加深工人阶级的派性分裂。
    三是直接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由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使得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不能掌握最高权力，不能全面推行复辟。因此林彪集团就秘密策划暗杀毛主席，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正是由于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倒行逆施，使得“斗批改”任务被破坏，文革群众运动的成果始终无法很好地落实。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林彪集团的真面目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林彪集团篡夺了许多权力，因而对继续革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然而一旦认识到林彪集团的反动面目，毛主席就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展了坚决斗争。这就是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围绕“国家主席”、“天才论”等问题，对陈伯达、黄永胜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一系列斗争，最终迫使林彪集团挺而走险、发动政变未遂后叛逃出国、自我爆炸。
    毛主席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上层斗争，有力支持了造反派群众力量的复苏和再起。造反派群众纷纷重新组织起来，批判林彪各地党羽，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文革成果。
    然而林彪集团倒台后关于批林的性质问题，在上层也经历了一次斗争。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把批林的性质定性为批“极左”，实际上还是打压造反派。对此造反派群众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和反对。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也提出了反对，指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最后毛主席最终定调，肯定林彪集团是极右，从而有力支持了造反派群众。
    周恩来其实是“中派”干部的一个代表一一他们没有彻底蜕变为走资派，但对继续革命的认识是很不到位的，也有着保卫自身既得利益、反感造反群众的保守情绪。这就使他们容易在继续革命运动中犯右倾保守的错误。但他们与走资派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他们总体上还是愿意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执行继续革命路线的。因此对他们的错误的斗争，只能主要是党内的、同志式的斗争。
    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克服了上层的阻力后，发动了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全面清算林彪集团反动路线，推进继续革命。全国造反派群众积极参与了批林批孔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的力量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造反派的骨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但是当时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北比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造反派总体上还未能争取到多数工人群众。在党的干部集团中，也仍是"中派"干部占主体，真正理解继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战士还是少数。毛主席对这样的形势有着清醒地判断，明白当时造反派还没有这个力量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无法实现由造反派为核心的工人阶级群众直接掌握权力。因此还必须争取“中派”干部，依靠干部集团来引导工人阶级大联合以推进继续革命。并且还需要由干部集团来承担起具体的行政及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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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后期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策略可以说是一种“剥笋"策略：就是争取并使用干部集团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推进继续革命，而又不断发动群众来打倒干部集团中暴露出来的发生蜕变、反对继续革命的最坏的分子（把坏笋皮剥去）。从而逐步改造干部集团，并培养发展造反派群众力量、争取多数保守派群众转变，以推动干部集团革命化并与造反派相融合，最终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工人阶级群众直接掌握权力。这是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最有利于推进继续革命的路线。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邓小平复出了。
    10、与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一大批追随林彪集团、掌握各地革委会实权的军事干部被揭露和批判，从而已不再适合领导继续革命。而当时工人阶级群众也还没有力量直接掌握权力，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必须主要依靠文职干部集团来掌控局面。但是，文职干部集团的主体在文革运动初期已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其中有些是“中派"干部，把他们打倒实际上是过火了。有些虽然是走资派，但错误尚不严重，并且经过几年批判和劳动锻炼，多数表示愿意承认错误、改过自新。这样的情况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必要“解放”相当大一批干部。而要具体领导这个文职干部集团，又需要在中央有一个有着足够行政能力、资历与人脉，能够“震得住”、“指挥得动"这个干部集团，而又愿意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人，来承担具体领导的职责。周恩来曾是最适合这个角色的人。但随着周恩来罹患绝症，无产阶级司令部必须考虑他的接替者。
    此时，表示深刻忏悔自己错误、承诺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就成了比较合适的人选。他能力强、资历高、人脉深，又表现出对文革有正确认识，愿意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而他的复出，又能树拉改造走资派的典范，有助于推动其他走资派放弃顽抗、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由此，毛主席经过全面考虑，大胆决策，启用邓小平，希望他接替周恩来，具体领导干部集团承担起行政及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支持继续革命向前推进。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毛主席在邓小平复出后的一段时间，比较坚决地支持他承担起职责，支持他接替周恩来担负中央日常领导工作，而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其他成员的一些不策略的激化矛盾的做法予以批评和纠正（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成员并没有这个力量去直接领导干部集团，因此还必须争取、利用这个干部集团的代表人物，而不能把关系搞僵)。
    但是邓小平复出后的实践，逐步暴露出他“承认错误、永不翻案"的态度是假的，他实际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上台后，不是像毛主席希望的那样"抓革命、促生产”、落实文革成果、支持继续革命、保护和引导造反派群众，而是借“治理整顿”之名镇压造反派、取消和破坏文革成果的落实、阻碍继续革命、复辟17年旧体制旧路线。他招降纳叛、集结力量，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纲领。
    当实践暴露出邓小平的真面目后，毛主席立即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展坚决斗争，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群众运动。走资派负隅顽抗，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纠合反革命力量，煽动保守派群众，制造了“四五"反革命事件。但很快就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工人民兵粉碎。
    广大造反派群众又一次集结起来，积极参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造反派力量又一次得到了锻炼和发展，而造反派骨干也更加的成熟。这次运动清洗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干部集团中的
    一批右派，推动干部集团其他成员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好地与造反派合作。许多造反派骨干得到彻底平反、落实了政治待遇，开始掌握实权。应该说当时继续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
    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造反派力量有了发展，干部集团也有一定转变，但当时工人阶级内部和干部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中造反派群众和干部集团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战士仍引旧只占少数。这就使得当毛主席逝世后，继续革命骤然失去“"力量倍增器”，力量对比骤然失衡，从而导致华国锋叛变后文革最终失利。
    11、文革的最终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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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提拔华国锋，其用意和启用邓小平类似，都是需要一个干部集团的代表，来稳住干部集团、实现对干部集团的具体领导。华国锋此人当时实际上还是“中派”干部的一个代表。而华在文革中受冲击较小，比较早地就被结合进革委会并得到提拔，因此当时看来对继续革命抵触较小，能更好地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与造反派合作。毛主席也是希望利用华国锋的“忠厚老实”，在中央形成一个平衡局面，不使矛盾激化（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战士还居少数，过早的激化矛盾对继续革命不利）。毛主席对身后布局的设想，是希望在批邓的基础上，形成集体领导的局面，维持中央的平衡，从而使造反派力量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培养发展，文革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落实，从而为继续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为工人阶级和干部集团内部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创造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毛主席虽然病重，对后事有所准备，但也还未想到当年(1976年)就会去世，而是设想可能还有2、3年时间。如果批风邓能够再延续几年，造反派力量能够再得到几年发展、干部集团能够再进一步转变，那么毛主席这个身后的布局实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历史有时是冷酷无情的。毛主席于1976年9月去世，离开了他所深爱的人民。毛主席的逝世，使得力量对比骤然失衡，继续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如果接替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能够“忠厚老实”地承担起平衡中央各派、实现集体领导的作用，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还不至于全盘颠覆，造反派力量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继续革命就还有望推进。但是华国锋“大奸似忠”，他在力量对比失衡的强大压力下，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与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反革命分子汪东兴勾结起来，并联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叶剑英等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战士，消灭了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当时，全国造反派还不足以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凝聚足够力量来发动反击，挫败反革命政变。这就使得掌握了中央政权的走资派能够较快地粉碎造反派的反抗，对全国造反派群众力量进行彻底镇压和清洗。就这样，文革最终失利，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走资派转化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了！
    从表面上看，文革中毛主席提拔重用的几个主要领导人一一林、邓、华，都是两面派、叛徒，是造成文革陷入反复曲折迂回的斗争并最终失利的直接原因。那么这是否说明毛主席糊涂、识人不明是文革失利的原因呢？甚至像一些反毛“左翼”说的那样，是毛主席背叛了文革群众运动（因为不提拔重用造反派）吗？不，当然不是这样。毛主席选拔这些人，都是基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下，从最有利于继续革命角度出发而不得不做的选择。如前所述，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和干部集团内部，力量对比都不利于继续革命。毛主席无法依靠工人群众直接掌握权力、彻底改造干部集团、推进继续革命。那就只能争取干部集团中能为继续革命所用的代表，利用他来争取干部集团多数，并具体指挥干部集团承担起抓革命、促生产”和日常管理职能，来引导工人阶级大联合，来推进继续革命。而任用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如果表现得好，就证明他是真心拥护继续革命，可以成为较好的接班人；而表现得不好，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暴露。他占据高位，有了一定势力，如果不是真心拥护继续革命，那么自然会在他周围集结走资派的势力，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只要有毛主席在，把他再拿下不难。并且这实际上也就造成了推进继续革命的切入口，能够发动群众清理一批走资派，而对造反派群众力量也能起到较好地锻炼作用（辨别路线、敢于造反）。这就是所谓“剥笋"的“阳谋”。所以，毛主席的用人不是文革失利的原因，反而是推进继续革命的合适的策略。
    那么文革失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文革失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失衡一一在工人阶级和干部集团中，继续革命的支持力量都居少数。毛主席在世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他个人的巨大影响，使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为继续革命的“力量倍增器”，通过他的崇高威望和在干部集团中的深厚影响，通过他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成倍放大了继续革命的力量，使其能占据优势，从而推动继续革命。然而毛主席逝世后，无产阶级失去了这一力量倍增器，就导致了力量对比的失衡、面临失败的命运
    而阶级力量对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上不成熟，革命力量不够强大。工人阶级多数群众持保守立场，造反派群众也未能采取正确策略、及时争取多数群众，导致工人阶级发生派性分裂，不能凝聚成统一的革命力量，无力直接掌握权力，无力彻底改造干部集团，无法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足够支持。就使得文革陷入反复曲折迂回的斗争，使得一旦中央发生反革命政变，工人阶级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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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否说明文革注定要失败，文革本身是一场不应该发动的早产的运动，是条件不成熟下的盲动呢？不，不是这样。
    首先当时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已经成型，已经开始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那么只有发动工人阶级造反，开展继续革命，才能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遏制资本主义复辟；其次，作为继续革命的第一次完整实践，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在继续革命中的表现，是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发现的，而不是能够预先准确判断的。因此也只有“先干起来再说”，边实践边总结，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推进继续革命，而不是干脆躺倒不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虽然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有比较严重的弱点，但文革并不是注定要失败，而是完全有胜利的机会。这是因为有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倍增器。而当时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充分发挥了倍增器的作用，通过正确的策略，始终保持了继续革命力量的总体优势，始终在支持、引导、培养造反派群众力量发展成熟，从而使得文革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胜利（粉碎了刘、林、邓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设想，如果毛主席寿命再延长若干年，那么完全有可能使造反派群众力量发展成熟到足够程度，能够争取到大多数工人群众，实现力量对比的根本扭转。这样即使毛主席逝世走资派也不敢发动反革命政变，即使发动了，造反派群众也有足够力量粉碎政变。这样，文革的胜利就有了根本保障，继续革命就有可能最终胜利一一工人阶级群众牢牢掌握权力、把握方向，推动社会改造和世界革命，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四、文革的主要经验教训
    回顾文革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感叹：即使已经推翻了旧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要向共产主义前进，要战胜新生资产阶级、继续革命，还需要经历如此复杂的斗争、经历如此迂回曲折的过程、付出如此重大的牺牲！
    可是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人类经历5000年的阶级压迫社会、经历500年的资本主义剥肖削压迫制度，现在是到了要清算的时候了！虽然由于走资派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使得人类又陷入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必然地壮大、斗争、反抗，都使资本主义无法阻挡地陷入深重危机。可以说，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总体上已开始进入“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状态，革命形势正在成熟！
    而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力量要尽快成熟起来，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这就要求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知难而上，勇敢地继承干万先烈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彻底战胜新生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更何况，有了先辈们的经验，特别是文革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完整实践的经验，有了文革为人类解放最终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将通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而做得更好一一能够更成熟、更顺利地处理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复杂问题把人类解放的路走得更顺畅，特别是把人类解放的"最后10公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彻底走通！
    下面我们就试图对文革的主要经验教训做一初步总结。由于水平所限，这一总结肯定是粗陋的，只能是抛砖引玉。如果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从中受到一点启发，那就已经不胜欣慰之至了。
    第一，文革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是新生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通过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推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残余所必然产生的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核心的新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走资派，把其篡夺的权力夺回无产阶级手中，同时在这一革命群众运动中改革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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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逐步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逐步消灭国家，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推进，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只能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要发挥领导者和主力军作用，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主动性，在政治上强大、成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主人翁。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强大、成熟，不仅仅需要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必须有政治上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始终把培育、发展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始终扎根于工人阶级、坚持不懈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政治鼓动，培养干百万基层先进工人并建立起他们的组织网络，始终努力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尊重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
    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更要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锻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决不能把工人阶级群众只看成在先锋党的干部领导下搞好生产的力量，而必须把工人阶级群众作为国家、社会、单位的主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的主角！先锋党必须放手发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讨论、鉴别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路线；工人阶级群众必须直接参与单位、社会、国家的管理，必须直接监督和管理上层建筑；先锋党对工人阶级群众决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方式领导，而必须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文革的一个最大的教训，我们认为就是由于17年中未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群众主人翁地位，未培育、锻炼工人阶级群众辨别路线、监督领导干部、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是由于工人阶级一开始本身弱小，再加上资产阶级司令部阻挠、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导致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强大，从而在继续革命中陷入致命分裂，造成阶级力量对比失衡，最终导致文革失利。
    而在工人阶级已占劳动者多数的当代“世界工厂”，我们就必须更加认识到工人阶级群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性作用。就更要努力造就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而形成这样力量的条件也更加成熟了。有了这样一支力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有了胜利的保证。只有依靠这支力量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依靠这支力量监督管理上层建筑、监督先锋党路线和干部，依靠这支力量开展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一一打倒走资派、战胜新生资产阶级、继续改造社会，才能推进继续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在于先锋党领导集团中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防止复辟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先锋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建立最有利于继续革命的机制。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但先锋党内产生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又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危险。这个事实就要求在先锋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一一那就是先锋党领导工人群众、工人群众监督先锋党。
    决不能把先锋党和工人阶级群众之间理解为军队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先锋党只能通过提出正确的路线、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深入的群众工作来争取多数工人群众支持，以此实现党对工人阶级群众的政治领导。而先锋党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群众对自身路线正确与否对自身党员干部合格与否的监督。
    对先锋党的路线、对先锋党任何地位的领导干部，工人群众都有权审查、讨论，有权反对，先锋党不能予以压制。这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
    第四、工人阶级政治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的一个关键表现、继续革命的一个基本保障，就在于工人阶级群众“造反有理”。
    正因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危险，就在于党和政府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于领导干部蜕变为走资派，因此就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群众“造反有理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群众对先锋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有效监督，才能保障继续革命的推进。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各级党和政府（直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工人阶级群众绝不能只有学习、执行的义务。恰恰相反，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制度都必须交由工人阶级群众讨论、鉴别，工人阶级群众认为错误的，他们有权反对！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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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批判和要求改变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和政府（直到中央）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群众的监督，工人阶级群众有权反对他们、要求罢免他们，有权开展相应的群众运动。
    各级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各级领导干部，都只有被相应范围内的多数工人阶级群众认可、批准了，才有合法性。工人阶级群众的反对，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能运用任何强制的手段压制，只能通过辩论、说服的方式，争取多数工人阶级群众拥护正确主张。对持反对观点的工人阶级群众中的少数派，也必须尊重，允许他们保留并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文革中，无产阶级司令部早已提出必须保护少数，要提倡反潮流，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除非少数派运用暴力抵制多数派的主张，否则也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压服他们。
    第五，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制度是工人阶级政治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的重要保障，也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制度基础。
    要保障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要使继续革命有最合适的舞台，就必须贯彻、落实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制度。就是说，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群众民主选举自身代表组成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及企事业领导机关的权力；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单位、社会、国家的权力，保障工人阶级群众直接参与监督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群众不折不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尤其要保障工人阶级群众利用这些自由开展革命造反运动的权利。决不能仅仅因工人阶级群众运用这些自由（即使其运用这些自由来反对各级党和政府的现行路线、现任领导人，即使其运用这些自由所表达的主张是错误的)，而对工人阶级群众进行任何的镇压。除非运用暴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或受国际帝国主义直接指挥，否则不能把任何工人阶级群众及其组织打成反革命。对工人阶级群众中的错误主张（除非确有证据触犯刑律），只能采取辩论和说服的方式解决，而不能用任何强制的手段压服。因为允许对工人阶级错误主张（不触犯刑律的前提下)采取强制手段，实际上给了当权派（而当权派很可能蜕变为走资派）来裁决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权力，而当权派很可能自己就是错误的！这必然导致走资派利用这种权力镇压工人阶级群众，挫伤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积极性，取消工人阶级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与此相比，允许错误主张在工人阶级群众中存在（当然可以通过辩论、说服争取其改变），才是对工人阶级和继续革命更有利的：
    第六、工人阶级要发挥继续革命领导者和主力军的地位，就必须要克服自身派性，实现工人阶级大团结。
    文革中一个主要教训，就是工人阶级未能很好克服自身派性，始终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从而使继续革命不得不走迂回曲折的道路。
    工人阶级要领导继续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克服自身派性，比较好地解决内部分歧，实现工人阶级大团结。
    这首先就要求工人阶级群众有继续革命的高度觉悟，有充分的政治斗争经验，有比较成熟的政治智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始终注意向工人阶级灌输继续革命的理论，始终注意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
    其次，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大联合机制。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不能主要靠自上而下地联合，更不能通过剥夺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特别是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来强制实现联合。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在充分尊重工人阶级不同群体、派别的意见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求同存异，来实现革命的大团结。俄国革命中的工代会、文革中的革命工代会，就是可以继承的比较好的机制。工人阶级应该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来实现大联合。在工人代表会中，应该有工人阶级群众中各个群体、各个派别的代表，这些代表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形成多数共识作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纲领（先锋党通过提出正确路线净取多数代表拥护来实现政治领导）。而工代会中的少数派应该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派，但多数派也应该尊重少数派保留和继续宣传自己主张的权利。
    第三，工人阶级必须注意鉴别混入自身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中，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往往混入工人阶级队伍，兴风作浪、制造分裂，破坏工人阶级大团结。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在先锋党领导下，定期开展内部整风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这些阶级异己分子，肃清他们的错误影响，这样才能巩固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但是这种整风运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运行机制，必须保障每一个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严禁“逼供信”，对阶级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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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在思想上批判，除非有切实证据并经多数群众认可，否侧不应任意给人扣帽子、做出行政的或法律的处理。要高度警惕整风运动被走资派利用为“支一派、打一派"分裂工人阶级的工具，或者利用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第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处理好革命干部集团的“消亡"问题。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专职的革命干部集团，而这个集团在革命胜利后，也必然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各领域的重要领导岗位，从而享有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中，这个专职的革命干部集团应该是逐步走向消亡，应该逐步融入到工人阶级群众中，从而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否则，这个集团就将整体上蜕变为走资派、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核心，最终镇压工人阶级、重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所以，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先锋党和工人群众就应该高度重视处理革命干部集团的问题。
    首先必须尽量防止革命干部集团享有过大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其特权。在收入上、在生活待遇上应尽量实现巴黎公社原则，不超过工人群众的最高水平。
    其次，必须建立革命干部定期回到群众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保证革命干部尽量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产。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就是这样的一大创举。但是文革中许多五七干校只是把干部集中在一起进行劳动，对干部改造效果不佳。今后应注意使干部真正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一起劳动，建立干部和劳动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三，必须建立革命干部能上能下、吐故纳新的机制。革命干部不应成为“终身受禄、论资排辈、只能上不能下"的贵族官僚集团。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保证革命干部始终受到工人阶级群众的严密监督。对已经蜕变的走资派、应该予以批判、打倒，并依法处理；对犯了较大错误的革命干部，应该罢他的官，让他回到群众中劳动，通过改造后得到群众认可的，可以由群众重新选举上台；要积极培养新生力量，要把在革命群众运动中经受过考验、被广大群众认可的先进分子，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补充进革命干部队伍，并且尽量使其不脱离原单位，从而保证其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由此逐步实现整个革命干部队伍与群众中先进分子的融合。
    第八，必须限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常备军和常备警察。
    常备军和常备警察保留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保守集团之一。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限制其规模，应该组织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不脱产的劳动人民民兵来代替其大部分职能。要注意限制常备军和常备警察对政治的干涉，尤其要禁止常备军和常备警察压制继续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以上就是我们初步总结的文革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总结肯定是不完善的，只能供同志们参考。但我们坚信，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能够在实践中继承文革的光荣传统，吸取文革的伟大经验，为人类解放开辟光辉灿烂的未来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马列毛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胜利！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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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的基本逻辑
    我们在《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里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的几部代表作。《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命题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开篇。《法兰西内战》在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首次描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帝国的直接对拉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左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而《国家与革命》就更加具象化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些次第演进的阶段环环相扣，列宁都有严格的论述。所以这三本著作的基本逻辑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我们单独展开阐述并加以把握的是文革时期。
    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理论脉络是极其清晰的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干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基于这个总纲，再来看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基本逻辑就显现无疑了，学说脉络就是直接继承自《国家与革命》。因为列宁没有详细论证过复辟问题，在列宁的时代这还不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的时代，从苏修到中修，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最大的问题。
    春桥同志的论述特点是从两项历史经验出发，很生动，很形象，是马列毛主义的杰出文风。此前毛主席曾评论他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历史过程解释的不完全”，显然春桥接受了主席的批评并加以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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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特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
    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
    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
    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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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的论述则清晰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法权与复辟过程，推演十分严密：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以上就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中需要把握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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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路线上引向机会主义，理论上背叛马列毛主义一一虫中国社会性质之根本分歧及其由来
    前段时间，半外围论者对拙文《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进行了激烈批判。来而不往，非礼也。本文将对他们的批判进行全面的答复。看来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还将继续下去。尽管贸易战的最新进展，已经实际上宣告了半外围论理论的破产，但估计半外围论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谬论。而通过这场辩论，将帮助同志们厘清关于革命根本性质和基本路线的重要问题，因此，继续这场辩论仍将是有益的。
    一、对争论的要害半外围论者一字不提
    在《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一文中，笔者已明确指出，争论的要害在于路线问题，即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争论只是脱离实践的对某国社会性质的抽象讨论，如果只是关于帝国主义和半外围概念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讨论，那完全可以让书斋中的学者去讨论研究个十年八年；如果我们在路线上没有根本分歧，仅仅是使用何种“术语"的分歧，那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各自保留意见，而不影响实际的工作。
    问题就在于帝国主义论和半外围论引向了具有根本分歧的两条路线。
    主张帝国主义论，就是认为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是工人阶级，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而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内部不存在可以在战略上联合、团结的集团（不排除在具体斗争中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中，不存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相反，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对外扩张争霸才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作为帝国主义的某国已经总体上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存在任何进步性，反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和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必须坚决反对和斗争之。某国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之间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的关系。某国对外的扩张、与外国帝国主义的争夺，不存在任何“反帝”进步性，而是帝国主义的争霸行为，无产阶级必须贯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革命制止扩张、制止争霸、制止战争"的路线，坚决反对争霸、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一一首先是本国帝国主义，并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争霸造成的危机去推进革命，而不能以任何借口支持统治阶级争霸。
    主张半外围论，就是认为某国仍旧总体上是被压迫民族，因此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对外扩张争霸不是革命的主要任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由于有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性质，因此是有进步性的，是可以联合、团结的对象。而本国资产阶级中，主要以本土资本为经济基础、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并存在竞争关系的集团，是具有“反帝、改良"的进步性的，对这部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策略性地支持、联合。某国由于其半外围的性质，因此不存在对外扩张的行为、对外国帝国主义是一定妥协投降的。所以不存在“用革命制止扩张、制止争霸、制止战争”的问题，而只能是坚决反对某国对外的妥协投降。而如果某国一旦对外“强硬”起来，那么，就必须承认是具有“反帝"进步性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持。
    由上可见，帝国主义论和半外围论在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扩张争霸还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本国的民族压迫，何者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没有进步性，是斗争对象还是联合对象？资产阶级内部存不存在无产阶级可以策略性支持、联合的集团？是“用革命制止扩张、制止争霸、制止战净”，还是反对对外妥协、要求对外强硬、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帝斗争”？
    这才是争论的要害！而半外围论者在对《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的批判中却对此一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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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一文中，我们引用了半外围论者的自白，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
    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
    而不为？"！（均引自井冈山卫士《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对他们的自白，我们进行了批判：忽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威胁，难道不是无视事实、误导工人阶级忽视重大危险的根本错误吗？
    "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不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吗？不是在制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在妨碍无产阶级的觉悟，在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内部争夺的炮灰吗？
    关于《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一文中我们对半外围论者之错误路线主张的质疑和批判，半外围论者也是一字不提！他们不是堂堂正正地进行路线的辩论，反而用莫须有的流氓逻辑、用种种诡辩来反对帝国主义论，这只能证明他们的心虚、证明他们的主张站不住脚！
    二、贸易战的进程已经宣告了半外围论的破产
    在贸易战刚刚开始、中美谈判刚刚启动的时候，半外围论者就抛出一篇雄文《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迫不及待宣告贸易战中某国已经屈膝投降、”一溃干里”。什么“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什么“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什么“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一一在雄文的这些标题中，半外围论者痛恨某国统治阶级“丧权辱国的拳拳"爱国之心"简直要溢出屏幕
    然而半外围论者痛心得也太早了些。之后贸易战的进程，都是在不断地打半外围论者的脸。贸易战，并不是某国单方面投降，而是两国之间反复博弈。特别是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一一中美之间谈判中断，两国资产阶级加紧斗争，使得半外围论者的种种某国”一溃干里”、“全面妥协"的论断完全破产，沦为了大笑柄。
    今天再回过头看半外围论者的雄文，简直成了搞笑集锦。我们想问半外围论者：脸打得疼不疼？
    半外围论者闹这样一个大笑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们的根本理论错误所决定的。
    半外围论者认为某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外围国家，也就是说，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稳定地向帝国主义缴纳贡赋的被压迫民族。某国的统治阶级，总体上是买办性的。因此，面对帝国主义发起的贸易战（至于帝国主义在某国稳固地依附于它、且能稳定获得某国贡赋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挑起贸易战，这始终是一个谜)，根本无力抗衡，只能全面投降，任帝国主义予取予求。当前某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在帝国主义的进攻下，统治阶级只能丧权辱国。
    而帝国主义论者认为某国的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国家。某国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是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的关系。贸易战的起因，正是由于某国帝国主义实力上升，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输出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使得帝国主义的霸主一一美帝国主义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通过贸易战来遏制某国、来削弱某国的“份额”。而这正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之间会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对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殊死净夺”之科学规律在当今时代的体现。某国的统治阶级，总体上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独立性、扩张性是主要的。因此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中，必然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反复斗争（其中也不排除在实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的暂时的、局部的妥协），而不可能全面投降（除非战争中全面失败）、任外国帝国主义予取予求。
    贸易战的整个进程，究竟是证明了半外围论者的论断，还是证明了帝国主义论者的论断？现在难道不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吗？
    而更关键的是，面对贸易战，无产阶级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
    是按照半外围论者的理论，像鸵鸟一样闭眼不看现实，一口咬定统治阶级”一溃干里”、全面投降，坚持申讨统治阶级丧权辱国？

==========第80页==========
    可是贸易战的最新进展，已经证明了这种论断的破产。继续宣传这种不符合实际的主张，只能欺骗自己、贻笑大方。
    或者，要是把半外围论者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的话，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某国统治阶级在贸易战中敢于“亮剑”、敢于与美帝斗，表明某国统治阶级中存在“反帝"的进步力量，某国的贸易战具有反帝的进步性质。因此，无产阶级应该与统治阶级中的进步力量（比如“华为"）结成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某国统治阶级强硬起来、打胜贸易战。现在，很多“泛左翼"中的机会主义老油条，正是这样主张的。半外围论者要是不纠正自己关于某国社会性质的根本错误，那就必然会走上这条路线。这是一条什么路线呢？这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附庸于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贸易战之炮灰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如果主张帝国主义论，那么就会认识到，贸易战的根本性质是帝国主义之间对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无产阶级不应在贸易战中“选边站”，而应施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贸易战。反对统治阶级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当贸易战的炮灰。利用贸易战中帝国主义矛盾激化产生的危机，加紧推进本国无产阶级解放"的路线。
    面对贸易战，究竟是走半外围论者所引向的支持统治阶级打贸易战的机会主义路线，还是走揭露贸易战实质、推进无产阶级的觉悟与解放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摆在有志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面前的严肃抉择。
    何去何从？相信凡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真诚奉行马列毛主义的同志，将是不难做出选择的。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揭露半外围论者歪曲事实、背叛马列毛主义的种种谬论。包括背叛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革命渺茫论”，背叛毛主义的混淆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论，以及对某国资本输出情况的歪曲，等等。
    三、中国资本输出的“细节完全证明了“半外围论”的错误
    据“半外围论”者说：“魔鬼常常在细节中”。他们宣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细节”（主要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境外金融、避税中心”和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而对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只占少数)证明了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然而他们所说的“细节“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和掩盖，根本经不起全面、深入的考察。下面，我们就如“半外围论”者所愿，好好抠一抠”细节”一一我们会发现，“细节恰恰证明了“半外围论"的错误。
    1、从总量上看，中帝在资本输出流量和存量上快速增长、实现赶超，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世界市场份额

==========第81页==========
    表2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各年份的统计结果
    单位，亿美元
    流量
    存量
    年份
    金额
    全珠位次
    同比)
    金颜
    全球位次
    2002
    27.0
    26
    299.0
    25
    2003
    28.5
    21
    5.6
    3320
    25
    2004
    55.0
    20
    930
    4480
    27
    2005
    122.6
    17
    122.9
    572.0
    24
    2006
    211.6
    13
    438
    9063
    23
    2007
    265.1
    17
    253
    1179.1
    22
    2008
    559.1
    12
    110.9
    18397
    18
    2009
    5653
    1.1
    24575
    16
    2010
    688.1
    21.7
    3172.1
    17
    2011
    746.5
    6
    85
    42478
    13
    2012
    878.0
    17.6
    53194
    13
    2013
    1078.4
    22.8
    66048
    11
    2014
    12312
    3
    142
    8826.4
    8
    2015
    1456.7
    183
    10978.6
    ◆
    2016
    1961.5
    2
    347
    13573.9
    6
    2017
    1582.9
    2
    -193
    18090.4
    2
    注：1.2002-2005年数摇为中国对外排金触美直绿投爱数摇.2006-2017年为全行业时外直接投爱数摇。
    2.2006年同比为对外律金触美直接权簧比候。
    摘自《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资本输出的流量（即当年输出额）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3年到2016年连续14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35.8%），只在2017年有所下滑；从排名看，资本输出的流量从2009年以来就居世界前列，并且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6年居世界前三。这表明中国已经稳固地占据了资本主要输出国的地位，在资本输出上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也不是波动很大、地位不稳的。
    在资本输出的存量上（即历年输出留存额），同样呈现快速增长，2003年到2017年连续15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速31.4%)；由于中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在资本输出存量上要追赶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仍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排名上的表现并没有资本输出流量那样突出。但可以看到，排名也是在稳定上升的，而且总体来看追赶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在2017年，中国在资本输出存量上，也已跃居世界第
    二。这表明，中国在资本输出存量的绝对值上，也已赶超了多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帝已成为世界资本的主要占有者之一。
    中帝在资本输出流量和存量上的快速增长，并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现迅速赶超，充分证明了列宁所总结的帝国主义发展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目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一一中帝崛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衰弱，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而这种发展不平衡必然带来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殊死争夺。
    2、分地区看，中帝的资本输出在世界许多地区已占重要地位，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着势力范围

==========第82页==========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8》提供了世界主要地区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或地区（根据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见以下数据表格
    非洲地区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来直接亚洲地区（除日本和独联体国家）按2016年投
    投资来源国（地区）
    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来源国（地
    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
    2011年2016年2016年排名区)
    2011年
    2016年
    名
    美国
    570
    570
    中国
    2980
    8930
    1
    英国
    540
    550
    2
    中国香港
    4380
    6340
    2
    法国
    520
    490
    美国
    3570
    5950
    3
    中国
    160
    400
    4
    日本
    2600
    3650
    4
    南非
    230
    240
    新加坡
    1880
    2580
    5
    意大利
    130
    230
    6
    英国
    1520
    1700
    6
    新加坡
    160
    170
    7
    德国
    1070
    1570
    7
    印度
    140
    160
    韩国
    850
    1450
    8
    中国香港
    70
    140
    9
    荷兰
    790
    1010
    瑞士
    110
    130
    10
    瑞士
    900
    960
    10
    拉丁美洲地区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独联体及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含波罗的海三国和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
    来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
    的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
    2011年2016年
    2011年
    2016年
    名
    名
    美国
    2560
    2370
    塞浦路斯
    470
    310
    西班牙
    1830
    1810
    2
    法国
    160
    280
    荷兰
    360
    1010
    3
    德国
    300
    240
    卢森堡
    240
    750
    4
    中国
    80
    230
    智利
    320
    700
    5
    意大利
    120
    200
    加拿大
    430
    540
    6
    俄罗斯
    190
    160
    德国
    330
    390
    英国
    130
    140
    法国
    420
    360
    瑞士
    140
    120
    日本
    370
    340
    美国
    240
    120
    巴西
    130
    300
    10
    奥地利
    190
    110

==========第83页==========
    发达国家（欧盟、美加、日本、澳新）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
    最不发达国家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
    来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
    (地区)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
    2011年2016年
    2011年
    2016年
    名
    名
    美国
    30930
    40930
    1
    中国
    130
    340
    英国
    11410
    14250
    2
    法国
    110
    110
    2
    德国
    10350
    11010
    3
    泰国
    30
    80
    3
    荷兰
    9650
    10950
    4
    中国香港
    60
    60
    4
    法国
    1059010590
    5
    韩国
    40
    60
    5
    瑞士
    8180
    9590
    6
    挪威
    80
    50
    6
    日本
    5360
    8200
    葡萄牙
    40
    50
    7
    爱尔兰
    2860
    7350
    8
    南非
    50
    50
    8
    加拿大
    4730
    5840
    9
    美国
    70
    30
    比利时
    2630
    5630
    10
    新加坡
    0
    30
    10
    不发达内陆国按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的十大外来
    直接投资来源国（地区）
    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
    投资来源国（地区）
    2016年排
    2011年2016年
    名
    中国
    130
    290
    法国
    20
    130
    2
    加拿大
    0
    60
    3
    俄罗斯
    60
    50
    4
    南非
    40
    40
    5
    泰国
    10
    30
    6
    韩国
    20
    20
    7
    意大利
    10
    20
    8
    西班牙
    20
    20
    9
    土耳其
    60
    20
    10
    以上数据表格，从资本输出的角度鲜明刻画出了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几个主要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日）在较多地区的投资存量（即资本输出存量）中占主要地位，而美帝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而一些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则只在较少地区占据主要地位(比如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韩国)；还有一些所谓“新兴经济体”，根本上还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但是资本主义以及资本输出也有一定发展，它们一般只在个别地区占据比较重要地位（比如巴西、南非、印度)。

==========第84页==========
    那么中国在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分布中占据何种地位呢？从以上数据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在资本输出所反映的势力范围上，远远超出“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超过大多数相对弱小帝国主义国家水平，而呈现出与主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着势力范围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面貌
    在资本输出存量上，2016年中国在非洲地区仅次于美、英、法而居第四位，在亚洲地区（除日本和独联体国家)居第一位，在独联体和前南斯拉夫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仅次于塞浦路斯、法国、德国而居第四位，在最不发达国家居第一位、在不发达内陆国家居第一位。
    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中国的资本输出存量在2011年到2016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第二，《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8》仅提供了2016年的存量数据，而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在2017年对外投资存量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6跃居世界第2，因此2017年中国资本输出存量在各地区的排名应会有进一步上升；第三，亚洲地区数据包含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投资存量，这是存在特殊性的(后面会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但是要看到，香港是中国资本的重要中转站，许多香港的资本输出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的资本输出，而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香港的资本输出存量也占重要地位，这部分资本输出存量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看做中国的资本输出存量。将这部分资本输出存量加上，中帝的资本输出水平将进一步明显提升。
    从中国在世界主要地区的资本输出存量及其变化趋势看，中帝在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中帝正迅速扩张其势力范围，在世界主要地区排挤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着激烈争夺；第二，中帝正日益将亚洲地区作为自己的后院，在资本输出中力争霸主地位，与美帝、日帝激烈争夺；第三，中帝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相对薄弱环节率先突破，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夺得了霸主位置。比如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不发达国家、非洲以及独联体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等；第四，中帝与主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力仍有一定差距。这主要体现在：在多数地区，中帝资本输出存量排名仍落后于几个主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截止2016年数据）。在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存量中，中帝仍不占主要地位（与“半外围论者的臆测正相反，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主要对象恰恰正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后面还会详细说明这一问题)。在美帝的后院一一拉丁美洲地区，中帝的资本输出存量也仍未占主要地位。
    以上事实已经充分证伪了所谓”半外围”论。试问，如果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所谓“半外围”国家，那为什么中国资本输出在总量上能够稳定地快速增长，并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现赶超呢（这种增长和赶超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的)？为什么中国资本输出的势力范围要远远超过“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许多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水平，而在世界主要地区占重要份额、甚至在一些地区占据霸主位置，并与主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竞争呢？这样的事实，是"半外围论”所完全无法解释的！
    3、中国多数资本输出未投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能证明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半外围论”者在资本输出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在资本输出中占多数的是对境外金融、避税中心和发达国家的投资，而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仅占总资本输出的少数，因此中国还不能算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半外围论者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关于中国对所谓“境外金融、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半外围”'论者丝毫不做科学的分析，而故意歪曲和掩盖事实，将其全部断言为“资本外逃和洗钱”。而只要详细分析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输出的具体情况，就能识破"半外围论”者的错误。中国对"境外金融、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最主要的就是对香港的资本输出。2017年中国大陆在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9812.66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4.2%；当年对香港投资流量为911.56亿美元，占比57.6%。但同时要看到，香港也是中国大陆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2017年，中国大陆吸收香港直接投资945.10亿美元，占当年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
    72.1%。这一进一出的数字，实际上表明：香港是中国资本的一个中转站。输出到香港的资本有相当比例又作为“外资"返回了中国大陆。这是中国资本为寻求“外资”政策优惠，为享受香港低税和自由港及国际金融中心的便利而搞的资本游戏。同时，在考察世界资本输出情况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地区香港本身也是重要的外资来源，而这其中也肯定有相当比例是中国大陆资本的化身（中国大陆资本已是香港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境外金融、避税中心中转来实现对外投资，是中国资本的一种重要操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优惠的政策和比较自由的资本流动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老牌帝国主义国

==========第85页==========
    家对中国对世界各地的投资有一定的遏制政策，而通过境外中转能够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遏制。除了香港，中国对其他“境外金融、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情况也都类似一一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中国资本的中转站。一部分中国的资本输出又摇身一变为“外资"重新回到中国（比如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排名第
    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也是当年中国外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地)，另一部分中国资本则通过中转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所以在考察中国资本输出和吸收外资的现状时，必须考虑到“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特别是香港地区）作为中国资本中转站的情况。这绝不是单纯的“资本外逃"和“洗钱”，而是中国资本为了更加便利和优惠地投资国内与输出国外而搞的把戏。而半外围论者正是完全忽视了“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作为中国资本中转站的作用，没有看到中国资本正是通过中转的手段来实现对内投资和对外输出。
    其次，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要超过对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这也丝毫不能证明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出超过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恰恰是普遍现象。我们从《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8》提供的发达国家十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或地区（根据2016年投资存量排名)就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主要外来直接投资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本身，并且其存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再看美、日这两个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2017年美国对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
    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6.5%；据《日本统计年鉴2019》数据，2015-2017年日本对欧洲、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占当年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7.3%、73.7%、68.5%。可见，美国、日本这两个最发达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对像也是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主，而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只占少部分（除了对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美、日对“境外金融和避税中心"的资本输出也占一定比例。比如美国2017年对香港、英属维尔京和开曼群岛、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1.4%)，那按照“半外围论"者的逻辑，岂不是美日的资本输出也只有“少部分可以算作剥削被压迫民族”，因此也可以不算做帝国主义国家吗？！由此可见“半外围论"的荒谬！
    半外围论在这里实际上不自觉地站在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充当了他们的辩护士。只有垄断资产阶级才会从自身投资的比例来计算收益的来源，并以此证明：“明明我们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不占总投资多数，所获取的利润也不占总利润多数，怎么能说我们是剥削压迫不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呢？”。而问题是恰恰要站在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立场上一一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是不是破坏了不发达国家独立发展的可能，使得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在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世界市场”中，哪些国家占据了主要的份额？在各个不发达国家中，具体哪些国家的资本输出占据重要位置、对其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些在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世界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的国家，那些资本输出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就是不折不扣的剥削压迫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与其本身资本输出结构无关。而根据以上我们所列举的数据、所分析的情况，中国正是这样的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接下来，我们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半外围论"背叛马列毛主义的错误，并对中国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总结。
    四、半外围论者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中，主张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外围”"的派别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他们从“世界体系“理论（而不是马列毛主义）出发，认为“中心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稳定地吸取“半外围”、“外围“国家的贡赋，因此有充足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使得整个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所控制、丧失革命性，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非常和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渺茫的。
    尤为无耻的是，他们还用流氓逻辑硬把自己主张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扣在持”中帝论”观点的同志身上。其流氓逻辑如下：他们自己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前景渺茫一一主张中帝论的同志认为某国为帝国主义国家一一所以主张中帝论的同志就是认为某国革命前景渺茫。这种逻辑大概只有秦侩陷害岳飞的“莫须有"的逻辑能比得上。
    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是“半外围”论者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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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背叛了列宁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
    列宁帝国主义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正是对认为帝国主义十分稳固、内部十分和谐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列宁一再强调，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就是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就是这种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霸权、对势力范围的殊死争夺。而正是帝国主义的争霸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列宁说：“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列宁说：“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一一笔者按：还可加上资产阶级教授的世界体系论及其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一一半外围'论者所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净，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引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下同)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绝不是“半外围”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靠稳定地获取半外围、外围国家的“贡赋"而内外
    十分稳定和谐的，是革命前途渺茫的。而恰恰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一一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本身就是分大小强弱的，并且这种大小强弱是在变化中的。这种大小强弱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实力上升、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力下降。正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目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一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因为世界霸主地位、因为对超额利润的垄断，而更快地腐朽，从而导致实力相对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下降。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使得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超额利润、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这种争夺使得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都越来越尖锐。特别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外有老牌帝国主义压制、内有更加尖锐的资无矛盾（因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所能用来培植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的超额利润较少，而且在当代帝国主义条件下，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业更为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更为强大)，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策源地
    而“半外围”论者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列宁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否定了当今帝国主义国家中存在因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引起的新兴帝国主义和老牌帝国主义的争霸（试问，不承认某国的“崛起”和“争霸”，那当代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性、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又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也就否定了帝国主义存在薄弱链条、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从而也就否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列宁主义。
    2、“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是对工人阶级革命性的污蔑，背叛了列宁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路线
    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认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收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得帝国主义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所控制，所以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前途是渺茫的一一这表面上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根源的分析，但实际上却是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是要战胜这种机会主义，而不是得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性、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途渺茫的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的少数，而绝不是说整个工人阶级都被改良主义控制。列宁说：“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荒言”。这里说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是可以战胜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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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很明显，“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者也是看不到反对机会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
    垄断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从来只能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而收买不了整个工人阶级，占工人阶级多数的下层群众，是无法收买的一一除非垄断资本家不赚钱、不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超额利润的收买、分配方式上的某些改良都改变不了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对拉，否则帝国主义就不成其为垄断资本主义了。而工人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根本阶级地位不改变，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革命性就没有改变
    像“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所认为的“超额利润收买了整个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总体上丧失了革命性"的观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消失、已经被资产阶级同化”、“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又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丘之貉一一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仍旧是受到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阶级，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主体。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深厚的革命潜力，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从一战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到1968年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相对落后的、缺乏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可用于"收买”的超额利润较少，内部资无阶级矛盾就更加尖锐、工人阶级革命性更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薄弱环节，完全有可能率先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就是在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
    -沙俄率先取得了突破。新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也完全可能在相对落后的、成为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率先突破。
    那为什么除了沙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迄今都没有胜利呢？“半外围”论者可能会这样质问。可这不能证明“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按照“渺茫论的观点，既然工人阶级整体被收买，那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一直是一派和谐的，是不会存在重大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一一历史恰恰相反，在“没有胜利背后，是多少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
    按照“没有胜利就是劳动群众整体被收买、丧失革命性"的逻辑，那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迄今也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是可以说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工农群众也被收买、也丧失了革命性？！"半外围”论者不是在自相矛盾吗？
    除沙俄之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迄今没有胜利，绝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整体上丧失了革命性。而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相对更为成熟和强大，革命胜利的确难度更高；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革命未取得胜利同样的原因一一是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原因：工人阶级先锋队上层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使得革命运动偏离正确路线从而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法胜利的根本原因。
    而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产生根源的科学认识以及反修防修的科学方法，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反复的教训，才由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相关思想）初步总结得出的。因此要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绝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那样走到否定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失败主义、取消主义邪路上，而是要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中贯彻马列毛主义反修防修的革命路线，重建扎根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以此来战胜机会主义，从而充分发挥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才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否定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否定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事实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走向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背叛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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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半外围论者混淆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对毛泽东主义的背叛
    列宁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进一步论述道：“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以上正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而半外围论者却大言不惭地说列宁的科学定义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半外围论者所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这样论述的：“在列宁时代，世界上的垄断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现在，距离列宁的时代已经一个世纪了，由竞净到垄断的发展，不仅在核心国家早就实现了，就是在绝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也基本实现了。今天的世界上，恐怕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较有规模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经济成分，还是家族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即使以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来说，在大批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也是常见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垄断资本主义了，所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已经过时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赤裸裸地背叛列宁主义！
    列宁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只是说明：（1)定义只能概括事物的主要特点，而不可能反映事物的一切方面；(2)随着事物的发展、特点的变化，事物的定义也可能需要局部的修正。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事物的科学定义可以因为事物的发展被否定，因为事物的根本性质具有稳定性，科学定义正是对事物的根本性质的概括。除非这一事物已经发生了质变、已根本不成其为原事物了，否则科学定义是始终有效的。否认了事物根本性质的稳定性，就不存在任何“科学的定义”了，因为事物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正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根本性质的科学概括，只要帝国主义不灭亡，这一科学定义是始终有效的。而半外围论者以所谓“相对性、有条件性”为借口，直接否定了帝国主义的这一根本性质，这不就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直接否定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被否定了，那什么是帝国主义就可以由半外围论者任意定义了，就可以用世界体系论代替列宁主义了！
    帝国主义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当然有许多变化，但是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没有过时，这就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结论。而半外围论者却很不老实，他们号称遵循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却用什么“相对性、有条件性”"否定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实际贩卖“世界体系论的私货。这是我们与半外围论者的一个根本的分歧。
    半外围论者的谬误，就在于混淆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而这也是对毛泽东主义的背叛。
    正是毛主席首先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分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
    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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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浙世后，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半殖民地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理论。其中以秘鲁共产党及其领袖贡萨洛同志为代表。贡萨洛同志指出毛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对一切半殖民地国家普遍适用的。他还指出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五大特：)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欠发达国家造就的资本主义。它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大银行和大资产阶级巨头的资本。2)官僚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限制中等资产阶级。3)它经历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联合起来并成为国家垄断的买办资本主义的过程，它在第一阶段发展成为私人垄断的大资本，在第二阶段，与国家权力结合，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当它达到发展的顶峰时就造就了革命的沃土。5)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具有决定性作用。
    根据马列毛主义者的观点，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虽然表面上都有“在本国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共同点，但实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官僚资本主义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由本国封建、买办统治阶级所发展的一种畸形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是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密切地结合着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半殖民地国家的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控制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落后的、没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经济。
    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一般而言是本国资本主义自然发
    展（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产生占据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产物。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由具有独立性的、完全或主要依靠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本国大资产阶级控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即工业化的经济（大国
    一般还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而半外围论者无视这种根本区别，说什么“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现在，距离列宁的时代已经一个世纪了，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不仅在核心国家早就实现了，就是在绝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也基本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本否定了毛主席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他们不把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看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由本国封建买办统治阶级发展的畸形资本主义，而认为也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从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这就是根本不承认官僚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从而背叛了毛泽东主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否定根据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来确定一国的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还是半殖民地)，而用世界体系论的所谓在资本主义世界交换体系中的不同地位来划分社会性质(“中心”、"半外围”、“外围”)。
    笔者在《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一文中（导刊130期），总结的判断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标准（第
    一，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二、该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正是严格遵循了列宁的科学定义一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而官僚资本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帝国主义压迫下产生的封建的、买办的、畸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一恰恰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表现。
    半外围论者驳斥笔者这一基本标准的论据就是所谓“半外围、外围国家垄断资本也占据统治地位”，而这实际就是混淆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对毛泽东主义的背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我们倒要请问半外围论者：你们是否承认毛主席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否承认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本质区别？
    当今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呢？只要我们遵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考察历史与现实，而不是追随半外围论者的谬论，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密切结合着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吗？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落后的、没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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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根本不是这样！如果得出以上结论，那当今中国和1949年前的中国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那伟大的中国革命究竟有什么成果呢？
    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压迫、争得了民族解放，彻底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地主阶级、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根本改变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
    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首先是资本主义复辟后、资产阶级篡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产物。在1976年资本主义复辟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庞大的、独立完整的、具有现代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就蜕变为了垄断资本，成为了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一基础，决定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总体上的独立发展（而不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畸形发展）
    一一句话，决定了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
    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使得复辟后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不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密切结合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与封建生产关系毫无瓜葛的、比较发达的、总体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不是依附的、落后的、不完整的、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而是具有现代技术基础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化经济。
    所以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从复辟伊始就不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而正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中国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复辟后也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但正是由于复辟伊始就具有了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才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能得到可观的发展，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力量对北比，成为挑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霸权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而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发展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而绝无可能从半殖民地直接发展为帝国主义。
    而半外围论者正是把未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封建生产关系和地主阶级仍占重要地位，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印度、巴西等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伟大成果的否定。半外围论者口口声声信奉马列毛主义，却否定了马列毛主义的实践成果，而这是他们实际信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根本错误所导致的。世界体系理论正是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没有根本改变中俄等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性质，是实际上的革命无用论。
    六、关于中帝的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第二，中帝是新兴的、相对弱小的、内外矛盾尖锐的，从而有望成为薄弱链条、率先实现革命突破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关于中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结论。这一结论，我们早在2010年前就已经得出了。在2010年的《中修帝国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见导刊39、40、41期)就已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此后又曾多次论述过（比如2017年的“从《战狼2》谈谈中帝的历史与前途”一文)。而半外围论者竟荒谬地说什么我们关于中帝内外矛盾尖锐、是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策源地的观点抄袭了他们，这简直让人喷饭。半外围论者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当年我们提出中帝论的时候，还根本不知道半外围论是哪颗德，当时我们的主要论战对象，还是半殖民地论者（即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者)。半外围论实际上不过是理论更加精致的半殖民地论罢了。
    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帝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普遍性一一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对象。像半外围论者那样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在根本方向上跑偏，在帝国主义
    三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之间）的推动下，如不改弦易辙、放弃错误理论，就会最终倒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反帝"名义追随统治阶级争霸、背叛工人阶级；而新兴、相对弱小、内外矛盾尖锐，是中帝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中帝有望成为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成为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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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外围论者否认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把革命胜利的前景完全寄托在他们所认为的半外围国家的脆弱性上，这实际上是对无产阶革命缺乏信心的表现。他们口口声声说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潜替力，却完全将这一革命潜力与半外围的社会性质捆绑起来，实际对无产阶级根本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是被收买的，是无法摆脱改良主义的一一前面我们已经揭露了此种观点：这完全是背叛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理论)。
    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坚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关键在于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建立深入群众的先锋队，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诚然半殖民地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突破口。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总体上仍旧是与资产阶级根本对位的，是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的伟大力量。所以我们敢于展望中帝称霸的前景（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前景是极其渺茫的，但马列毛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而必须科学研究一切历史可能性)，这恰恰是为了论证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恰恰证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信心。我们的结论是即使中帝争霸成功，也绝不会拯救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反而会大大激化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矛盾，加速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半外围论者把我们的结论歪曲为“对中国称霸有信心”，是十分无耻的。
    而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帝国主义争霸的必然性，必然会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产生内外矛盾尖锐的薄弱链条。在这样的薄弱链条，无产阶级具有更为强大的革命潜力，有条件率先夺取革命的胜利。中帝就是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有望像当年的俄国一样，为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打响第一枪。
    而由于中帝“德俄兼备"的特点，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一旦在中帝取得突破，就能对帝国主义全球体系造成更致命的打击，就能为世界革命提供巨大的支援，就能有良好的阶级和生产力条件去建立成熟、完善充分发挥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一一就可能产生“指数效应”、”一天等于20年”，在较短时间内就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迎来人类解放的曙光。
    要把这一伟大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树立正确的路线、深入工人群众、开展不解的斗争。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当年德国和日本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争霸过程中内外矛盾十分尖锐，但无产阶级却没有把握住历史的机会，输给了法西斯主义，为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如果像半外围论者那样不承认帝国主义的社会性质，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勾勾搭搭，那就一定会丧失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性，甚至会直接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成为工人阶级死敌。所以，我们对半外围论者的批判，是有着深刻意义的。
    最后，我们要再一次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唤醒某些被半外围论蒙蔽的同志。世界上主要的马列毛主义革命力量，都已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半外围论者奉为圭臬的世界体系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采用。请问半外围论者，你们为什么要“独树一帜”，坚持世界体系论的破旗来反对马列毛主义？为什么要用站不住脚的半外围论反对科学的帝国主义论？希望被蒙蔽的同志，赶快猛醒，只要改正错误，就有光明的前途。而如果死抱着错误理论不放，那就必然走向反动和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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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虫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编者按：赤眉同志此文非常犀利。亮点见：“中国工人阶级因此也就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即全球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最主要生产者。"是故，中国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帝国主义体系最关键的环节，中国反修反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即世界革命胜利的起点。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任重而道远。
    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赤眉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富士康十二连跳”到“本田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和英勇斗争，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两个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反映了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中国工人阶级
    由“富士康十二连跳”引发的媒体大量报道中，为我们画出了一幅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素描：他们从事着规模巨大的工业生产、为全球提供着主要商品，他们工资微薄、长期超时加班，他们仅仅被当做机器的附属品，做着单调乏味的劳动，遭受着资本家严厉的管理，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这不是别的，就是资本主义大生产下最典型的工人阶级的状态。河蟹帝国主义的特点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俏削压迫以最典型、最纯粹的形式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上体现
    河蟹在1976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河蟹的资本主义复辟，拯救了当时已经陷入深重危机、摇摇欲坠的全球资本主义。
    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二战以后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由于其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和在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中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而制造了所谓“福利国家”，即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建立一整套福利体系，以收买工人贵族，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性，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到70年代“福利国家“却已陷入深重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要不断发展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要求工人阶级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但“福利国家"却限制了垄断资本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剥削（即所谓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这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陷入停滞，而垄断资本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动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大量举债，同时也不得不引发通货膨胀这就是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所谓“滞涨”危机。欧美日垄断资产阶级想要摧毁福利国家制度，却又不得不恐惧于本国工人阶级的奋起反抗，这使得他们感到走投无路。
    就在这时河蟹复辟了，一个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有着较好基础设施和海量素质良好的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国出现在了世界的东方，这拯救了全球资本主义，拯救了欧美垄断资本。
    欧美日垄断产阶级发现，自己不用在本国维持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因此无利可图的工业生产，而可以大量地把其转移到河蟹，而本国仅保留科技研发、金融业和服务业就够了。这样，通过产业转移，可以使资本主义生产不受“福利国家"的约束自由发展，从而保证垄断资本的利润率，使全球资本主义暂时摆脱危机，同时也可以使得本国工人阶级被逐步打散、瓦解，从而既能逐步削弱摧毁“福利国家”，又能避免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反抗。
    而河蟹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缺乏能够有效掠夺第三世界的跨国金融资本，但却有着工业化的基础和独立的垄断资本，又存在海量的素质良好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有待于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又由于在文革的较量中，工人阶级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因此一时之间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这一切使得对河蟹资产阶级来说，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最为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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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由于河蟹帝国主义的特点，在复辟后的30多年里，发生了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最终使得河蟹成为了“世界工厂”。也就是说，河蟹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实物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而中国工人阶级因此也就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即全球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最主要生产者。
    河蟹复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产业转移一方面使得欧美日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他们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越来越脱离实物生产、越来越依赖金融投机、越来越依靠“剪息票”为生；另一方面却使河蟹帝国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河蟹帝国主义仍处于欧美日帝国主义的下游，只能与欧美日帝国主义共同分享本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在掠夺第三世界的超额利润中也只占较少的份额，但是由于河蟹集中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使其成为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转的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而且全球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向河蟹集中，也使得河蟹帝国主义相对来说最具有活力，力量处于相对上升期。这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河蟹帝国主义的相对上升，欧美日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全球最庞大的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一切压迫和苦难也以最典型、最鲜明的方式体现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同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脉却也已经被握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手中。
    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地位。
    二、中国工人阶级简史
    为了更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简史
    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旧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非常弱小，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少，力量弱，所以尽管它是旧中国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级，但却不能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旧中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由它的先进分子（主要的是接受了工人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纲领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上。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工人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净。而工人阶级群众本身的斗争，由于自身数量的微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由于长期战净的影响，再加上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掠夺下工业的长期凋零，总的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旧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展到全国总罢工、广泛建立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即工人政权和发动全国武装起义的水平。因此旧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总的来说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政治经济斗争的经验，缺少自己直接建立政权的经验，没有形成广泛的基层斗争骨干和组织网络，整体来说在阶级斗争经验和政治成熟水平上是有所欠缺的。
    由于引旧中国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特点，使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只能是事实上的“代表专政”一一即权力集中在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干部集团手中，而不是“群众专政"，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群众客观上并没有这个力量和水平来直接管理国家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是不成熟和不稳固的。掌握权力的干部集团如果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放弃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那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被颠覆。而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的监督和斗争，这种蜕变的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成熟和不稳固，要解决它，只能有赖于继续革命的实践，有赖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当时无产阶级政权的弱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因此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他们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福利保障和政治经济地位，而这些，不是经过他们亲身斗争得来的。如前所述，工人阶级中经历过旧社会的部分，也缺乏群众斗争的经验，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群众斗争的深厚传统。再加上文革前十七年，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的阻挠破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发动工人阶级继续革命和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有一个认识和落实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斗争、管理上层建筑。这一切使得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仍旧缺乏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共产党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恩之情，习惯于在党的干部领导下，搞好生产，享受福利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不习惯于关心国家大事、辨别政治路线、直接管理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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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了干万工人群众投身到政治斗争中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迄今发展的最高峰，而论工人阶级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斗争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巅峰。但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也在这场斗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主要是工人阶级群众在斗争发生了分裂，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干部的感恩和对自身福利保障与社会地位的满意之情，而看不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需要，甘愿维护17年旧体制，受党内资产阶级操纵，成为保守派。另一方面，造反派工人群众中，也普遍存在不能正确区分不同矛盾、打击面过大和闹派性的情况。总之，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未能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反而被党内资产阶级拉一派打一派。而这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新中国工人阶级群众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缺少在斗争中识破资产阶级欺骗和把握本阶级根本利益的经验，缺少求同存异、实现阶级团结的经验，缺少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代表机构以整合本阶级力量的经验，没有大量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基层群众骨干和组织网络。新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正是新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斗争关键时刻的分裂，使得工人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实力对比失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缺少了本阶级群众力量的有力支撑，而不得不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实行退却，在一个时期内从大规模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转为以上层和自上而下斗争为主，以保存有生力量、整理队伍，以期再战。
    文革中后期，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革命造反派）与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总的来说是在不断成熟发展当中，但是直到毛主席逝世，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在政治上的团结与成熟还未尽全功，仍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不理解继续革命，工人阶级的基层斗争骨干和组织网络还是弱小的，造反派工人没有形成足以自下而上遏制资产阶级复辟的群众力量。使得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在丧失中央政权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疑聚起强大力量进行有效反击，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
    反革命政变后，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一一造反派工人遭到了残酷清算，中国工人阶级被打断了脊梁，丧失了整整一代斗争骨干，重新由一个自为的阶级成为了自在的阶级。
    正是工人阶级在文革较量中的历史性失败，才使得资本主义复辟后，对工人阶级各项社会经济权利进行系统性剥夺时没有遭到工人阶级重大的反抗。
    复辟后，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实物生产向河蟹集中，中国工人阶级数量继续有着巨大的增长。但河蟹资本主义需要的工人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创造剩余价值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一方面是享受较好福利保障的原国营和集体企业工人阶级被瓦解和打散，另一方面是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新工人阶级。本来随着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必然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转化可以通过国营企业有计划的招工、通过人民公社就地兴办社队工业来实现，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可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保障有尊严地来完成这一转化。而资本主义复辟后，这一转化只能采取残酷痛苦的形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在血汗工厂中转化为工人阶级。
    复辟三十多年来，原国营和集体企业中的享受稳定保障的工人阶级一一即所谓“老工人”，已经基本被打散和瓦解，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中遭受残酷剥削的打工者一一新工人阶级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与旧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河蟹已经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工业大国，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中的”一小撮”，而是接近劳动者的多数，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第二当代工人阶级的质量也远远超过旧中国工人阶级，这是一支掌握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命脉，各项素质优秀的工人阶级队伍；第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史诗性斗争为当代工人阶级留下了伟大的政治遗产。
    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摆脱了童年的孱弱、青春期的浮躁与天真，成长为一个筋肉强健的青年，开始了新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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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修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要掌握中国工人阶级未来的发展特点，首先要对中修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做
    一全面的估量。
    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
    中修帝国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中国革命留下了工业化的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革命遗产，特别是留下了马列毛主义的伟大革命理论，这必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伟大的促进作用。
    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
    正是因为中修帝国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所以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转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就成为了中修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攫取了庞大的原国营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把国营经济转化为官僚垄断资本，随后又通过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成了国有垄断资本。正是这个阶级扶植起了私人资产阶级，引进了跨国资本。复辟30余年来，它始终牢牢把持着中修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其他资产阶级只能在它的恩赐下分享一些权利。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和国有垄断资本的特别强大，这是中修帝国主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
    一方面造成了中修统治阶级相对而言的强大有力”，在应付各种危机中体现出较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就连资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人对官僚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满。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官僚资产阶级表面上非常强大、不可一世，实际上却坐在火山口上。而工人阶级就是那潜行的地火。
    世界工厂
    中修帝国主义成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实物生产的主要集中地。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一支工人阶级队伍，成为全球剩余价值生产的最主要承担者，因而也就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命脉。所以在中国工人阶级中蕴藏了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一革命力量一旦爆发出来，不仅中修资产阶级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将受到致命打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学者不断鼓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工人阶级不断萎缩，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同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了。实际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萎缩和革命性的减弱都是建筑在以下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全世界掠夺超额利润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正是因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从全世界掠夺而来的超额利润，所以才能建立“福利国家”，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而正是为了追求不受限制的利润，为了解决“福利国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与财政危机，为了瓦解本国工人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积极地将工业生产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事实实际上是这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所萎缩，革命性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却在大大增加，所蕴藏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增强了！
    如果说在中修复辟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转移还是小规模的涓涓细流，还不能有力改变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布、有效缓解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深重危机，那么在中修复辟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转移就逐渐发展成了巨大的洪流，这一洪流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中修。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转移也不是无条件的。除了冷战中的少数反共前线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援助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不会帮它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获利太少。对那些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广大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业生产缺乏必要的技术和人力支援、缺乏必要的配套体系，因此，除了为掠夺资源而开发一些矿产资源生产外，只能是转移一些简单基本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而要转移更多更重要的工业对帝国主义来说并无利可图。而中修不同，中修复辟时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修又有着海量的劳动力储备，因此，资本主义几乎所有重要工业生产都可以向中修转移，并且转移后都能够有效降低成本、获得更多利润一一即攫取更多剩余价值。所以中修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转移的最佳对象。正是中修的复辟，最终解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转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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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可以这么说，所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相当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中修的“世界工厂"的基础上的。
    这里再探讨一下中修能否从“世界工厂"也发展成"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正是中修的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社会再加上其他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亿工业化、半工业化社会人口以及几十亿农业社会人口所承担的工农业生产，并由此所创造的超额利润，才供养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几亿人口的“后工业社会。那么十几亿人口的中修也转变为“后工业"社会，就意味着第一中修必须取代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独占全世界的超额利润；第二必须建立新的并且规模要超过目前中修的世界工厂来取代中修，这意味着要在除了中修以外其余世界人口中至少再制造出十几亿工业化社会的人口来，也就意味着要使相当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不改变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提下实现全面的工业化。一一上述二者的难度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后者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修资产阶级所一再鼓吹的，改良主义者所一再幻想的，中修的“欧美化”一一即像欧美日那样成为工人阶级萎缩的“后工业社会”（包括什么“福利社会”、“中产阶级社会”、“橄榄形社会等等一一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概念)，只能是一枕黄梁。
    中修必将长时期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保持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最伟大的革命力量。
    处在上升期的二流帝国主义
    中修是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导的，独立的并目参与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争夺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中修又是一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它的二流性表现在：综合实力仍逊于欧美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具备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霸权地位，势力范围还较小并且是不稳固的；作为世界工厂相当程度上仍处于老牌帝国主义经济的下游，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仍有相当部分中修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分享；在帝国主义从全世界掠夺的超额利润中中修只占了较小的份额，与老牌帝国主义还有较大差距。
    但是由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寄生性越来越大，越来越腐朽，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实力日益衰落。而中修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环节，相对于老牌帝国主义，仍相对具有活力，实力相对处于上升期。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不是说中修真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而只是指由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极端腐朽和逐步衰落，使得后起的中修帝国主义相比，之下实力相对上升。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夺。
    而中修的内部矛盾也逼得中修资产阶级要“上升”一一即与老牌帝国主义争霸。正是由于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中修有着庞大的、遭到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有着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中修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只能努力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地位、争夺超额利润，不这样做他就始终摆脱不了严重的革命危机。
    但中修”上升"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必然要遭到老牌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击，老牌帝国主义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是会为了捍卫霸主地位进行殊死搏斗。其次，在争霸的过程中也必然导致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
    因此，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并不意味着中修真能”上升”到一流帝国主义，取得世界霸权地位。恰恰相反，中修必然在“上升”过程中激化内外矛盾，陷入深重危机，从而为工人阶级创造伟大的革命机会。
    中修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蕴藏着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有着极其伟大的革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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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要将中国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的革命力量释放出来，把伟大的革命前景变为现实，就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做好主观的准备。所谓主观的准备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从自在变为自为，形成自觉的革命力量，确立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命运就取决于此。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首先我们要对中修的社会性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有正确的认识。如前所述，中修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修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将直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但中修又是二流的而又处于上升期的帝国主义：一方面由于中修缺乏充足的对外掠夺的超额利润来缓和矛盾、只能主要依靠剥削国内劳动人民，再加上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统治，因此国内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又由于中修实力相对上升所必然带来的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外部矛盾也十分尖锐。而作为世界工厂，中修又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目受到深重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一一上述一切决定了中修就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因此，中修必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策源地。而这一革命的主力就是中国工人阶级。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这次革命，工人阶级将不仅提供政治领导，而且也将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必须最广泛地发动工人阶级群众，必须最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群众的斗争来取得胜利。这次革命也必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工人阶级必须要在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识破资产阶级的欺骗，善于把本阶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对准主要的敌人；工人阶级必须掌握开展大规模自下而上政治经济斗争的经验，必须学会总罢工等各种斗争武器，学会直接建立并运用本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锻炼出千百万基层群众斗争骨干及其组织网络。一一一句话，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斗争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强大的阶级。有了这样一个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就能继续革命。
    要确立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熟强大起来，最关键的是要确立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应该总结中国和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纲领、道路和策略。而有了这样一条路线，还要让广大工人群众都掌握，把这条路线和工人群众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并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这条路线。一一这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工作就是一切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必须努力去做的。
    战胜改良主义
    而要确立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战胜改良主义。十月革命以来为什么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以本国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人运动被改良主义所主导了。所谓改良主义就是把工人运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法律和游戏规则的范围内，把工人斗争的目的局限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净取更好待遇。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主要并且长期是这样的：工人组织为工会，工会与老板为多一点工资、多一点福利讨价还价，工会也不时组织罢工，但这些罢工仅仅是为了在讨价还价中向老板施加压力，在国会中有所谓工人政党"的议员唱唱高调，有时能入阁当部长，甚至组阁执政（许多中修泛左翼正是这么希望于中修工人运动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基本已经完蛋了。长期沉浸在这种工人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是被阉割的工人阶级，在伟大的革命时期到来时，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必然抓不住历史的机会。
    改良主义有其客观的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老牌帝国主义用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使得相当比例的工人阶级成为工人贵族。另一方面，随着老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被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使得工人阶级日益萎缩、瓦解，而所谓“中间阶层”，即在跨国垄断企业中担任管理和技术工作的各种“白领”职员日益增多。这都造成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改良主义深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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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使得中修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要狭小的多。中修没有那么多的超额利润可用来收买工人，因此工人贵族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占重要比例。中修作为世界工厂，必然要保持庞大的工人阶级，“中间阶层也不可能占很大比例。中国工人运动要战胜改良主义，有着优越的客观条件。
    但是改良主义在中修，又确确实实有其基础。被超额利润收买的工人贵族，还是有一批的（比如国有垄断企业中的部分高薪员工)，垄断资本雇佣的“白领"职员绝对数量也并不少。更重要的是中修资产阶级也积极鼓吹改良主义，希望靠改良主义来麻痹工人阶级，使工人斗争被遏制在集体协商、经济斗争、政府仲裁的轨道内，成为劳资关系的调节剂。而中修“泛左翼”中也有许多人积极投身于改良实践，寄希望于在改良主义工运中分一杯羹，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如果让改良主义统治了中修工人运动，那么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就会被扼杀，中国工人阶级就担负不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没有未来。所以，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与改良主义进行坚决的政治思想斗争。
    要战胜改良主义，领会贯彻列宁在《怎么办》中阐述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进行政治灌输和政治鼓动。必须要通过先进分子的自觉的长期的群众工作，把政治觉悟灌输给工人群众，把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要支持、发动工人团结起来“维权”，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战士，把工人斗争提高到夺权”，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自觉的斗争。所有的改良主义都是把工人的斗争局限于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斗争，都是拒绝对工人进行革命的政治灌输和鼓动，都是极力防止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要战胜改良主义，先进分子就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工人斗争突破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限制，提高为革命的政治斗争一一这就是革命工人运动的生命线。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工人运动战胜改良主义、发展革命政治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可以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工运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工运做一比较。前者的关键词是工会、谈判、选举；而后者的关键词是地下工人小组、工人代表会、工人战斗队和武装起义。
    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词是持久战、根据地。中国革命通过在一国内部统治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此为依托开展持久的人民战净，依靠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词是造反、夺权。工人群众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起来造反，随后造反群众联合起来，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夺权，最终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革命工人运动必须突破经济罢工、工会、劳资协商、议会选举等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这些形式最多只能是工人阶级学习斗争的初级学校。而工人阶级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求得自身的根本解放，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法律和游戏规则的限制，必须始终围绕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机构（工人代表会、革命委员会等等），围绕夺取政权开展斗争。
    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蕴藏着改天换地伟力的巨人。目前这个巨人还在似睡非睡、懵懵懂懂之中。而当他一旦清醒，自觉地挥动拳头并发出喊叫的时候，整个旧世界都将为之动摇、走向崩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同志们，努力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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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一一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学说
    目录
    方法论说明
    第一篇两种结构：办公室与工厂第二篇两种结构下的阶级分野第一章“工厂”一般模型第二章“办公室”一般模型第一节小资产阶级结构陈述
    第二节小资产阶级劳动的第一类情况
    第三节小资产阶级劳动的第二类情况
    第四节剥削问题探讨
    第五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
    第六节关于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三篇两种结构下的具体模型第一章媒体的阶级分析第一节
    结构陈述
    第二节
    对印刷工人与投递员的阶级分析
    第三节
    对编辑、记者、编委会的阶级分析
    第四节
    对广告销售与发行人员的阶级分析第二章企业的阶级分析第三章金融系统的阶级分析第四章党政机构与暴力机器第五章资本的四大锁链（小结）第四篇两种结构外的生活（素描速评）第五篇两种结构与世界革命问题
    方法论说明
    本文写作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学术那样从定义出发。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颠覆，足以藐视他们浩如烟海的学术垃圾。我们的写作方法从《资本论》开始就是这样，只有那种浸染了修正主义学究气的烦琐哲学才纠缠住概念与定义不放，他们恰恰忘记了毛列毛主义“活”的灵魂。
    本文将直接引用《打破Matri>ⅸ，走向解放》的研究成果。
    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以期指导革命的实践，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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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两种结构：办公室与工厂
    我们的吃、穿、住、行、用无一不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这些产品无不凝聚着人类的体力与脑力。一个鼠标背后可能是血汗工厂的童工加班加点的劳作，一节电池背后可能是镉中毒的女工牺牲了健康才换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是从超市货柜上觅得心仪的商品，在商场的柜台上用讨价还价得来了战利品，所以这些背后的故事没有人会去考证。和谐的领路人们心安理得地说：改革必须牺牲一代人。
    不过我们完全没必要自责，因为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安排。我们没必要像泛左翼那样追究人性的劣根性，到头来反而把反动派给饶恕了。我们也没必要先从修身做起，因为改变这整套制度需要用革命的手段，而不是靠改变“人心与人性”。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进行制度设计的。
    从广义上讲，“吃、穿、住、行、用都需要劳动者生产出来，而生产这些产品的第一线，我们称之为工厂。这些工厂提供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这些工厂的劳动者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并不是按需索取的，而是按照商品的形态进行售卖的。工厂里的劳动者决定着这些商品的可用性，也即使用价值。然而这些商品如何在社会中进行售卖与分配，也即交换价值的实现，工厂里的劳动者是不能决定的。
    这一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工厂"这一生产性的结构。一盆菜，一件衣服，一袋米到我们手里进行消费时，无不是经历了“工厂“这一结构，不管这一结构的表现形态是厨房、车间还是农场。工厂里的劳动者构成了庞大的产业大军，他们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被压在最底层，每天进行着单调、乏味，枯燥的工作。
    七格的幻想小说《一百米身高的世界》曾经对此有精湛的描绘：我们家欠政府的钱，已经被核实超过十万，于是这个周末以后，我们需要到市立群众医院去，接受又一轮的体型压缩手术…反正比我们矮的穷人还有，压缩到十公分的穷人我都见过，有个穷人窟我见过，就在上海的郊区，一排排老式的六层楼公房，像缩微模型一样占了两三亩地，所有的十公分穷人在这个社区里忙忙碌碌，那天父亲带我去给他们运输蔬菜时，一卡车仅仅装了二十筐，还是无土栽培的那种便宜货，父亲说这二十筐，够这里一万人吃
    一星期了。
    资产阶级为了管理工厂”，为了实施商品的售卖与分配，为了顺利攫取剩余价值，催生出庞大的官僚科层机构，我们称之为“"办公室结构”，这一机构也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者为其工作，使得工厂“运作正常。如果说“工厂"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结构，那么“功公室”就是实现剩余价值的结构，无论是创造剩余价值还是实现剩余价值，资产阶级都不需要亲历亲为。因此被资产阶级无情剥削压榨的有两类劳动者，一类存在于工厂结构，另一类存在于办公室结构。前者的劳动形态以体力劳动为主，后者的劳动形态以脑力劳动为主。
    第二篇两种结构下的阶级分野
    虽然在工厂和办公室这两种结构里广泛存在着劳动者，但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却是不相同的。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对这两类劳动者进行分而治之。两种结构下的阶级分野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构建出”工厂”和“功公室"两个模型来作为分析的对象。
    第一章"工厂”一般模型
    实际在生产第一线的是工人，资本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使他们与生产工具以及劳动对象一起发生作用。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即从社会总产品中分配一些生活必需品给工人，这一分配额度一般被压到最低，仅够维持生存及养育子女，保证工人的再生产，也即这些生活必需品仅够再生产出工人自身的劳动力，养育子女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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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整个社会实行的是按劳分配，那么按照人类已经掌握的社会生产力，工人得到这些生活必需品，只需要很少量的时间进行劳动即可，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然而资本家所定下的工作时间却延长到生理极限，所以工人在必要劳动之外，大量时间是在为资本家无偿劳动，这些无偿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被称为剩余价值。所以工人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者。
    因为丧失了生产资料，所以工人只能向资本家提供无偿劳动才能换回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而这样的阶级被称之为无产阶级。被工厂结构所牢笼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他们是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也是全体资本家的奴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转述了这样一种状态：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净，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够忍受强家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时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撒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
    在生产第一线的熟练工人，少数会被提拔为小组长，这些小组长如果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则与工人的阶级意识接近，若不再直接从事劳动，而代之以产品检验与监督，则与工人的阶级意识渐远。厂长与车间主任是资本家直接委任的管理人员，他们是资本家的助手，其阶级意识或者就是资产阶级立场或者与资产阶级立场接近。他们帮助资本家更好地剥削工人。
    所以熟练工人一部分生产剩余价值，一部分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他们的阶级意识上是分化的。资本家的管理人员帮助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同时他们参与剥俏削，也能瓜分到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与资本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需特别指出的是一般工厂结构里的财务或行政人员，他们是坐办公室的，进行脑力劳动，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从内部结构上其实是属于办公室结构，他们如果换一个公司，也同样处于一个官僚科层体制，有一个不断向上爬升的职业层级，我们将在下一个模型中详加论述。第二章"办公室”一般模型
    第一节小资产阶级结构陈述
    在这一结构中付出劳动最多的是职员，没有职员的加班加点，整个机构就不能正常的运转。然而他们却是被压榨最深的一个群体。一般来说，职员从事脑力劳动，但是对于整个剩余价值的实现及其在资本家集团内的瓜分却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家给予职员劳动力的价格等同于其自身再生产的全部费用。职员的再生产除了要满足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有保险、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住房等等必要保障，如果不能满足这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则对于整个剩余价值的实现是不利的。对于职员来说，再生产的实现与其说是一种福利，倒不如说是一种锁链，这种锁链以世俗生活与职业层级牢牢地栓住职员，使其不能自由地挣脱，并在狭隘的官僚科层体制中终其一生。
    即便如此，资产阶级国家还用庞大的失业率来造就出官僚科层体制的后备军，以期提高整个机构的效率，同时也便于压低这些劳动者的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并努力使其再生产与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一致。
    在当代中国，职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阶级。这一阶级的受压迫与受奴役的性质与无产阶级不同，他们并不是无产，而是略有小产，而正是这一点可谋可求的小产，成了他们沉重的锁链。我们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行走，除了偶尔能碰到建筑工地的工人，快餐店里服务员，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剩下的90%以上都可以归到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们在挤公交汽车，在排队卖早点，他们每天忙忙碌碌早起晚归。“市民，小资，城里人，小业主，公司员工"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他们的身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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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产阶级的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职员是否也像工人那样直接介入生产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职员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完全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的界定：
    第二节小资产阶级劳动的第一类情况
    如果他们进行的脑力劳动与生产第一线紧密结合，他们与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共同作用于劳动产品的形
    成，那么他们可以定性为介入了剩余价值的形成。例如“CAD机械制图”这样的脑力劳动直接作用于产品
    的形成，类似的如飞行器设计，汽车设计，建筑设计，那么他们的劳动具备生产性，他们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他们接近恩格斯所构想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一模型（见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导致脑体差别的鸿沟越来越来大，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脑体差别。
    所以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说，这一类职员可以归为无产阶级。因为一时一地的共同劳动，并不能使他们转化为无产阶级，因为再生产条件决定了他们依然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再生产出本阶级。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一时一地与工人共同劳动在整体上只是作为职业层级晋级的一部分。
    这一类小资产阶级因为劳动具有生产性，所以他们处于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只有依附于”工厂结构”才能顺利地进行再生产。
    至于说修正主义当局所大树特树的几个“知识型工人”，那只不过是粉饰太平的遮羞布，这些人作为个体是工人贵族，是被当局收买的个案，若论划分阶级侧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
    第三节小资产阶级劳动的第二类情况
    这一类情况更加普遍。城市里小资产阶级的劳动主要是在办公室结构里完成。这些各不相同的办公室结构衍生着极多类型，极端纷繁的脑力劳动。
    这些脑力劳动者一般都与生产结构脱离，但是脑力劳动的结果却往往以产品的形式出现，具有”伪生产性”。随着人类办公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工具可能就是一台乃至几台电脑如果是销售行业，那么电话与手机是不能缺的劳动工具。但是这些劳动工具是否就是生产资料呢？不是。因为这些劳动工具不能生产出整个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小资产阶级个体而言，完全有能力购买到这些工具并获得所有权。所以对他们而言，丧失生产资料的概念几乎是没有的。然而他们若脱离”“功公室结构"就很难生存下去，因为只有服务于这个结构，他们才能根据不同的职业层级分配相应的生活资料。
    例如微软数以万计的程序员，他们的劳动成果就是操作系统的源代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程序员也可以归于无产阶级呢？不是。首先源代码只是帮助改造客观的物质世界。源代码不是产品实体本身，能够帮助源代码发挥作用的那些硬件无一不是“工厂结构"的产物。源代码背后总是需要实物支撑的。源代码是依存于“工厂的，是工厂"的产物，而不是它造就了“工厂"。所以源代码这种生产是“伪生产”。其次，程序员的职业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脑体鸿沟已经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当代，小资产阶级也像雇佣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劳动成果将极大地帮助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剩余价值，加速资本家之间对剩余价值的瓜分。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最近《财富》杂志网站发布2007年全球10大利润最高的科技公司榜单，其中软件巨头微软名列榜首，前三位分别是：
    1、微软：全球个人电脑的强劲销售使微软去年总营收达511亿美元，利润更高达141亿美元，利润率同比上涨12%。
    2、BM:2007年，1BM的利润率同比上张10%，产生的利润高达104亿美元
    3、Cisc0 Systems:思科在过去一年的利润率较上年飙升31%，产生了73亿美元的利润。
    我们发现软件公司的利润超过了硬件公司。正因为微软致力于打造一个“实现剩余价值，瓜分剩余价值”的电子应用平台，所以它能获得一个重新洗牌的历史机遇，新生代资本家提高了生产效率，剩余价值总量在翻倍，他们当然有资格面对老牌资本家骄傲地说：这块蛋糕有我们的一份，它需要重新来划分。这样的历史机遇同样赋予了互联网公司，我们将在论证具体模型时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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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如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除了在办公室里需要脑力劳动者为他们鞍前马后做好实现前的准备工作，更加需要有一线的销售人员为他们奔波叫卖，腿跑断汗流尽也在所不惜。虽说销售人员呆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但他们严格地隶属于“功公室结构”。
    举例为证：最初，无论在中关村，还是其它城市，当陈绍鹏向客户递上名片推销电脑时，很明显能感受
    到对方眼中的那种漠然。也难怪，大家听惯了IBM、AST、康柏这些如雷贯耳的品牌，联想的确太不起
    眼。陈绍鹏就是顶着这样的压力，一家一家客户地拜访，认真讲解联想产品的性能。既是强烈的工作责
    任心所致，也是因为T行业的销售员基本上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就是要赌一口气，不相信
    事情做不成。即使在周末，陈绍鹏也没有闲着，经常抱着产品到中关村去做宣传活动，给经销商宣传，给消费者讲解一一“没其它想法，就是有一股冲劲，让对方信任联想这个牌子”。在这一年，联想几乎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抱着这样的决心在市场中与众多庞然大物似的对手拼争，很悲壮，也很让人激动…翻开陈绍鹏的履历表，到目前为止的15年联想生涯，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作为地区销售代表在外打拼。而长期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将工作足迹踏遍全国几个主要地区，这也是陈绍鹏在联想高层要员中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点。
    摘自《从销售员到“封疆大吏"陈绍鹏的联想之路》
    像陈绍鹏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也是很多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样板人生。这个例子证明两点：1销售员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与生产资料绝缘；2.销售员是严格按照办公室结构的职业层级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然而销售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中间有不同的的阶级格局，我们将在论证具体模型时予以阐述。
    在这里我们只是想借销售员来说明办公室结构。这样的爬虫人生也体现在各种不同的脑力劳动者身上。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爬虫
    实习医生→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
    产品助理→产品专员→产品经理→高级产品经理（产品总监）
    《打破Mtriⅸ，走向解放》曾经指出过国民教育体系里就充满了爬虫思想的灌输，小资产阶级比起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时间呆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里，因而也更深地沾染上这样的人生的信念。相信经过一番艰苦的打拼，定会有精彩的人生。这直接作用于他们的阶级再生产。
    (2007年某媒体对重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
    综上所述，小资产阶级的脑力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技能，是附着在物质基础上的，但并不直接作用于生产结构。他们的再生产模式是小资产阶级的，绝缘于生产资料。这一点决定了他隶属于官僚科层发达的办公室结构，而不是生产性的工厂结构。
    第四节剥削问题探讨
    如果一个阶级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靠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那么这个阶级可以定义为剥削阶级。一般来说，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都是属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工厂结构中少数熟练工人不再直接从事劳动，而代之以产品检验与监督，他们与“厂长与车间主任”这一管理层是有区别的。前者如果不脱产，则仍可归为无产阶级，前者如果长期脱产，则可归为小资产阶级，后者属于帮助剥削的行为，应当归在资产阶级。
    正如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所指出的方法：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我们对于工厂结构中的管理人员，也同样把他们归到剥削者的范畴。
    在办公室结构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部门经理如果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主要依靠部门成员的脑力劳动来体现自己的业绩，那么这一类人可以归到剥削阶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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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职称本身并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有的人称呼虽然是经理，但是并没有部门管理的行为或者管的人很少，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那么这一类人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
    办公室结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的范畴。虽然这些CE0(首席执行官)、CF0(首
    席财务官)也是老板雇佣来的，但是他们是同一阶级的，只是职能不同罢了。
    举例为证：
    唐骏，今年46岁。在微软任职7年后，2002年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收入超过1亿；两年后，他以4亿元高薪担任民营企业上海盛大网络公司总裁；4年后，唐骏再次高调宣布以10亿元的天价加盟新华都集团。
    唐骏在微软是从一个技术人员做起。当时，Nindows.3.1系统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发布差距是一年半的时间，而Windows95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发布差距是五个月的时间。唐骏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开发模式，使用这个开发模式可使Windows系统的全球发布做到零时差。但是，在微软两万名员工中，唐骏只是相当于一个小技术员，又是一个外国人，基本没有得到重视的可能。唐骏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个设想做成模块，并进行测试，确定其准确度和可操作性。在测试成功之后，唐骏直接给比尔盖茨发了封邮件，把自己的想法和测试结果告诉他。唐骏说：“微软把盖茨当成神也好，怎样崇拜他也好，但当时我不怕他：第一，我认为我在为微软做一件好事；第二，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领导层，我就没有机会。”比尔盖茨接到邮件并未十分重视，而是转发给唐骏上司的上司。这个上司接到比尔盖茨的邮件，不敢怠慢，把唐骏找过去谈话。唐骏就把这套模式演示给他看。唐骏和微软就这样同时获得了机会，唐骏得到了重视和提升，而微软的Windows2000、WindowsXP都做到了全球发布的零时差。
    唐骏当然是属于资本家集团的，因为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存在着分离。唐骏属于职能资本家。我们平常说的“打工”一次其实是含义很模糊的中性词，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的阶级本质。他整个人生历程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演变。
    第五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
    被剥削
    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阶级
    劳动的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形态
    再生产
    再生产出工人自身的劳动力，并
    再生产出本阶级，满足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外还包
    方式
    养育子女成为雇佣劳动力的后备
    括保险、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住房等等必要
    军。
    保障
    与生产
    资料的
    分离
    分离或绝缘
    关系
    与剩余
    价值的
    创造剩余价值
    实现剩余价值
    关系
    生活资
    满足生存的必需品，养育子女的
    根据职业层级分配到不同级别的生活资料
    料分配
    生活必需品
    第六节关于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述过83年前的中国小资产阶级，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反革命。那么今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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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处于“办公室结构”，绝大多数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到Mtrx对他们的控制，有的即使感到很痛苦，也觉得毫无反抗Matrix的可能。一方面他们对资本很仇恨，因为现实的压迫已经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资本当局有各式各样的幻想，小资产阶级的左中右翼概莫如是。即使小资产阶级中的失业者，也严格地作为办公室结构的后备军发挥着阶级本能。
    这种两面性的根源是什么？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具有”伪生产性”，他们辛苦地劳动着，但是远离着真实的生产，他们在办公室结构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故一半是垂涎一半是苦恼。他们渴望向上爬升，信奉各式各样投机的人生哲学，认为资本家是靠智慧与机遇成功的，全然忘记了整个资本剥削的历史。因为很辛苦，所以还有各式各样的牢骚与怨恨，但是这种自发状态无法使仇恨变成对反动社会的总攻击。
    对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左中右翼拥有各自不同的同情心。但是他们无法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远大前途。他们更希望一种和谐状态，害怕动荡，并努力把这种意识传染给整个社会。
    两面性是有害的，历史前进的车轮将把这种两面性击得粉碎。在下文的具体模型中，我们将进一步揭露这种两面性。
    第三篇两种结构下的具体模型第一章媒体的阶级分析
    (数据编号a1,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1)第一节
    结构陈述
    在这个模型里，最高层是社委会，社委会下设的编委会属于业务部门，经委会属于来钱的创收部门，一个出内容，一个圈钱。
    手绘这张结构图的人非常瞧不起印刷部门，所以在印务那里只画了一个框，底下印刷厂的工人全都被忽略掉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隐情，在一般报业人士心目中印刷是报纸最不入流的环节，而绝大多数印刷业务是外包给不同的印刷厂，报业人士借此可以货比三家。
    财务和人事部门，无论是"功公室结构”还是“工厂结构”都大同小异，不再赘述，详见一般模型
    但是我们要分析整个报纸的生产过程，却不能忘记印刷环节，缺了这一环节根本就不会有报纸。同时，我们还要分析报纸生产各个必要环节，以此来阐明平面媒体的阶级格局。
    第二节
    对印刷工人与投递员的阶级分析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报纸。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字印在纸上。这个需要印刷工人劳动。第二重要的是运输，因为我们不可能都去印刷厂去取。第三重要的是内容，没有编辑记者的劳动，我们啥都读不到。除了这些，其他环节如果以纯粹生产的眼光来看，完全都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剔除。
    以上所论的三大环节，都需要辛勤的劳动才能凝结成最终的成果，即一张报纸。
    但是隐藏在报纸背后的阶级压迫，就留待我们去探究：
    先看一个兰州晚报2008年5月1日的新闻标题：《印刷工人手被卡，消防兵锯开印刷机取出一只手》。请记住这件事情发生在五一劳动节。
    下面这张表是上海市相关印刷企业的统计数据（数据编号a2，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2)
    印刷工人的生产的环境也是很恶劣的
    目前印刷行业中广泛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溶剂型油墨，溶剂型油墨由颜料、连结料、溶剂、填充剂和辅助剂组成，所用的溶剂主要是芳香烃类、酯类、酮类、醚类等有机溶剂，这些溶剂大都具有毒性，有较浓的刺激性气味，会污染环境并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有机溶剂易燃易爆，存在着生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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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印刷工人，我们再来说说运输环节的劳动者。
    印刷工人从事体力劳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运输环节的劳动者则参与到剩余价值的转移过程，虽然运输并不增益劳动产品，但是运输使劳动产品发生了位移，便于其得到实现，是生产的延伸。所以这种劳动也可以定义成生产性的
    每天早晨5点多钟，投递员就要到报社门前分检报刊杂志，然后分发到万家。据调查，运输环节的投递员工资：正式人员1000-1500，临时人员基本工资加提成也就300-700左右。也即正式投递员的年收入在12000-18000之间.
    结论：印刷工人与投递员的劳动形态主要是体力劳动，他们被忽略，被压在“模型一"结构的最底层，日复一日地辛劳以维持再生产，他们再生产都是围绕着再生产出劳动力，以便维持现行的不公平结构，印刷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投递员与生产资料绝缘，印刷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投递员转移剩余价值以帮助实现剩余价值。在整个分配体系中，他们只分配到了满足生存的必需品，养育子女的生活必需品。印刷工人与投递员都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第三节
    对编辑、记者、编委会的阶级分析
    现在我们要说说内容提供者。
    编辑和记者，作为媒体内容的提供者，对于媒体的物质载体本身并不起关键作用。例如报纸上文字无非是印刷油墨，这些油墨能够印到报纸上，需要印刷工人开动机器才能完成。内容（含思想和创意）并不能给物质载体增加一个分子乃至原子，而只是使油墨的排列组合表达出一定的含义，然而这种含义并不是超阶级的。
    举例如下
    暂时抛开那些公然标榜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报纸，我们选取了两份标榜市民化的报纸，老百姓是他们一直挂在嘴边上的，但是这份报纸究竟有多少老百姓的内容？
    我们看不到印刷工人，也看不到投递员。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报纸，报头旁边是移动通信商的显眼广告。本市新闻，经济新闻，法制新闻，社区新闻…风尚杂说，煮妇必读…
    综合新闻，科教卫新闻，市场之窗，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奥运读秒，文娱新闻…
    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和谐体系，他们可以热爱抽象的老百姓，离他们很近，甚至于飞到他们家里去，然而他们可以忽略具体的印刷工人，忽略他们恶劣的生产环境，也可以忽略投递员的辛苦劳作，忽略他们的衣食住行。
    他们可以细致入微到“顽童被狗咬伤后，狗主人赔数百元”，他们可以深入生活到“劝架者摔倒骨折，互殴双方共赔偿”，但是不会报道工人的不满和牢骚，不会报道底层的无助与愤怒。日复一日，他们制造着庞大的内容，年复一年，这些内容要靠印刷工人和投递员印制和分发，在整个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上，他们离得很近，然而他们赖以生存的结构却离得很远。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制造和谐内容的编辑记者，他们自己的辛酸苦辣，他们自己的加班加点，也很少在
    媒体上体现，偶有牢骚也都分散在文化副刊的犄角旮旯里，自从有了互联网，博客和BBS也，成了他们宣
    泄的地方，但是他们永远成不了内容的主角。
    虽然编辑记者造的内容并不反映“工厂结构"内劳动者的心声，他们作为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喉舌，对于"办公室结构"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他们，整台和谐大戏就要变成一幕哑剧。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要把编辑记者牢牢捆在办公室结构里，使他们恭顺乃至臣服。
    在办公室结构里，并不是清一色的小资产阶级。判断的标准就是劳动。小资产阶级一般还要从事辛苦的脑力劳动，而资产阶级却可以不劳而获。
    以a1(市场化日报组织结构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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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下各个部门，囊括着大量的编辑记者，他们要抢新闻，争稿源，奋笔疾书，激扬文字，这些都算是一种劳动，虽然不算作生产劳动，虽然具有伪生产性，但是都耗费了体力与脑力，没有这些内容，没有吸引人眼球的炒作，资产阶级国家就没有遮羞布，就没有欺骗人民的素材。他们替资产阶级进行欺骗，自己也被欺骗。
    他们有极大的生存压力，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后备军（失业大学生等求职大军）使得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饭碗，他们必须好好干，往上爬，谋得一个更稳定的地位。
    考评功，总编办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监工作用，但是只要他们也以脑力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也应当归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只是阶级内的不同职能。
    编委会下各个部门的主任，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的阶级意识接近于资产阶级，有的则倾向于小资产阶级，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还从事一线的采编劳动。
    编委会的成员基本不从事一线的采编劳动，或者只有附带的轻微劳动（入撰写社论等），这些人都可以归为资产阶级。
    编委会的成员基本上都干一些什么事呢？他们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举个例子：
    YSF,1949年出生，曾下乡当知青，后调四川省会东县文化馆及县委宣传部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考
    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初分配到荣耻日报社，历任记者，版面主编，国内部负责人，国内部主任兼研究所副所长，编委兼工交部主任。199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时，是报社最年轻的高级记
    者。YSF思维敏捷，善抓热点，敢碰难点。1991年2月23日，YSF写的述评《逼向大海》，这是新闻媒体
    较早提出让企业走向市场的文章，思路鲜明、新颖，中央党校随即将此文收进教材，供学员参考，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他善动脑子，喜出点子，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深度报道及系列报道，为办好荣耻日报"拳头产品"尽心尽力，撰写了一批有思想性和超前性的文章。他勤于学习，肯于钻研，对新闻理论及新闻采编实践有一定见解。他曾以《第二种翻译》为题，在荣耻日报业务演讲会上演讲并获一等奖，并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等刊物上发表了《经济记者的角色意识》、《怎样把新闻写活》、《让人读得轻松些》等论文。这些论文因视角独特、有新颖见解而被一些省市新闻刊物转载。现为和谐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YSF也是从小资产阶级逐步吧到资产阶级的。从记者到主编到部门主任，这一阶段他还要不断地出成
    绩，勤写还要巧写（迎合资产阶级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在《荣耻日报》完成了阶级转型，但并不是每个小资产阶级都能完成这样的转型，然而整个“功公室结构”却需要大树特树这样的典型，以激励小资产阶级的劳动，目标就是“脱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追求成功是最值得钻营的。那么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他们又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
    呢？他们要解决哪些问题？他们对于报纸究竟有哪些作用力？我们来看YSF的一段话：
    有时别看我们小小一篇文章，常常会引起很大反响。所以我常说，办报无小事，导向要看清。世界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已经不是只看北京奥组委的工作，而是看中国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展示改革开放的成就。因此，对外传播也是站在了一个很有挑战也很有意义的平台上。媒体宣传从来都是双赢的，宣传搞好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地位也提高了。宣传奥运的同时，媒体自身也能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对外传播有它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必须抓住、抓准，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实地告诉世界。
    这段话里展现了喉舌的很多作用，但是有一个关键词则是最重要的：导向。可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媒体，可以有以报道呆板政客为特色的媒体，可以有以打情骂俏混淆视听为特色的媒体，可以有标榜中立、客观、建设性为己任的媒体，但是他们的导向只能有一个，即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秩序。
    小结：对于业务部门进行阶级分析，基本标准就是劳动，谁劳动谁不劳动很容易判断出来。在办公室结构里不劳动即剥削。我们在分析资产阶级时，须注意资产阶级的个体形象可能并不是凶神恶煞的，但是他们作为整个阶级时却是人类最反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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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对广告销售与发行人员的阶级分析
    一份报纸做出了内容，要靠广告版面来创收。一般来说广告帮助“工厂结构”实现剩余价值，或促进瓜分剩余价值，所以广告商自身也能攫取剩余价值大蛋糕中的一个份额。
    由于资本主义广告业已经极端复杂，以下模型只是一个简易模型：
    (数据编号a3,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3)
    我们分析平面媒体的广告部门时，可以顺带把广告业也分析一下。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行业阶级图景的理解。
    在3中有两类劳动者，一类是广告销售，另一类是广告制作。他们都隶属于办公室结构，关于销售人员，我们在一般模型中已经指出：
    1.销售员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与生产资料绝缘；2销售员是严格按照办公室结构的职业层级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然而销售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中间有不同的的阶级格局。
    我们先说销售员。
    绝大多数广告销售员都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他们最常见的劳动就是拜访客户推销广告，从跑腿到打电话到面谈，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承受很多压力，属于脑力劳动。
    举个例子说明销售员的劳动过程，有网文为证《销售员必须经历的几种心理状态》：
    做销售要经历几个过程。
    一、心理恐惧期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话销售的人，大部分最开始都会有这个阶段，也许有些人想象不出有什么可怕的。也许任何人让你打一两个陌生电话没问题，但如何要让你每天都打100多个陌生电话。那么你试想一下。这个阶段初步的表现是，不敢拿起电话、经常拿着电话发呆而不拨号码、期盼对方无人接电话、对着电话本发呆等等一系列的表现。心理想的大概有：这个行业怎么这么难做，客户怎么都不要这个广告，开始怀疑广告和市场，或者我要考虑考虑再打电话，先了解一下公司的信息也许会好一点，我
    一定要想一个非常好的开场白或者说辞让对方绝对不会拒绝我。等等还有一些，主要是这几种表现。
    二、电话应变能力提高期
    大部分人第一阶段的度过都是在经理施加压力同时自身不断暗示的结果。电话恐惧的问题解决了就到了电话应变能力提高的阶段了，很多人都称之为“电话销售技巧”，但我还是称之为应变能力。(“技巧”总有
    一种想办法骗人的感觉)这个阶段的表现大致为，经常会被客户的问题问倒，拿着电话筒实时问同事或经理问题，因为说“不知道”而给客户感觉很差等等。
    三、面谈能力提高期
    有些人打电话很厉害，但是一到跟客户面谈的时候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主要表现就是：成为一个快递员，到客户那送完资料就走人，或者是电话里确定好业务去送合同和发票。到客户那么成了一个解答员，客户问什么问题就回答什么，然后就什么也不说了。等等。
    四、成交技巧期
    前面的诸多工作就是为了最后的成交，而这个成交是确实需要技巧的，以前接触过些销售员，前面都做的很好，跟客户的感觉也很好，但是过一段发现客户找别人做业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销售员觉得跟客户关系好了不好意思提出签单，反而让同行的业务员抓了空子。这种是最可惜不过的。所以这里只提一点，一定要敢于提出签单。
    五、客户维护期
    对于做基础网络服务的业务，客户的需要是非常多的，重复性消费可能性很高，所以一定要做好客户售后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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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销售员日复一日上述的劳动，只有个别销售业绩突出的销售员会跻身管理队伍，他们逐渐脱离
    一线劳动，基础性的联系跑腿工作侧由下属来做，他们只负责谈一些大客户，或者干脆完全以“监工"的面目出现。这一类人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的阶级意识接近于资产阶级，从结构上来说，与a1编委会下各个部门的主任的地位一致，在a1中他们一般是创收部门的主任，如广告部主任，发行部主任等等。对于这一类人的阶级分析，也可参照一般模型中对“工厂结构”里资本家管理人员的分析。
    再简要说一下发行人员。
    发行人员跟销售员是类似的，前者是要求客户征订报纸，也即售卖报纸，扩大发行量，后者是售卖广告。广义上都是销售员，所以不再赘述
    最后说一下广告制作人员。
    这一类人员一般包括设计师（美工设计），广告文案（广告创意，撰写脚本），客户经理（销售员谈下
    一家客户后，由他来负责梳理投放广告的意图等等)。他们角色其实和编辑记者是一样的，都是创作出内容，进行脑力劳动，所以一般都归在小资产阶级。
    小结：对于创收部门进行阶级分析，基本标准也是劳动。这也就进一步理解毛主席所说要团结95%以上人民的政治策略。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95%以上都是劳动者，真正的反动派、剥削阶级及其帮凶只是一小撮。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唤醒95%以上人民一起干革命。
    第二章企业的阶级分析
    先看一下a4-a6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数据编号a4,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4)
    (深圳市长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编号a5,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5)
    (唐山爱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数据编号a6,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6)
    a4-a6分别代表国企，私企，与外企（含合资）。国企即资产阶级国家经营的企业，私企即资本家个体或集团经营的企业，而外企则是相对于民族国家的界限，由本国资产阶级以外的资本家个体或集团经营的企业。
    a4-a6的结构是大同小异的，出资方（董事会或股东会）与经营方（总经理，管理者代表）共同掌管整个企业，决定大政方针。具体的经营管理又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部门，由各部门主管行使管理职能。
    出资方（董事会或股东会）与经营方（总经理，管理者代表一级）不参与具体的劳动，收入来自剥削，所以可划分到资产阶级。对各部门的部门主管这一类人的阶级分析，可参照一般模型中对工厂结构“里资本家管理人员的分析。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其阶级意识接近于资产阶级，有的侧倾向于小资产阶级，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还从事部门一线的脑力劳动。
    参照第二篇第二章第五节的判断标准，各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由于他们从事繁杂的脑力劳动。从劳动形态，再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生活资料分配可以判断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的销售部门阶级分析可参照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
    a4的分公司，a5的生产部，a6的制造部，如果在这些部门下还包含庞大的工厂结构，则在工厂结构中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属于无产阶级。
    第三章金融系统的阶级分析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编号a7,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7)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编号a8，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8)
    (证券公司一般模型；数据编号a9,，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a9)
    7-a9虽然部门繁多，目层级繁多，但是在这些层级与部门中人数最多的还是脑力劳动者，他们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生力军，维持着金融体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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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随意上某个金融类招聘网站都能看到大量的职业岗位，例如：技术分析员，投资顾问，金融分析师，投资经理，理财分析师，投资分析师，营销员，储备经理，上市财务经理，投资部研究员，业务主管，风控高级经理等等。
    如果我们就这些岗位进行阶级分析，参照第二篇第二章第五节的判断标准，全部都可以归属到小资产阶级。除了营销员这一岗位外，其余都需要金融类技能，而这些技能都需要经过资产阶级国民高等教育体系方才能习得，可以这样讲：脑力劳动在金融领域遇到了小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在那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得尤为彻底。
    营销员贩售金融产品，请参照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对广告销售与发行人员的阶级分析”。
    而银行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部门的业务主管，高级经理则可归到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相近，乃至于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第四章党政机构与暴力机器
    这里要说的是关键词有：政党、政府、军队、警察。
    (邯弹郸市委办公厅组织结构：数据编号a10,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阳10)
    (民建上海市委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数据编号a11，下文若有引用，均简称阳11)
    a10,a11各部门内进行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可以划为小资产阶级，a10中的正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一般不从事直接的脑力劳动，故划分为资产阶级。a10,a11各处，各工作部门的主管可以划分为小资产阶级的上层。11中常务委员会成员，一般不从事直接的脑力劳动，故划分为资产阶级。
    军队与警察不从事且远离生产劳动，是受资产阶级国家雇佣的暴力机器。军队与警察的文官系统的阶级划分可参照a10,a11。
    雇佣兵雇佣期满之后，视其进入工厂结构，还是办公室结构来划分阶级。
    第五章资本的四大锁链（小结）
    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为例：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整个产业大军的基石，他们是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来源，他们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与这个产业大军相配套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科层体制，这个体制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却帮助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剩余价值，使资产阶级攫取剩余价值变得天经地义。除了工人之外，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被压在了这一官僚科层体制的最底层，他们的劳动虽然一般不产生剩余价值，但也被无情地压榨着，驱使着。这部分人民包括：城市里被吸纳在官僚科层体制之内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游离在官僚科层体制之外的中下层自由职业者，处于失业状态的但作为官僚科层体制后备军的小资产阶级。一言以蔽之，一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盟友。但是无产阶级对于这一盟友的两面性要抱以高度的警惕。
    随着农村的分田到户，资本主义在农村的盘剥日盛一日。贫下中农正在成为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原先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企业都经历了一场野蛮的私有化，在这一场进程中有大批的城市工人长期脱离生产第一线。他们无依无靠，成为城市贫民，他们也是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贫下中农在农村反圈地，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城市贫民在护厂斗争中反对私有化。一言以蔽之，贫下中农与城市贫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朋友。
    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资产阶级则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中国人民（指无产阶级与中下层小资产阶级）面临着四大锁链。产业资本是无产阶级的残酷锁链，而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则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无情锁链。
    就此我们将有另文作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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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国家所造就的两大结构一一工厂与办公室是中国人民的地狱与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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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一一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
    引言
    我们时代最深的压迫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极度”无权"的状态，人民变成了“屁民"竟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纵观全世界，全球的统治者豪奢淫逸，相互在比烂，整个社会在全面溃散，恰似一个臭气熏天的污泥潭。这种无权的状态伴随着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陷入了低潮。不去挣脱掉这种状态，就不足以使人民恢复革命信心，就不能摆脱弥漫在污泥浊潭里的政治冷淡主义。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呼之欲出的基本结论：与土地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不同的是，我们时代剥夺剥夺者的核心在于夺权，夺权即当代翻身的要义。
    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夺，首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剥夺资本权益，靠边站阶段），然后是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的剥夺（损有余而补不足，清账阶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整体，剥夺反动分子的人身权利，铁拳阶段)。次第演进，螺旋上升，这是我们时代最后的斗争。
    一，历史经验
    在土地革命时代，要消灭村庄里的地主相对容易，农村是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单元。就历史经验而言，剥夺地主的路径一是土地，二是财产。对于地主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剥夺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反而因为这种剥夺，进一步激发了生产力。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这种剥夺就不能生搬硬套了。
    工人占领了工厂，停工容易开工难。生产资料无法平均分配，除了涨工资分现金，分配住房这些自发的经济斗争手段之外，似乎不如农业生产那么直接，那么立竿见影。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开放的统一市场之上的缘故，这种统一市场造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特点是：联系广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革爆发时期的上海，计划经济模拟了这个统一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模拟了资本家的角色，因此通过文革的演习，我们可以看到在资产主义生产条件下，剥夺剥夺者是如何进行的，被剥夺者会有哪些反扑，正确路线是什么，错误路线又是什么。
    可以设想，工人被压迫太深，压抑太久，各种自发斗争势必如冲天怒火般爆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集体所有制的“大集体”工厂，民办小集体里的弄堂生产组要求加入工会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能吃上铁饭碗。回乡支农的职工要解决户口问题。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小商小贩个体户要求改换体制身份，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保障待遇。全民所有制的学徒工要求按照政策补发工资，职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工资级别，同样要求补发工资等等。
    与这些诉求相匹配的行动轨迹是：港口停工，铁路运输不畅，导致停产待料，存煤量下降，发电量下降，自来水供应受影响，粮食供应下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群众，全都躲起来了，以生产的无指挥状态向群众示威，对抗群众，对抗革命。明明是走资派造成了各种制度上的不合理，造成了极其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却想浑水摸鱼，把生产秩序混乱的结果赖在革命造反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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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走资派各种补发工资的签字生效后，造成银行提款挤兑，开始波及到金融秩序，多余的货币使各类商品脱销，住房作为一种看得见的资源也被提前分配。这些现象和土地革命期间的分配不一样。因为后者是群众大会斗倒地主之后的分配胜利果实。而现在走资派只是躲起来了，在没有斗倒走资派的情况下，提前进行分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策策略上的缺失。
    所以工总司在1967年1月7日签发的《紧急通令》弥补了政策上的缺失。这个通令刊登在1月14日的《工人造反报》上，是第一张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通令指出：“把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从而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造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钱"的反…工人们同志们应以长远的革命利益为重，切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
    1月8日晚，上海的23个群众组织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9日刊登在《文汇报》上，通告指出：“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
    1月11日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给上海工总司等群众组织贺电，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贺电是一篇光辉的马列毛主义文献。贺电指出：“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要有了组织和政策策略上的保证，生产秩序恢复起来是很快的。以铁路运输恢复为例：由于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度所的调度员大多参加了保守派的赤卫队，大批的离岗、告状，躲避批判，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当起了临时乘务员，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把懂得运输业务和调度工作的骨干集中在一起接管了调度室。这一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春桥同志对这些骨干转述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把关于接管上海车站的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
    春桥同志总结上海的经验就是
    在上海，工厂夺权，一开始就明确应夺取哪些单位。有些地方就是要拼命地夺，调动全市力量夺。比如火车站，码头，电报局，电厂，水厂等决定全市的要害部门。这些单位的造反力量薄弱，可以调动外来力量。这样，他们要起来造反，交通还是畅通，全市还是有电，人民有饭吃，有照明，人民就不会反对我们。
    历史经验是一种模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各种特殊的条件，这些特殊条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时代的斗争已不可能回复到那个模拟状态。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站在后头，只是做当前自发经济斗争的尾巴和观察者，那么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必然重现，而我们也无法上升到新的斗争阶段。如果站在这些自发斗争的对立面，那无疑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帮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勇敢地担负起领导这些斗争的责任，学会使用组织的工具，政策策略的工具，使自发的斗争变为自觉的斗争。
    二.当代剥夺
    当代剥夺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剥夺依据，这涉及到《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中所做的阶级划分。
    可以设想，当代的阶级划分会有更多的难点和盲区需要正确的政策策略去厘定。这不是一个书斋臆想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实践的问题。例如土改中，区别富裕中农和富农是个难点，农村里的游民，江湖郎中，铁匠，阉割猪羊的劁匠等等阶级划分又是难点。土改时通过自报公议，民主讨论，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在70年前中国一个封闭农村里发生的事情。对比土改，当代这样的难点和盲区呈指数型上升，只能依靠群众智慧来解决，而不是知识分子关起门来闭门造车。
    《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导言里的对北比表只是一个粗略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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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敌
    地主
    资产阶级
    敌
    富农
    小资产阶级上层
    友
    中农
    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办公室结构）
    我
    贫农，雇农，工人
    无产阶级（工厂结构）
    复辟后的中国有最庞大最苦难的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上层，最卑鄙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整个中国犹如灼热炙烤的人间地狱，而阶级斗争的岩浆要把这一切丑恶统统毁灭殆尽。
    其二是剥夺步骤，可以参看两个造纸厂的占厂事例，一个是郑州造纸厂，一个是韦柏尔格造纸厂。这里都涉及到占厂后进一步的战术。前者基本上是失败的例子，后者在战术上有建树。参照过去工农红军筹款的基本经验，大致采取逮捕资本家，对其罚款或缴纳赎金。既可以是针对个人的赎金，也可以是针对工厂的赎金。韦柏尔格造纸厂则是在罢工委员会领导拒绝资方的进厂接管。他们在控制工厂以后，立即开始扩展势力范围：8000人的小城迅速处于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执委会每天处理居民楼供电、水、气、暖等市政问题，规定一般食品出售价格，在工厂食堂组织免费伙食（许多困难工人家庭因为长期不开支，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卖家俱也没人买：小城里没几个阔佬)，工人纠察队取代地方公安负责治安。小城内的有线电视被工会接管，每天通过电视台汇报工作。
    按照这些已有步骤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顺利掌握生产资料，使之正常运转。反之，仅仅停留在罢工层面，则运动容易被束缚。
    我们都知道迪威信的吴贵军事件，吴贵军和工人选择了用罢工的方式维护权利，以尽最后的努力要求与工厂谈判，目的的只是拿到法律规定原本应该属于工人的合理赔偿。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过依法维权，先是与工人联名写信给深圳当地的劳动部门和法院的法官，要求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工人面临的情况，希望在企业搬迁变动的情况下工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合法的保障并能够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同时搬厂的行为不会影响和伤害到工人。
    迪威信全厂300多名工人，几乎全员参与罢工，吴贵军是被工人们推选出来首席谈判代表。可是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因为资本家并不愿意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甚至不愿意出面处理问题，所有具体的谈判事情都是交由律师处理。部分工人感到被忽视，丝毫得不到尊重，在谈判首天即冲出马路阻塞交通以表达不满，部份工人则到工会等政府部门求助。这样一个温和的过程却被定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由此也可以发现由罢工转向剥夺，亦或是始终停留在罢工层面，这两者策略之间的差别。
    三.斗争图景
    我们按照《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里的第二篇、第三篇里的一般模型和具体模型加以展开，具体演绎革命的舞台。
    我们知道：资本周转是包含流通与生产两段时间的，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流通与生产的矛盾尖锐到无以复加，这背后体现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严重背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流通依附于生产；在资本主义的下降期，帝国主义阶段的初期，流通独立于生产；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生产依附于流通。我们把生产剩余价值的地方称为工厂结构，把发现并实现剩余价值的地方称为办公室结构。工厂结构并不只存在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也有工厂结构；办公室结构并不只存在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也有办公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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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专注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家邓与专注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家江都被《M2》里的狐狸集团收购，这其中的
    上市、换股、吸收合并等细节可参考《资本市场诸现象概述》中相关描述，总之此时的狐狸集团已经是个庞然大物，最高总裁狐狸郭已经和邓、江在一个董事会里含情脉脉，和谐一家亲了。我们着重对照狐狸集团的职级体系，以此建立阶级分析的模型。
    “狐狸集团职级职能体系表
    取债
    行线作界类疗销类研发了程技术类作产技术层作类
    专数辅明支特类
    害发管理员。义车博作热
    长。粒。长
    五约，属县餐，度
    华
    流示调关，拉线》关
    餐贸、童☆受：膝文.
    理快器架
    侣器资中风术头。时쪽：
    裤，保安款轮
    直文只.
    这6选木
    资深骑裤，车队飘长、生餐
    解注馨，格出理
    帮表工夏共杜工程师
    ：·
    直主管，鞋理
    月康工，密店看总。密的度
    明是爽主餐
    生力会计，言透言计得
    支工程弹
    工鞋特。证春事务代表
    二。期务经。
    a
    厂长，制丝盆
    相麦真高工程弹，消目院理实工程弹
    年常工相诗
    额限速4目理、点得明情
    总工程得
    帽：粉营销
    丝工程弹
    置事会松书
    置事长。重率长。业显理
    在狐狸集团，生产技术与操作类职能包括：生产、品质、生产工程、实验室、物控、仓库、售后。而专业辅助支持类职能包括：人事行政、采购、财务、审计、秘书、金融、上市、法务、企划、网络。
    为什么这张职级职能体系表可以建立阶级分析的模型呢？
    其一，它全面。狐狸集团足够大，如果它把”专业辅助支持类职能“和“研发与工程技术类职能"外包出去，它可以成为一群服务类小公司的甲方，而现在它们都作为集团的一个部门，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
    其二，它狡猾。专业辅助支持类既包括了清洁工，又有董秘，然而我们作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后，可以发
    现他们完全是不同的阶级！而这个职能类别里的3、E4、E5、E6存在着大量的分析难点与盲区。只有群
    众运动才能把这里面的细节完全搞清楚。
    其三，它扼要。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高度复杂，但是狐狸集团却把工厂结构与办公室结构都包括在内，必要的生产流通职能无一遗漏。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光怪陆离，狐狸集团提供了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不必去刻意分析“网红"是什么阶级，狐狸集团帮我们把重点都抓住了。
    从阶级分析到划分阶级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这里面的政策与策略正如开展革命战争的战略与策略一样，都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首先要予以考虑的问题。从1
    到E4之间建立巩固的代表会议，是整个运动发起的关键。这样的代表会议必须经过多次的新陈代谢才能
    得到巩固。以往的自发斗争也有类似的代表会议，但是仓促间就直接去和资本家交锋了，靠着勇敢与团结间或也有胜利，然而最终归之于失败，原因就在于自发的代表会议并没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缺乏合理的战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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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广大农村，只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能调动农村的广大人民支援革命战争。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反复的实践才能确立起来的。例如究竟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地主全部和富农出租土地，还是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呢？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还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呢？所以没有政策就不能查田，没有查田就不能巩固土改，土改不巩固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战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觉的斗争。对照成功经验，我们就能发现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发的斗争，甚至于去做自发斗争的尾巴。
    成熟的巩固的代表会议是划分阶级的发动机。这个代表会议是议政合一的，既是地下的权力机关，又是行政机关。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例如为配合其他地方的斗争，而在狐狸集团内扩大宣传、征集物资、组织声援、收集情报等等。对于狐狸集团内死心塌地的工贼要有惩治措施。这些简单的事情并不一定局限在经济斗争，而是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地下机关，没有充分的实践是不能锻炼出才干的，没有才干是无法提炼出正确的策略与战术的。一切革命的同情者都无法越殂代疱这些事情。
    除了上述的实践以及谋生，代表会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代表会议作为将来接管狐狸集团的核心，必须提高自身的革命觉悟，学习反修反复辟的革命道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革命前辈不同的是，代表会议的每一个同志的平均文化水平要远远超过前辈，也承担着比前辈更重的担子。狐狸集团绝不是一个存在于真空中的庞然大物，它也受到各种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影响，最高总裁狐狸郭也有着面临气候转变的昏招，在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薄弱环节里，代表会议越有才干则越能填补这些真空。
    这些策略是建立在循序渐进上的。对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扩大红军从地方赤卫队、到地方红军再到主力红军这样一个路线，整个代表会议的发展也是组织并扩大阶级队伍的过程。如果不耐烦和群众一起做艰苦的斗争，那么很难势必倾向于一种“树大招风，一哄而起"的局面。根据这一策略再去反思以往的自发斗争，那么就会发现自发策略或者称之为“尾巴策略"的弊端在哪里。
    经济斗争的结果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失败了如何退却呢？如果隐蔽并积蓄力量呢？如果通过了100次的失败，代表会议更巩固，更有才干了，更有经验了，代表会议之间的联系更广泛、密切、深入了，那么其实这不是失败，而是100次练兵造就的胜利的基础。反之，间或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却不知道第二步怎么走，或者因为这些胜利助长了崇拜自发的情绪，如果这些情绪蔓延开来，那么其实这不胜利，而是道路越走越窄了。
    另外一种错误的策略重形式而不重内容。NGO组织开张了，注册公司，寻找办公场地，然后通过媒体轰
    轰烈烈宣传一把。给敌人以口实，什么“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都可以扣上来。为了维持了这些形式而耗费了有限的人力与物力。这也是想打“堂堂之仗"的策略，“乞丐与龙王比宝"的策略。
    以上说的是与代表会议"相关的策略，下面再谈一下阶级划分中的若干策略。A、B1、B2的所谓管理，
    不能算作劳动，特别是A这一层，其奢华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主
    席在1933年10月为纠正在土改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当时是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先看分析地主这一节：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剧削地租是地主剧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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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用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靠剥削工人为生，叫做资本家。所以对资本家的剥夺，首先是剥夺其生产资料，在狐狸集团里就是要先让他们靠边站，等候处理。很多资本家宣布自己是“1元薪酬”，既有作秀的成分，又有避税逃税的成分。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有其权益，通常以占股的方式
    获得分红，那么首先就是剥夺这种权益，归狐狸集团的全体工人所有。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指挥B、
    C、D、E的权力，靠边站，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才是对资本家的财产收入进行分析，追索剥削收入。正
    如我们在历史经验里转述《工人造反报》的“紧急通令”，“不是首先造“钱”的反”，不是“为加工资而造反”。
    四.先锋队
    不同的时代的先锋队面临不同时代的特殊矛盾。
    在列宁的时代，列宁首先是要面对俄国的那些老前辈，他们形成了一系列工作习惯与工作传统，从普列汉诺夫到民粹派都指责列宁是异想天开。普列汉诺夫更是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固步自封于德国党的所谓成功的经验。这种尖锐对立在于：职业革命家一向是以专业角度看待革命这项事业，历来如此。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革命与分析革命，促成革命。德国党完全走向了反面，他们有着庞大的分工与细密的工作计划。但是这样一个大党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前显示出十足的废料。所以说列宁的《怎么办》首先是赋予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魂魄，有了革命之魂，才能干革命之事。否则庞大的分工与相当数量的全职工作者，只会成为革命的包袱
    在毛主席的时代，有苏联的成功经验摆在面前，但是否能移植到中国的环境里呢？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这些人都证明了自己是十足的废料，他们不能在中国舞台唱中国戏，他们只是传声筒式的人物。比起提线木偶来，他们只是多一些革命的词汇而已。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按照中国的规律来办：没有指挥权和领导权，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就不能形成正确路线。北伐大革命期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净期间、解放战净期间，不管是党内斗争还是党外合作，脱离了革命的谋略，就不能引导革命的胜利。上井冈山是谋略，长征是谋略，西安事变是谋略，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是谋略，解放战争与国民党争夺天下也是谋略。什么是谋略？就是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办法。办法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没有课堂里老师的专门传授，完全是要植根于革命实践中。
    到了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执政党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是中国在二流帝国主义的位置上继续往上走，这是外部环境，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清楚，哪怕一些人物口头上有再多的左翼词汇，他们要走的路和革命是完全不相干的。如果硬拉着一起走，也不会有结果。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睿智地分析过这种现象：“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所以我们和各种泛左翼决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团不团结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态度野蛮，压制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革命的人总要在一起的，不革命的人总要离开的。
    革命与改良是不同的质。我们不能认为：改良走投无路时自然就会投奔革命阵营。这种想法是主观主义的。正如《矛盾论》里举过的那个例子“鸡蛋不可能变为石头”。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革命与改良没有同
    一性。列宁在《怎么办》提过一个例子：“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这段话是非常石破天惊的，极其大胆：工人自发的斗争只可能是改良主义的。而一些改良主义者愚蠢就愚蠢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也即所谓改良好像是在为革命做准备一样，他们试图找到革命与改良的有同一性”。然而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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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与改良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从局部片段上来说也是差异性大于相似性。不能把南街村当成井冈山，南街村有南街村的政治，井冈山有井冈山的政治，这两者不具有同一性。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为了改良国民党而存在，改良国民党的叫改组派。事物一时一地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本质在一时一地为什么会呈现那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刨根问底，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学习态度。解决任何具体的矛盾，都要了解其特殊的规律。不要违背规律，而是要利用规律，尊重规律，掌握规律。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侧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侧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
    那么，我们时代的先锋队要掌握的特殊矛盾是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一段话可以解开我们时代的谜团。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士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
    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所以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每一个愿意真正践行马列毛主义的人，都应该明白革命的扫帚哲学。很多东西也许长得不像扫帚，但是功能和扫帚一样，或者把功能拆开来，将来必要的时候再组合起来。也许不叫扫帚，而是叫吸尘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叫了扫帚会引来反动派的嫉恨，这将不利于扫灰尘。总而言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项梁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
    项羽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郡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后来等到真要起义的时候，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了。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干人。项梁分别委任郡中豪杰做军队的干部。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前些日子某家办丧事，我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没有办成，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敬服。项梁用了一把扫帚叫做“办丧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要一把扫帚，但是不能明说。
    盲动者和投降者是不懂扫帚哲学的。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所揭露的那样：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拉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
    我们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革命的事业是不能半途而废的。革命事业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援的，换而言之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事情做不好，是无法进阶到第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留下来的精华就是第二阶段立脚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们时代的先锋队所要付诸实践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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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一一革命斗争理论与展望
    一、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这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两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
    应该说，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也就是说，在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随后就转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上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凡是独立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都在事实上遵循了这条路线（而中国革命是其最完整、最丰富的实践，并且毛主席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因此二十一世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仍必须遵循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这条路线（当然也必须把这条路线与当代各国实际相结合）。
    然而，在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这个问题还远远不能说是很好地解决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残余的半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俄国革命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伟大的历史作用，起到了连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的桥梁作用，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送去了马列主义，激发、引导了二十世纪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可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虽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却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的问题。迄今，尚未有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独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始终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认为资本主义万古长青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观点我们不予理会。而在左派中很流行的解释是把其完全归结为客观因素。即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掠夺不发达国家而获取了超额利润，利用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福利和收买改良主义工
    人运动的机制，从而制造了工人贵族阶层、“同化"了工人阶级。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再有尖锐的阶
    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发达国家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前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类观点是上述观点的变种：就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已经不再存在可以作为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资无矛盾已经消失。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只有依靠种种边缘化的群体，或者依靠非工人阶级的所谓“诸众”。
    以上观点对不对？我们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真理，但总体上是错误的！
    诚然，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世界的体制，使得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受到一定腐蚀，革命性有所削弱。
    但是能不能说因为有超额利润及收买机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消失了？！能不能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全体或大多数工人阶级都不再受资产阶级剥削、而与资产阶级“同化”了？！能不能说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仅仅体现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矛盾？！
    无论从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的情况还是从革命实践上来看，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
    只要是真正深入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都无不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始终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与压迫，而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位置所决定的。在工人阶级内部仍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能，碰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暴发出来（如：1968年欧洲革命）。至于社会福利机制，事实证明在根本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退潮后，垄断资产阶级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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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向社会福利制度进攻一一也就是说，社会福利制度对工人阶级的腐蚀也根本不是永久性的。用超额利润的收买机制来否定工人阶级总体上的革命性，就是用在分配领域次要矛盾上的改良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关键还在于，把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客观因素，在革命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种观点就必然导致革命者的无所作为、“等待主义”。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者不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因为群众没有革命性），而只要少数激进分子做做宣传工作以及为不发达国家人民革命搞搞募捐就够了。必须要等到不发达国家革命普遍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有可能争取群众、发动革命。这样的路线，只能是脱离群众、自我封闭、自娱自乐，最终自取灭亡的路线。或者把革命派的活动仅限于支援不发达国家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的运动。这虽然也可能发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如反越战运动），但却不触及帝国主义内部根本的阶级矛盾、不能发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从而最终只是沦为又一种改良主义运动。或者就是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工作，而去参加种种非阶级的“社运”，结果对帝国主义根本没有实质触动，反而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和谐社会的点缀，沦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表演秀。
    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诚然，被压迫的不发达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但要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内强大的革命运动，即使不发达国家革命普遍胜利了，也无法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反而可能造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从而可能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通过世界大战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一一那将是世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道路)。
    而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阶级仍深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有可能发动起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这样的革命工人运动将对不发达国家革命提供巨大的支援，并为不发达国家革命推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净)，使得以世界革命制止世界战争成为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始终会存在矛盾特别尖锐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薄弱环节，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完全有可能率先争取胜利，从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大大加速不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革命进程！
    作为世界工厂的新兴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这样矛盾特别尖锐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有着史无前例庞大的、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血海深仇；另一方面本国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又有着非常复杂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样的薄弱环节，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率先胜利！
    那么，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驳斥机会主义者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净辩护的谬论(“是群众拥护战净，否则群众早就自己起来革命了”)时说过：“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
    也就是说，不能怪群众没有革命性，关键在于群众的领袖的不合格，在于关键时刻领袖的叛卖一一关键在于主观因素。
    我们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观因素：在于还始终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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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历史经验
    下面我们通过对俄国革命同其他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其中的规律。
    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抓住历史的机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经验，而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革命历史，却主要是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俄国革命的胜利经验
    俄国革命论条件，不可谓不恶劣。一方面沙皇政府专制独裁、野蛮暴虐，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基本没有合法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落后，工人阶级人数较少、斗争经验不足、文化水平较低。
    然而正所谓坏事变好事，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孕育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一一布尔什维克党
    俄国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世界大战导致统治阶级危机时抓住机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关键原因就在于有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党作为先锋队！
    而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关键作用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坚持革命的党。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多年的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路线斗争中，确立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始终坚持推翻沙皇政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虽然积极利用合法斗争的机会，但却始终以地下斗争为主，始终与沙皇政府和主流体制处于敌对的状态。
    其次，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深入群众、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布尔什维克党从其前身一一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开始，就始终积极到工人群众中去。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广泛的群众组织网络、培养了成千上万工人群众中的先进战士，磨练出了一大批以斯大林、“"巴库人”（在石油工业中心巴库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者群体）为代表的扎根于工人阶级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革命干部。这个群众基础达到什么程度呢？在一战前夕，列宁曾通过对比当时给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公开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数、金额数，以及各种有工人代表的机构中不同派别的得票数等数据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争取到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有组织者的大多数一一列宁估算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争取到了有初步政治觉悟的工人群众中的4/5（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列宁选全集第25卷）。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党。
    在统治阶级发生危机，群众掀起自发革命运动高潮时，各派政治力量都会尽力影响群众，要把群众运动引向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方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靠群众自发斗争来完成，而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党发挥先锋队和指挥部的作用，战胜其他政治力量对群众的影响，争取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从而带领广大群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革命的头脑一一也就是说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而如果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所控制，那就不能给劳动群众指明正确的方向，而只能误导群众，从而根本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甚至自身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必然使得革命失败。
    但是仅有革命的头脑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革命的四肢一一也就是必须有把革命路线贯彻到实践中的实际力量，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有群众的基础。
    要取得群众的基础，决不能靠革命高潮时临时抱佛脚。决不是少数演说家在革命高潮时对群众发表几篇精彩演说，多数群众就云集响应了；也决不是光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却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从而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力的小宗派在革命高潮时喊出若干革命口号，多数群众就蜂拥追随了。
    要知道，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仅仅靠口号和宣传（即使是非常正确、符合群众利益的口号宣传)，而必须要靠“人脉”一一也就是通过长期群众工作而与群众建立的密切联系，以及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干百万积极分子。只有长期和群众一起斗争、在群众中建立了深厚“人脉”、使群众感到值得信赖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为大多数群众所信服，才能让大多数群众在关键时刻追随自己。光靠宣传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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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群众信服和追随的，更何况和剥削阶级比起来在宣传的物质力量上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也总是无法相比的。
    正是因为在一战前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已成为一个兼具革命头脑和革命四肢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所以才能在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中成为中流砥柱，能够争取到工农群众的多数，把群众自发革命高潮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二月到十月的革命形势中，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从而竖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为劳动群众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战前已经掌握了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多数，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到十月中成为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领袖、避免了工人阶级的重大分裂，迅速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群众的多数、掌握了苏维埃，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到了劳动农民的支持，从而造成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磨炼出了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理论素养、丰富经验和群众威信的职业革命家队伍，才能有效地开展革命工作、领导群众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了干部队伍；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一个通过长期考验而被全体信服、享有威信，关键时刻能够拍板的领袖及领袖集体，才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才能果断地发动和领导起义，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德、意、法等国革命的失败教训
    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相比较，就很容易明白德、意、法等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为何不能抓住机会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
    在德国，一战前，曾经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合法、改良斗争中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党。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长期经营，使得它在工人群众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掌握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多数。
    可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路线的德国革命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却始终只是党内思想、理论的小圈子，而没有建立独立的组织，没有开展独立的群众工作。这就使得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真正的先锋队。在一战中，革命派尽管与社民党领导层决裂，形成了斯巴达克派，但也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党，没有大力组织、发动群众，而主要只是开展宣传工作，并把自己混同于中派独立社民党（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中派组织，根本上仍没有摆脱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直到11月革命推翻德意志帝国后，才刚刚建立独立的德共。而德共最初也根本没有建立起统一、集中的组织。其原因与革命派对集中统一组织
    的形式主义观点有关：“斯巴达克派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左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而不能组织群众”一一革命派认为社民党的组织、机关导致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因此就宁愿不要组织。认为群众可以自发革命，而贬低党组织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一战中德国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了坚持革命斗争的群众组织一一革命工长组织。这个组织完全是工厂中的先进工人通过地下的、秘密的方式组成的，并且能在相当程度上领导整个工人阶级斗争。这是德国工人运动高水平的一种体现。然而革命派也没有积极与这个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独立的群众基础，而是听任其接受独立社民党领导。
    以上，导致了当德国战败危机，无产阶级掀起自发革命高潮时，德国没有一个坚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党。革命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有经验的干部队伍，领袖也不成熟。
    而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却窃取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大部分成果，掌握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多数
    这就必然导致在战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旧统治形式（帝国）崩溃、人民群众自发革命高潮中，革命派虽然能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但却没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经验、有能力的大批干部去贯彻执行，没有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去引导、带领大多数群众追随自己，从而无法争取到大多数群众，无法在自发成立的工兵苏维埃中取得多数。这就使得群众无法摆脱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影响，结果使苏维埃被社民党控制（独社党作为中派摇摆动摇，必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工具。
    这就决定了在11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中，无产阶级遭到惨败，领袖惨遭杀害。11月革命最终以建立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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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共也始终未完成建立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始终深深困扰于“党是由受过日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斯大林语）这一结构性矛盾，陷于“左”右摇摆，也始终没有争取到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多数。从而错失了1919年-1923年德国内外动荡的革命时机，使魏玛共和国摆脱危机，进入了稳定期。
    在意大利，一战前取得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社会党也早已沦为改良主义党。所以当一战导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工人阶级奋起斗争的时候，社会党根本不能、也不愿领导工人阶级去夺取胜利。因此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意大利也没有一支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工人斗争发展的最高峰一一都灵市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已经初步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领导都灵工人运动的，只是葛兰西为代表的、围绕在《新秩序》周刊周围的社会党中的左翼小集团。而社会党的全国组织却对都灵工人斗争漠不关心，根本不发动全国工人群众起来支援、呼应，反而坐视资产阶级调动军队把都灵工人镇压下去。而此后，左翼虽然与社会党决裂，建立了意共，但还没来得及建立成熟的、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党法西斯就上台夺权，用赤裸裸地暴力和独裁稳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和德国、意大利类似，法国在一战导致的危机期间，也是改良主义社会党掌握了工人运动领导权，新生的共产党无法争取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多数，从而丧失革命机会。
    又比如1968年世界革命高潮时期，法国、意大利也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工人斗争高潮，一度出现了革命形势。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阶级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第三世界革命高潮的鼓舞下)，未必需要战净或经济危机就能出现革命形势。然而法、意两国无产阶级为什么又一次没有抓住机会呢？因为当时法、意两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群众基础，却追随苏修，早已沦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党。而当时坚持革命路线的毛派左翼组织，还都是缺乏经验的小集团，都还没有建立成熟的、扎根于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因此无产阶级群众没有正确的领导，自发的革命高潮无法转化为实际的胜利。
    小结
    以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经验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抓住机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要有一个坚持革命，并且有着深厚群众基础、能够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工人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一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工人阶级要发挥领导者和主力军的作用，就必须从自在转化为自为一一也就是能够克服其他阶级的影响，形成普遍的阶级觉悟，组成独立的阶级组织，团结起来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这必须要有一个扎根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群众工作建立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才能实现。而这个领导核心又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不堕落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这样，在出现革命形势的历史关键时刻，工人阶级才能不发生重大分裂、才能克服其他阶级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才能团结起来坚决革命，从而发挥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一一由于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庞大人数（占人民群众多数），由于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一旦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解放坚决斗争，那么就没有力量能抵挡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能改天换地、创造历史，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下一部分，我们就将进一步探讨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三、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本文前两部分主要论述了：一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未能独立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二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抓住机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要有一个坚持革命，并且有着深厚群众基础、能够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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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共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典范，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共的建党经验，结合10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教训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实际，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要建立这样一个党，必须要做到以下几条：
    1、这个党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
    所谓正确的革命路线，就是说必须要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必须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科学分析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革命的性质，确定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确定在革命中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
    各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当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阶级结构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其社会主要矛盾只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就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包括残存的独立生产者（小农、个体工商业者），还包括在资本主义企事业机构中处于中上层管理地位的职员（他们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一方面又承担一定的资本家的职能）。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变修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否认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否定革命的对象是整个资产阶级。从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到追随苏修的各国“共产党”，以及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往往都把“争取民主"作为首要任务，而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往往只把垄断资本“甚至只是“垄断资本中最反动势力”作为斗争对像，而积极与其他资产阶级联合。修正主义实际也不是真正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垄断资本"云云只是为其卖身投靠整个资产阶级所放的烟雾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共产党到最后都是与统治阶级打得火热，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所谓“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再“民主”，也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民主”也丝毫触动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使阶级关系有实质变化，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实质利益。用“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把实现“民主”作为革命的一个单独阶段，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错误的，只能导致修正主义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当然有垄断资产阶级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区别，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都是工人阶级的剥削者、压迫者。非垄断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所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甚至往往要占多数。不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就无法动员全体工人阶级，就必然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途。当然，在战略上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不
    排除在一些具体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用灵活的策略来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阶级结构，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坚持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只有坚持这样一条路线，才能为工人阶级树立革命的大旗，才能使工人阶级不断靠栊过来，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疑聚最大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阶级地位，必然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斗争水平当然会由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而有所起伏，但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基本阶级结构所决定的阶级斗争，使得工人阶级的革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党决不能为了一时的战术利益就放弃根本的战略，“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放弃长子继承权”（列宁这样形容修正主义)，不要害怕一时之间居于少数、被多数群众不理解，要坚信群众走向革命的必然性。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党要竖起革命的大旗，为工人阶级指明方向；要通过积极的群众工作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从而能够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不因缺乏领导和组织而白白耗费掉，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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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这个党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保特党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保持革命路线，至关重要的是要始终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要在党内开展正确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党不是处在真空中，不是凝固不变的，党内也不是和谐的净土，而是始终受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在党内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着斗争。
    总结无产阶级的建党史，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才能推动党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建党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最大教训就是党内会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党会被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葬送。而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修正主义篡党！众多曾经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最终被修正主义篡夺，沦为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改良党，沦为资产阶级“调节劳资矛盾”，安抚工人阶级的工具。党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捍卫资产阶级专政、出卖工人运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党内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从阶级根源上来说，是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结果（而这是无法避免的)；从党内根源来说，是由于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革命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消灭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总会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专职党干部集团，这样的干部集团实际上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干部集团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蜕变为工人贵族，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拿出超额利润通过种种方式来收买、腐蚀工人领袖，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就更严重，党的干部就更容易蜕变为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正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党内基础。所以党内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根子在上层，最危险的是中央领导权被其篡夺。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和党内资产阶级法权所决定必然要发生的，并且是有很大危险要篡夺党的领导权、把党葬送的。
    所以党内始终要开展反修防修、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和tg都是正确开展路线斗争的典范，正是靠着不懈的路线斗争，才保持了党的革命性，推动党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
    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党路线斗争的经验，我们认为要正确开展路线斗争，必须要注意两条：
    一是必须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运用于党内反修防修的路线斗争中，依靠自下而上的党内群众运动来监督党的上层领导、来推动党内路线斗争。在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先锋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萌芽。如前所述，最危险的就是党内上层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中央领导权被篡夺。因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不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指出了解决的根本办法，也为无产阶级先锋党内反修防修指明了道路！
    具体而言，就是决不能认为路线只由党中央少数人制定，然后全党只有执行的义务；不能把路线斗争仅看成党的上层领导的事；不能把党的现行路线看成是永远正确，不容讨论和改变的；路线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生死问题。因此一定要全党都知道、都参与。全党要经常就党的各级组织的路线正确与否开展讨论，对党内重大路线分歧要开展全党大辩论和全党公决（当然要根据党当时所处的环境，采取适当的形式)。一般而言，劳动群众中的党员，基层和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有着较密切联系，没有或较少有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他们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所以党内必须要尊重劳动群众中的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的“反潮流"的权力。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基层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只有执行上级、中央决定的义务，上级、中央也必须受基层和地方的监督！基层党员和各级党组织都应有权讨论上级和中央的路线问题，有权就党的路线问题发表看法（通过适当形式），有权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的形式)表示反对上级和中央的路线，有权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的形式）鼓动改变上级和中央的路线。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后的低潮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巴库党组织就曾经在党内刊物上批评当时党中央忽视国内群众工作，提出要通过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工人运动中来重建党的力量。而列宁领导的中央并没有压制、打击巴库地方组织，反而采纳了巴库党组织的正确建议，将其转化为全党的路线。这就是地方党组织监督中央的光辉典范。当然，如果党内多数（通过党的会议或全党公决)做出了决定，那持少数观点的同志应在行动中执行多数决定，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观点，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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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他们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形式）继续为自己的观点鼓动（但以不妨碍党已经决定的具体行动为限度)。
    如果党中央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并且迫害革命同志，禁止党内自下而上的路线斗争，剥夺地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改变路线的权力，那么革命同志、各地方、基层党组织，就应该坚决与修正主义中央决裂，重建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只有依靠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路线斗争，依靠基层党员、基层及地方党组织对上级、中央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反修防修，才能推动和保持党的革命化！
    二是路线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矛盾。要正确开展路线斗争，既要反对不讲原则、混淆是非的“不争论”的调和主义，也要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主义。必须要分清党内同志内部矛盾和党与叛党分子的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大多数路线斗争，还是属于党内同志内部矛盾。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尽管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定腐蚀，但只要他们没有叛党、还愿意为革命做工作，就还是党内同志。与他们的斗争应该秉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达到新的更高程度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不给他们继续为革命做工作，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还要考虑到，有时候路线斗争中暂时居于少数的同志才是掌握真理的一方，而要经过一段实践后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这时就更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作为党内同志内部矛盾处理。而只有分裂、背叛党，投靠或勾结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的人，才是党的敌人，应该坚决把这样的人清除出党，并发动群众打倒他们。毛主席领导的g就是在路线斗争中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典范，这应是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党继承的宝贵传统。
    3、这个党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到革命的主力军中，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革命党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取得改天换地、破旧立新的力量，不靠别的，就是靠能够发动广大劳动群众追随自己。因此，党不能是只有少数“死士"的密谋组织；党也不能沦为只有少数干部搞搞宣传理论工作，自娱自乐，而对群众没有影响，局限在狭小圈子内的“纯洁"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党更不能局限于学校圈子中，成为知识分子、学生党。党必须要“到群众中去”，要深入劳动群众，建成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革命党。
    “到群众中去”，关键是要到革命的主力军中去。当前革命的主力军是谁，党就应该把群众工作的主要力量放在其身上，而不能没有重点地平均分配力量（比如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工人运动上，而把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小资产阶级运动等看成和工人运动并列甚至更重要的群众工作
    一一这就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拒绝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主要革命道路一样是错误的！)。要深入到主力军中去，努力在主力军中取得广泛影响，争取到庄力军的多数，这样才能为革命胜利奠定力量基础。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主力军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党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这样才能有实力去争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贯彻“到工人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把“到工人中去”作为自己建党的中心任务。党必须把自己的主要骨干投入到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斗争上，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组织建立在工人群众中，必须培养干百万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基本力量。只有与工人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血肉联系，只有干百万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拥护、追随党，只有领导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才能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广泛的影响，才能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从而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泛左翼"”政党、社会运动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力军地位。他们要么认为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同化”了，要么就是认为“工人阶级消亡”了，从而拒绝深入工人阶级，拒绝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而热衷于各种“超阶级"的“社会运动”，或者只关注各种社会边缘人群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严正批判这种否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与这种路线划清界限，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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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批判过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丧失革命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用帝国主义国家在分配关系上的一些改良（何况这种改良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以被资产阶级取消的)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根本矛盾的存在。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始终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与压迫，而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地位所决定的！在工人阶级内部仍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能。
    当然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产业转移，制造业工人人数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说明工人阶级消亡”了，这只表明工人阶级的构成有所变化。因为工人阶级并不只包括制造业工人。所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被资产阶级所雇佣，从事集体劳动并且不承担资本家管理（即榨取剩余价值）职能的劳动者都是工人阶级。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工人阶级人数处比例几十年来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并且始终占人口绝大多数。产业转移只是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业工人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工人、办公室工人比重有所上升。
    无产阶级革命党在贯彻“到工人中去"的群众路线时，必须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工人阶级的具体构成，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在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即制造业加交通运输业工人）仍旧在生产中处于最核心和关键地位，集中程度和组织性也相对最强，受到的剥削压迫也比较深重、因此阶级意识总的来说也最强，所以在阶级斗争中仍旧具有最大的力量；商业服务业工人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往往要占很大比重，他们受到的剥削压迫也很深重（甚至要超过产业工人），只是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以及集中程度、组织性相对逊色；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发展，因此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职员、技术人员等动公室工人也占工人阶级相当比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差别的存在，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存在一定隔阂，而社会地位和收入层次相对较高，受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较大、集中程度和组织性也较差。但他们从根本的阶级地位来说，还是属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矛盾。
    因此，产业工人仍旧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和先锋，商业服务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两者类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贫雇农"，是革命主力军中的主力军，应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的重点对象，尤其产业工人应是重中之重；而办公室工人类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农”，也是革命主力军的组成部分，但是其革命作用次于前两类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应该积极开展办公室工人的群众工作，要争取并巩固地团结他们一起革命。但是在群众工作力量分配上，应次于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因为只有“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了，才能带动“中农“整体上参加革命。
    还应注意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往往一部分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阶级，或者是大型垄断企业中的部分工人阶级，由于过去工人斗争留下的遗产，由于在生产领域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垄断资本家往往给予他们较高的报酬和福利，导致他们的革命性有所削弱。但与此相对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广大的未组织起来的，受到资产阶级深重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比如各种外包工、临时工，各类移民、少数民族工人等。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应重点到这类受到最深重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中去，从他们入手开始群众工作。因为他们就像干柴一样，最容易燃起燎原大火！当然，对那些享受较高报酬和福利的工人阶级，也不应放弃对他们的群众工作，应该在他们中保持一定力量，从而能够施加相应影响。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改良成果是不稳固的，他们的根本阶级地位还是与资本家对立的。而到阶级斗争关键时刻，他们也是能够被争取到革命这一边的。
    而在作为世界工厂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产业工人规模空前庞大，在阶级斗争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此外也有庞大的商业服务业工人和办公室工人。而享受较高报酬和福利的大垄断企业中的“有编制”工人，总的来说在工人阶级中只占很少比重。因此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比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更强。在那里，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更需要重点深入到产业工人中去，同时也积极开展商业服务业工人工作，不放弃办公室工人工作。而只要他们这样做了，工人阶级就更容易被发动组织起来，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浪！因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面临尖锐的内外矛盾，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工人阶级有望在那里率先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必须继承布尔什维克党、g等革命先辈的宝贵传统，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每一个党的群众工作者都要成为一粒革命种子，要真正与工人群众融为一体、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同时要坚决通过各种灵活方式进行政治灌输，培养、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培育干百万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信奉马列毛主义的先进工人；要坚决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各类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体现先锋模范作用，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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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拒绝居高临下、把群众当阿斗的包办代替主义；同时也要警惕尾巴主义，不能迎合群众中落后倾向、放弃领导职责。
    4、这个党必须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既要有集中统一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又要防止奴隶主义和驯训服工具论”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显然不能是沙龙式、俱乐部式的组织，而必须是有着集中统一组织与严密纪律的战斗团体。
    因此党必须继承布尔什维克党所开创的民主集中制：党员必须实际参加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党内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由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篡权后往往利用党的组织纪律来压制不同意见、打击迫害革命者，因而有许多泛左翼分子"反对建立有集中统一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党，反对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列宁在近百年前早已批驳过这样的观点：“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一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部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而本文第二部分提到过的德国斯巴达克派正是这方面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反感刻旧社会民主党内官僚主义化的组织纪律，因此斯巴达克派反对建立集中、严密的组织，相信群众的自发性，结果根本担负不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惨遭资产阶级屠杀。这是血淋林的教训！
    但近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也的确需要记取。在党的组织纪律上，必须要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也不能用“集中"来否定“民主”。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得多么好啊！集中，必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必须是正确路线指导下的集中！
    不能把党的集中统一和严密纪律歪曲为下级对上级的一种奴隶主义的盲从：不问是非、不管路线正确与否、不管上级是不是变修，只要是上级就无条件服从，甚至“在思想上都要完全保持一致"，所谓“谁在中央就拥护谁”；不能剥夺党员独立思考、发表意见和批评、讨论和决定党的路线、监督党组织与上级的权利，而把党员当成是没有独立意志、没有政治主动性的党组织和上级的"驯服工具”。这种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证明完全有害的，是只有利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篡权的。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党在组织纪律上，一方面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这种组织纪律建立在党内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建立在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基础上。要贯彻毛主席所总结的原则：“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把这条原则作为组织纪律的基础！
    所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完整原则应该是：党员必须实际参加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同时党组织要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要接受党员的监督；党内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多数要尊重和保护少数，要接受少数的监督；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上级要接受下级的监督；全党服从中央，同时中央要接受全党的监督！
    其实，列宁在领导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就已经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应当建立的纪律：“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一一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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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引自《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列宁，1906年12月6日)
    列宁还详细解释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原侧：“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代表大会决定了参加杜马选举。参加选举是完全确定了的行动。在选举的时候（例如目前在巴库），党员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号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个时候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在事实上破坏选举鼓动的成就。相反，如果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在这种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容许的。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原则有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测侧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一一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以上都引自《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1906年5月20日)
    也就是说，凡是各级党组织经过民主讨论、多数决议（或在紧急情况下以党章认可的其他方式）已经确定的具体行动如罢工、示威游行、起义、参加或抵制选举等)，下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贯彻，在准备和实施行动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反对或破坏（但在行动进入准备和实施阶段之前，仍可以适当形式提出批评、要求改变；而在行动之后更当然可以根据实践结果提出批评和意见，要求总结经验、追究责任)；而凡是不涉及到具体行动的各级党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以及各级党的领导人，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党纲确定的原侧范围内)都有完全的讨论和批评自由，有反对并要求改变（改选）的权利。
    正是靠着“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党才正确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得马列主义的革命路线能够战胜种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保持党的革命性。一方面使得党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广大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有着极高的政治主动性；另一方面又保证党有着集中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能够在革命行动中令行禁止、全党一致，体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而在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党的组织纪律上产生了背离布尔什维克党光荣传统的错误倾向。要么只强调“集中”（“行动一致”)，而忽视甚至否认“民主”(“讨论和批评自由”)；要么就是只强调“民主”，而忽视甚至否认“集中”。这两种错误倾向都造成了惨痛的教训。毛主席总结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反修防修、“反潮流”、“反对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的领导"的关于党的组织纪律的革命原则。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继承布尔什维克党和g的光荣传统，贯彻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既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依靠基层党员、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监督上级、中央，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路线斗争保证党的革命性；又有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在革命行动中保持一致，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四、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如何开展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通过党内正确路线斗争和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革命性和战斗力一一一句话，建立起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如何一步一步地领导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最终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团结起广大劳动人民，积累起夺取政权的实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历史经验
    以往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是通过一个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阶段，来
    组织、教育工人阶级，为未来革命危机时期积蓄足够的力量。而希望在革命的危机时期，再转为发动群众进行起义、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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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这条具体道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一具体道路的手段和目的是背离的。
    要理解这一点，重温一下列宁关于工联主义和工联主义政治的论述是必要的。列宁指出，所谓工联主义，就是"“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列宁还明确指出：“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以上引文均摘自列宁《怎么办》第二和第三部分)。
    工人运动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结成工会与厂主作斗争以争取更好待遇，结成工人政党来影响国家政权、以争取国家法律政策对工人阶级有利一一这样的工人运动根本不是革命工人运动。因为它根本不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资产阶级完全能够容忍的。这种工人运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润滑剂。
    而”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这一具体道路，其实际的斗争方式就是长期开展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搞工联主义的政治。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确能保证长期和平、合法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容忍)，也的确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形成广泛的工人运动、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人政党，但本质上这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要依靠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在革命危机时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
    诚然，实施这一具体道路的最初可能的确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开展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中，这一政党最初仍可能坚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鼓动和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在实际活动中，这个政党长期从事的是工联主义的工运和政治，那么从这种活动中成长起来的骨干和干部就必然长期从事着工联主义活动家的工作，承担着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长期与资产阶级紧密联系、保持合作，从而大多数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腐蚀、收买和同化。而革命的宣传鼓动就越来越变成一种形式、变成空话甚至欺骗，最终被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被放弃。这一政党就这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工人阶级的蜕变官吏所篡夺，从而葬送革命工人运动。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
    因此，我们认为以往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主要教训就是：“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这一具体道路，实质上就是开展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搞工联主义的政治，因此只能不断地再生产出工联主义的政客、官僚（即资产阶级的工人领袖），使革命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被工人贵族篡权，使得通过这一具体道路积累的工人阶级力量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力量，从而绝不可能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实际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上述道路的。21世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反思这一道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经验，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吧！
    布尔什维克党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恰恰是长期处于地下、不合法状态。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秘密的党组织来建立常常也是地下的、不合法的工人组织，开展突破沙俄“法制"的群众斗争，同时不放过利用公开、合法斗争的机会，而逐步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培养了干百万革命工人骨干，争取到了有觉悟的工人群众的多数。并最终通过建立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权机关一一苏维埃、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总结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道路，可以发现：布党虽然也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却是为地下斗争服务的！布党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地下斗争，都是最终为地下革命力量的发展服务的。所谓“地下”，其实就是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敌对状态，也就是无法与资产阶级国家及资本主义社会相调和、无法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中心一一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雏形。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道路正是突破了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得党所领导的力量都转化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最终积累起了夺取政权的实力，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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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更是与”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截然相反，而是毛主席所开创的持久的人民战净的道路。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特点，恰恰也正是党通过突破统治阶级“法制”、与统治阶级敌对的革命斗争方式，通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独立武装、独立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发展，最终积累起夺取政权的实力，通过内战消灭了反动政权。
    21世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道路时，必须吸取布党和中共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革命，虽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但是不是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若干普遍规律，从而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呢？我们认为这是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需要着重思考的。在这里我们提出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同志们有一定启发作用。
    2、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并且以地下斗争为中心！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斗争完全建立在公开、合法的议会和工会斗争基础上，实际上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斗争方式，只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堕落为帮资产阶级维稳的改良主义工人党。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要开展地下斗争！所谓地下斗争，不是指神秘主义的搞少数死士、特工的（就像现在河蟹国“红色”"谍战剧所编造的)所谓“地下”斗争，而是群众性的地下斗争。所谓地下，就是与资产阶级国家处于敌对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所不能相容的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机构。地下斗争的本质是砸碎或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雏形。通过建立以无产阶级革命党为领导核心的，组织并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权力机构（工人革命小组、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工人武装)，形成与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立的革命力量，使资产阶级统治被削弱、被粉碎，从而从局部到全国实现两个政权相对立的局面，最终使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团结大多数劳动人民、积累足够力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一这就是地下斗争的道路和目的。
    开展地下斗争，当然不意味着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凡是有后者的机会，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应该利用的。
    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的关系。必须明确以地下斗争为中心，而公开、合法斗争只是配合地下斗争，只是为地下斗争服务的。也就是说公开、合法斗争只有在服务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机构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党才是有意义的。而当把公开、合法斗争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斗争方式，只是为发展工会和议会的力量服务时，那就是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方式，只能葬送无产阶级革命。公开、合法斗争只能起到启蒙和教育群众、使群众受到初步锻炼、在群众中筛选积极分子的作用，而只有“地下"的革命战士队伍增长，革命组织、革命权力机构发展壮大，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真正增长。
    3、要把毛主席建立根据地和持久战的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
    长久以来，关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有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有等待统治阶级出现重大危机（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间）、群众斗争出现自发高潮时，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机关，才
    能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才能发动革命。而在”平常时期，只能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开展公开、合法斗争。
    而这种思想的理由是：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大一一具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发达的经济、交通条件，各种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很完善一一从而使得“平常"时期，工人阶级没有开展“过激”斗争的条件。
    然而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诚然，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可是这种强大是否是铁板一块，到处“均匀”，毫无缝隙的？
    事实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存在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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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存在着高低起伏，但总体上呈现“螺旋式上升"的不断激化的态势，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基础；从空间上来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其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必然会有局部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特别尖锐、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特别尖锐，也就是说必然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
    帝国主义国家总体强大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必然存在着局部范围内（比如某些工厂、某些企事业机构、某些地区)社会矛盾特别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混乱腐朽、劳动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较高、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或潜力）比较强大的情况，这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而这些薄弱环节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开展地下斗争，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革命权力机构，率先在局部削弱或粉碎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雅形的突破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在统治阶级的薄弱环节率先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持久的人民战净，一口一口地削弱、消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力量对比的逆转，从而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已经被多国革命所证实），我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这条道路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当然这条道路必须与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予以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所要着重解决的任务。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供同志们参考。
    工业区包，围”华尔街”、"华盛顿”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人口要占多数（或占人口重要比例），广大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统治下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在这些国家革命的道路就应该是毛主席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当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绝对主体地位，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已占多数，农村人口要么只占很少比例（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要么就是在快速减少中（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农村包围城市的条件当然是不存在的
    然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却是可以适用的。也就是说，可以在阶级矛盾相对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广大“腹地”，率先突破，包围资产阶级统治的“中心”。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是存在“腹地”与“中心"的对拉呢？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这是必然产生的。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广大的工业区、工业城市，在那里工人阶级力量较强、阶级矛盾较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腹地”；而“华盛顿”和“华尔街”一一即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一一那里是资产阶级的巢穴，聚集着资产阶级的核心及其大量助手、帮闲、仆从，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然而“中心“只是少数的节点，“中心”"是被广大“腹地"包围着的。就是在帝国主义国
    家的大城市中，也存在着“中心”与腹地"的关系。CBD(中央商务区)和富人区只是少数节点，而在城市
    的外围和边缘，则存在着广大的工业区和贫民区。
    因此，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应该采取工业区包围华尔街、华盛顿”"的战略。在广大工业聚集地带，在二、三线及以下工业城市，在大城市的工业区、工人聚居区重点开展工作，率先突破，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立足点、根据地，逐步积累力量、削弱敌人，最终实现对"华尔街'、“华盛顿”这些资产阶级“中心"的包围，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未梢环节，建立地下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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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通过农村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公开建立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这是由于旧中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农村封建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存在很多革命力量可以利用的空隙，加上旧中国农村经济存在一定自给自足性，农村交通条件落后，不利于反革命军队的调动、镇压，以及反革命军队的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相对落后、孱弱。这些条件，在当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仍是多多少少存在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公开的武装斗争，通过武装斗争实施工农武装割据，仍是可能的。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上述这些条件就基本不存在。在那里，资产阶级早已消灭封建割据、建立了统
    一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的任务）；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已不占重要地位，农村经济也高度市场化；全国交通发达，绝大多数地区交通便利；反革命军队指挥统一，能够快速在全国调动，拥有先进武装、具备强大火力。因此，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施公开的武装割据，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就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吗？不，这是可能的！
    在中国革命中，中共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除了公开武装割据外，还创造了大量的地下实际控制的经验：在敌人拥有强大镇压力量的地方，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曾建立了大量“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地下红色政权，建立了党实际控制的堡垒村、堡垒乡。在城市中，也创造了许多由地下党实际控制的堡垒学校、堡垒工厂。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表面上敌人的统治机构仍旧存在着，不存在公开的红色武装、红色政权。但实际上，通过地下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通过群众斗争，已经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建立起了地下的革命权力机构，使得敌人的统治机构被削弱、被瘫痪、被控制成为傀儡，已无法发挥实际的统治职能，从而使该地区、该单位被革命力量所实际控制。
    这一宝贵经验，完全可以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被借鉴、被应用。在阶级矛盾特别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更腐朽混乱、群众斗争精神较强的工厂、企事业单位、社区、地区一一即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在那里重点开展工作，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建立地下的革命权力机构（群众革命小组、群众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会)，率先在局部实现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通过革命权力机构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削弱、瘫痪或者控制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形成革命权威和统治秩序（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从而在地下实际控制这些节点，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堡垒工厂、堡垒单位、堡垒社区、堡垒地区一一也就是实际上的革命根据地。
    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强大、先进的反革命武装，但并不是到处、随时可以应用的。面对广大基层的汪洋大海一样的群众，反革命武装终究只是一小撮，是不堪使用的。要是每一次基层的局部群众斗争，资产阶级统治者都动员反革命先进武装镇压，那很快就会使反革命武装疲于奔命、耗尽经费、陷于瓦解的。在广大基层，资产阶级主要是依靠基层的公务员、基层的警察、依靠资产阶级雇佣的管理人员、依靠保安、依靠黑社会、甚至是依靠群众的不觉悟，来实现其专政的。资产阶级基层的专政力量，有组织的工人群众是完全可以对付的。通过地下革命权力机构，领导群众通过灵活的斗争（也完全可以不与基层专政力量正面硬抗，而依靠群众采取巧妙的“游击”战术、“攻心“战术一一当年中国革命也曾经在这方面创造了丰富经验)，削弱、瘫痪或控制资产阶级的基层专政力量，从而在基层率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通过这样，一点一点地破坏、蚕食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环节，削弱敌人、壮大自己。
    通过建立这些地下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有了立足点。在这些根据地，群众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可以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经验，锻炼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力，使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党周围；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可以获得培养、锻炼党员及革命干部的基地，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干部队伍：这些根据地还将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通过这些根据地，就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停留在宣传上、不再是似乎遥远的未来，而成为活生生的、正在成长壮大的现实，从而对广大群众起到巨大的榜样和感召作用。
    通过建立、发展这些红色节点，破坏、蚕食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壮大革命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的转折点、当无产阶级已经有与资产阶级决战的实力时，这些星罗棋布、把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腐蚀”得千疮百孔的红色节点，就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大片的、公开的红色区域，实现工业区对“华盛顿”、“华尔街的包围，从而与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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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过程当然不会是直线发展的，而会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就像毛主席所总结的，革命根据地将是“波浪式发展的”，因此，这必然是持久战。当某一地区的红色节点发展到一定程度，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时，资产阶级肯定会调集大量力量实施镇压、“围剿”。这时候革命力量就需要避实击虚，党、群众组织及革命权力机构要转入更深的地下，从实际控制某一节点，转为再次“两个政权并立”，领导群众避免与镇压力量硬抗，而是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来削弱敌人、保护群众和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对此也创造了大量丰富经验，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同时，抽调革命力量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去开辟新的节点。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是始终存在的，资产阶级基层专政力量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面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到处都有发展新的红色节点的机会。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所有基层节点都保持高压的围剿态势，这就决定了革命力量始终有发展的机会，决定了资产阶级“围剿”失败的命运。而随着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也会掌握更多粉碎资产阶级围剿的手段。这样，红色节点就将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波浪式地发展，最终积累起足够力量，实现力量对比的转折。
    夺厂斗争可能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土地革命。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战时期是减租减息)，在根据地消灭（或削弱）封建生产方式、斗倒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这就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能够坚持持久战，能够通过创造、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而由弱变强，最终争取亿万群众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
    那么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归工人阶级所有。
    那么，是不是只有在全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施这样的革命呢？如果我们前面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性是存在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是存在的，在这些薄弱环节是能够建立无产阶级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的，那么，在这些革命根据地就完全存在率先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只有在革命根据地率先剥夺或削弱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建立起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才能创造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才能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和萌芽。
    因此，“"夺取工厂"的斗争就是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就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纲领可能应是“赶老板、夺工厂”。
    其实在工人运动史上，夺取工厂的斗争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历史。夺取工厂的一种形式就是“工人合作运动”，就是建立没有资本家的工人合作工厂。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工人合作运动的意义：“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国际工人运动协会成立宣言》)。夺取工厂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工人群众通过斗争直接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工厂的控制权、管理权。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广泛的工人夺取工厂的运动。在当代，夺取工厂运动也方兴未艾，因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家及一些第三世界资本家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往往转移产业、废弃工厂，许多工人群众通过夺取工厂实施自救。比如阿根廷的夺取工厂运动，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发展起来的夺取工厂运动（可参考此篇报道《欧洲多国工人学“夺厂运动接管倒闭工厂变成合作社》)
    当然，这些工人合作运动、夺取工厂运动，还只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种经济斗争，而
    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想通过这种自发的，不触动资产阶级专政的夺取工厂斗争或通过工人合作工厂的经营发展来消灭资本主义，只能是改良主义的么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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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把夺取工厂斗争与削弱、瘫痪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与萌芽，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夺厂斗争就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力工具，就可能为革命根据地建立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环节、基层单位。正是在工厂中，工人阶级直接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直接被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斗争，率先在工厂中建立地下革命权力机构（工人革命小组、工人代表会、工厂委员会），使得在工厂中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由地下革命权力机构领导广大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工厂管理机构（即资产阶级专政在基层的触角)开展斗争，逐步削弱、瘫痪资产阶级管理机构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权威、革命的秩序，最终夺取工厂（可地下实际控制，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公开夺取）。在夺取的工厂内，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实现工人群众掌握权力、管理生产，从而使工人群众在工厂的范围内率先得到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实现当家做主。这样就使被夺取的工厂成为红色的节点，成为革命的根据地。
    革命的夺取工厂斗争与自发的、改良的夺取工厂斗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夺取工厂是为了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还是一个单纯搞好经营生产的合作社？
    自发的、改良的夺取工厂斗争，在夺取一个工厂后，就基本胜利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生产经营，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和发展。这样的夺取工厂斗争当然不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实质推进。
    而革命的夺取工厂斗争，是为了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夺取的工厂，关键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发展服务。因此夺取的工厂的主要任务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发展，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物质帮助，成为培养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组织工人阶级革命力量、提升工人群众革命觉悟、锻炼工人群众当家做主能力的基地。夺取的工厂，要为夺取更多工厂、创建更多革命根据地提供战士、干部和物质资源。
    仅仅夺取个别工厂，其意义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下，个别工厂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很不完全、受到很大限制的。仅仅靠个别工厂，也是很难维持生存的。因此关键就在于广泛开展夺取工厂斗争，在于以个别工厂为根据地、去支持夺取更多工厂，在于夺取的工厂的联合。就像草原上的
    一颗火星，先是燃烧一棵小草，然后烧着一簇青草，接着烧着一片草地，最后燃起燎原大火。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自觉地把夺取的工厂联合起来（可以采取地下的形式），特别要注意夺取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上的各个工厂，这样就可能在这些工厂之间率先建立起初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雏形（在党领导下建立各个工厂的革命权力机构的联合机关，根据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根本目的制定统一计划来安排生产)，使得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够相当程度上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制约、限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
    通过夺取工厂为革命根据地建立经济基础，使革命根据地内工人群众政治经济上率先得到解放，就可能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持久战，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能够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依托革命根据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
    本文讨论了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败经验，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迄今未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是：没有一个把马列毛主义与此类国家实际相结合的，坚持革命路线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争取到有觉悟、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多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本文指出，要建立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必须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保持党的革命性；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到工人阶级群众中，成为群众性的革命党；必须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完善的民主集中制。本文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在此类国家也具有学习、借鉴意义。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应是无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而以地下斗争为中心。而地下斗争的根本方式，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通过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以地下实际控制的方式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和萌芽。而夺厂斗争将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将为革命根据地提供经济基础。依托革命根据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由弱变强，最终取得力量对比的转折，与资产阶级展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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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期待，本文的内容能够为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提供启发。笔者深信，新一代革命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必将在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无比丰富的经验。在这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处于无比深重的危机的时刻，在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痛苦万分、寻求出路的时刻，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新高涨已经不远了。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吸取20世纪革命的成败经验，把马列毛主义的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采取正确的革命道路，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就是可以期待的！
    同志们，努力斗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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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中修帝国主义为什么会遭遇贸易战？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终结篇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在《金融危机与跨国资本逐利》导言已经预告过中修与美帝既勾结又斗争的前景，同一期的资本主
    义研究中已经详细摘录并分析了所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PS"就是中修打响了贸易前哨战。然而现在
    一些蠢货仍然斤斤计较于好像特朗普开了第一枪，中修就变成了受害者。这个挟持了全世界最大的劳动人口的反动派，这一群吸食民脂民膏的末日权贵，居然要升起”正义”之旗，于是一些蠢货就要帮主人舔舐伤口了。
    贸易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贸易战是中修美帝争霸一个必然的环节，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早就已经指出的。导刊第99期的亚投行一组事实，第100期的铁路扩张一组事实，第102期的对外投资平台一组事实，都是中修与美帝矛盾不断激化的侧面。下面从全局揭露一下两大反动堡垒的冲突是如何演进的。
    美帝的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其中，对中修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修成为美帝转移国内矛盾的理想对像。美帝在其决策层面有一系列反思。班农在东京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已经点出了中修扩张的要害，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是其中之一，其它的包括：制造业2025（中修
    统治全球的制造业)；一带一路（中修的地缘扩张）；5G网络；金融技术。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贸易战里
    所谓“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
    稚产业"都和此前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PS”一样是前哨战而已。中修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二流的帝国
    主义国家与美帝有着长期性与根本性的矛盾：两国的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特权等等。
    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灾难。与上个世纪的日美贸易战不
    同的是，在中修争霸的道路上没有"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修当
    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修有望取代
    美帝、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中修的不可度让的核心利益。其次，中修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
    帝的差距在缩小。作为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队伍逐年上升，下文我们会详述中修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上升的细节。中修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这一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
    看完了全局，我们再细致梳理一下美帝决策层的思路。“篮球运动员”是很难伪装成侏儒的。这在赛场上，他的对手看的非常清楚。贸易战就是这个赛场上的指示剂。美帝并没有用对付侏儒的办法来对付中修。特朗普有如下几个层次的应对政策：
    1、2017年底特朗普开始减税，目的是把资本重新吸引到美国来进行投资，特朗普出席了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自动化工厂奠基仪式，威斯康辛州补贴它30亿美金，特朗普为它站台。资本开始回流美国，2018年上半年，整个回流到美国的资本盈利的量级是多少？4000亿美金，而仅仅一年之前，大概只有它的1/10，只有400亿回到美国。请问一个外围国家值得它的对手这样做吗？
    2、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i简称CFUS)正在通过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就是针对某个国家专设的，叫做《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2017,简称“FIRRMA")。如果FIRRMA通过，那么某个国家就再也不能购买技术方式，获得任何形式的美国公司。比如蚂蚁金服对美国一家汇款公司的收购被叫停。这个法案其实和贸易战关系不大，请问一个外围国家值得它的对手用心如此之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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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8特别301报告(2018 Special301 Report)针对中国制造2025，叫停了八类主要设备，也就是说它希望阻止中国沿着技术产业链，往更为重要的领域、更高附加值产品去扩张。中修外交部马上怼回去：美方必须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美国的确是当今世界创新强国，但这不等于创新和知识产权只能是美国一家的“专利"。而美国移民局正在通过一个动议，将缩短机器人、生化、医疗等三个关键高科技领域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时间长度，大概是一年。请问这样一些领域是外围国家能涉猎的领域吗？
    所以我们说名为“贸易战”，实质上是头号帝国主义对二流帝国主义的狙击战，是精准打击。其打击的理由在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的《致命中国》里写的很清楚：
    1、精心编制的非法出口补贴网络；2、对货币的狡猾操纵和总体低估；
    3、对美国知识产权财富公然的造假、盗版和偷窃；
    4、相当短视的意愿，即用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来换取几块钱的生产成本优势；
    5、远低于国际规范的、极度松散的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导致工人患上褐色肺、截肢和一系列复杂的癌症；
    6、不合法的关税、配额以及其他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从锑到锌），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来获得对世界冶金和重工业更大的控制；
    7、掠夺性定价和倾销，旨在将外国竞争者赶出关键资源市场，并用垄断价格获取消费者的权益；8、“保护主义长城”一一旨在让所有的外国竞争者无法设立门店。
    某些国家过去认为最好的布局是：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技术和中国农民工、中国廉价的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产一台又一台iphone,世界是平的，有集装箱，有互联网，所以人类可以完美的生活。现在头号帝国主义认为自己吃污了，因为这样下去，资本也慢慢流向你，技术也慢慢流向你，你就反超成为头号了。这是头号帝国主义和二流帝国主义的核心利益之争啊。
    请问有哪个外围国家被核心国家如此高看了？殖民历史上有么？400年前的黑奴贸易里有这样的待遇吗？
    再次我们从“中兴事件"个案看，这次中修遭遇的是珍珠港而不是什么卢沟桥。
    1.中兴是一家通信公司，而芯片不是它的核心技术。你可以让一个医生去精通手术刀的生产吗？并且要求这个医生去掌握手术刀的核心技术吗？这个事件中难道不是证明了医院是个二流医院吗？医院的医疗
    器械的采购体系出了问题，难道可以怪罪于医生吗？中兴不是一家“芯片厂”，有哪个国家是要求一家通
    信企业去做到产业上下游覆盖的呢？
    2.中兴事件的源头是2016年3月8日美国商务部欲对中兴实行禁运，当时的政策是暂缓执行7年出口禁运(seven-year suspended denial of export privileges),那个时候特朗普还在和希拉里打选h战，还没有上台呢！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就已经觉察出异样了：中修原来只是个世界工厂，现在大张旗鼓地扛着
    “中国制造2025"的大旗，跑到美国的“自留地”（比如5G、芯片技术等）里来抢地盘了。所以美国垄断资
    产阶级的决策具有一贯性，中兴事件是他们蓄谋已久的“珍珠港”，而根本不是“卢沟桥”。
    3.中修在通信行业如何走到风口浪尖才是值得梳理的。在程控交换机时期（固定电话时期），中修的通信设备都是全进口的，配合那个时候“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意识形态，当时关键的核心技术都在美国(贝尔1965年发明了第一部程控模拟交换机)、欧洲(1970年法国开通世界上第一部程控数字交换机)手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在完成了复辟大业的权贵家里才能装上一部电话机，原因就在于全进口和
    高昂的安装成本与通信资费。到了1991年11月，第一台国产大型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一一HD04程控交
    换机研制成功，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先后研发出程控交换机，由此打破欧美技术垄断。
    到了移动电话时代，中修的通信行业开启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行，5G领跑的崛起路径。
    1G时代是模拟制式的“大哥大"，摩托罗拉、爱立信独占市场份额。2G时代欧洲的GSM与美国的CDMA争
    抢市场份额，中修通信行业跟随；到了3G时代欧美与中修是三国演义，中修参与到标准制定里来，欧洲
    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中修提出的TD-SCDMA标准，成为三种主要制式；到了4G时代，中
    修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打造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4G网络；到了5G时代，中修通信基于
    3G、4G一路走来的经验和专利技术储备，中兴已成为5G先锋，在MWC世界通信大展上获得了多项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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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领域大奖，目已经掌握2000+项5G核心专利技术，2018年初在广州打通了5G端到端的First Call.这些才是中兴事件爆发的真实背景。那种卢沟桥的臆想是不存在的。
    中兴是全球仅有的两家可以提供“5G端到端解决方案（无线、有线、核心网、云计算、业务、终端）的
    企业之一，就连“无线之王"爱立信都不敢称自己可以提供"5G端到端"解决方案，由此可见美国垄断资产
    阶级的战略判断之准。
    综上综述，若以上只是中兴一家企业所折射出来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象，那么中修当局炮制的《中国制造2025》简直就是对头号帝国主义的公开叫板。在所谓战略十大核心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涵盖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A等等)首当其冲。中修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
    世界第一，截至2014年底达到8114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2960万人，相当于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的总和（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数据，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为2190万人)。中修科技人力资源中全时投入研发活动的人数也位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就达到371.1万人年，相比美国的126.5万人年(2012年)、日本的89.5万人年(2013年)、英国的36.2万人年(2013年)大幅领先。
    这样的趋势，这样的局面，是卢沟桥还是珍珠港呢？明眼人一看便知。回过头再结合中兴看看其上游的芯片产业。中兴的主营业务有基站，光通信及手机。其中，基站中部分射频器件如腔体滤波器，光模块厂商，手机内的结构件模组等都可基本满足自给需求。唯有芯片，在三大应用领域均一定程度的自给率不足，由于诸多组件尚处在小批量验证中，实现国产替代并大规模商用尚有距离。最棘手的是基站芯片的自给率几乎为0。而这恰恰中修只是二流，而非一流的证据。泛左翼拿类似的技术问题去上纲上线到保党救国的层面，只能说明其立论的荒谬，精神之分裂。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全局看中修的布局。因为泛左翼和小粉红习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描述中修的崛起，我们不妨撕下这块遮羞布，来听听美帝决策层班农是如何破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班农演讲的干货如下
    他说：现在我们有两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和鹰派（班农指了指自己胸口）。这些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弄出了一个的新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你们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吗？是历史学家们谈论的源自伯罗奔尼撒战净的一个概念。这个战争中有正在衰落的大国斯巴达和正在崛起的古雅典。精英们要避免战争发生的关键是让两国共同协作。而核心论点是衰落中的大国的精英们的任务是要对衰落的过程进行掌控以避免冲突的爆发，把这个新兴大国推向好的方向，从而让它更好地善待这个衰退大国。
    …事实上，十九大演讲中中国领导层的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会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2025，你听说过2025计划吗？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
    .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它们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麦金德ackinderz是苏格兰人，马汉Mahan和斯皮克曼Spykman。.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就是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的理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彼得大帝，这些世界伟大的征服者都明白这一点，麦金德就是以此来创造出他的理论的。丝绸之路的扩张，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真正地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那就是一路，或者我认为是一带。一路是马汉理论的产物，这还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计划的基础，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对了，今天你们能看到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这样做，谁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了世界岛屿，谁就会控制世界。他们把麦金德Mackinder和马汉Mahan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但是第三个实际上更加大胆，斯皮克曼Spykman,知道他的人要少很多。他的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他的理论是你得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这是斯派克曼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南中国海就是这个不断的远拒，这个不断的远拒，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班农如此直白，条分缕析地为我们科普了中修的计划，讽刺了美帝统治阶级另一翼“闷身发财的无知。班农像尼克松一样直率：你来硬的，我也来硬的，硬碰硬，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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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时此刻，中修帝国主义遭遇贸易战就是题中之义了。整个贸易战的演进也必然是沿着“冲突升级一妥协勾结一一冲突再升级"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展开。只有全世界人民才能埋葬这两大反动堡垒，而贸易战正是他们走向坟墓的中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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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ー一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分歧
    在中国左翼圈内，就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帝国主义还是所谓半外围“国家，进行过严肃的辩论。这是
    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分歧，不可不辩论清楚。因为这关系到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问题。如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能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搞清楚革命的敌、我、友（革命应该依靠谁、联合谁、打倒谁），搞不清楚革命的目标、道路和纲领。所以，这绝不是一场咬文嚼字的学术之争，而是紧紧围绕革命路线问题的辩论。辩论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一一何者才能成为正确判断革命基本性质、制定正确革命路线的基础？
    我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性只能是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半外围”。只有帝国主义的定性，才能为判断革命性质、制定革命路线提供科学的基础。
    ー、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分歧：马列毛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科学概念，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理论。而主张“半外围”定性的一派，虽然他们口头上也高喊马列毛主义，但他们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观点，却主要来自“世界体系“理论（比如“半外围”这个词就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
    “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吗？这里我们限于篇幅和精力，也为了不使辩论过分学术化，不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但我们认为简要揭露一下“世界体系论"的历史和性质是有必要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诞生在资产阶级学术圈的，从来没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由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生产出来的，并始终在资产阶级学术圈内自我繁殖的理论。这个理论，从来没有被任何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所承认所运用过，也根本没有被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工农斗争所奉行过。这个理论，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压迫及剥削方面有一定进步性和参考价值，但绝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根本不能指导革命实践。事实上，这个理论只是划分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却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这个体系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世界体系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只在遥远将来可能实现的远景(该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就持这样的观点)。该理论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却看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的根本方法，而认为这个世界体系更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自行瓦解、人类将经历长期的黑暗时代一一就是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本来作为一种具有进步性和参考价值的理论，借鉴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来丰富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完全可以的。但绝不能鸠占鹊巢，用世界体系理论事实上代替马列毛主义理论。比如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定性，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从本国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科学概念来得出结论。而不能像世界体系论那样，仅从该国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来定性。所谓“中心”、“半外围”、“外围"的慨念，都绝不是全面、准确反映一国生产关系性质的科学概念。
    世界体系论，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斗争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可在中国左翼圈内，以某网站为代表的一派人，却坚决宣传世界体系论，用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概念来论述中国社会性质，并将其冒充为马列毛主义。他们以所谓半外围”论来划线，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把不承认世界体系论的马列毛主义者作为主要论敌。以上种种，我们认为是很不正常的。这事实上是要用世界体系论取代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其背后是某些人用世界体系论的理论私货来塑造其“权威”、制造宗派。对此，广大革命同志、进步群众不可不察。
    二、判断中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依据
    我们认为，要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概念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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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以上科学论述，正是在论述生产关系的特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列宁正是用生产关系的特性来定义帝国主义，而绝不是仅仅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定义的基础一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和世界体系论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也只能以中国生产关系的根本特点为依据来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而不能仅仅用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
    根据列宁的科学定义，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标准应该是：第一，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二、该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我们认为第一个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重要的、但却是附属的标准。因为前者是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结果（但也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别是新兴帝国主义最初发展的时期中存在后一特征尚不明显的情况)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正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创造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并没有回到旧中国的老位置（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并不是引旧中国那孱弱的、与封建地主阶级紧密勾结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旧资产阶级，而有其独立的、强大的经济基础一一这一经济基础就是通过攫取庞大的、体系完整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而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后又转化为国有垄断资本）。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本（及后来的国有垄断资本)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控制着银行、金融、军工、交通、能源、通讯、重大装备及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此外，复辟以来，私人资本也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扶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并在其中发展出了新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成为中国垄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如互联网信息产业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不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私人垄断资本总体上弱于国有垄断资本，与国有垄断资本是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毋庸讳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民经济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但要看到，外国垄断资本始终没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在复辟后，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国资本的多数（如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截止2017年9月，实有外资企业注册资本仅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的8.5%)，从来没有全面控制过中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由上可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就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最初，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垄断资本还是相对弱小的、不甚成熟的，但毕竟已经是独立的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而在复辟后40余年的今天，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更稳固地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而在资本输出方面，复辟40余年来，中国垄断资本的对外资本输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到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前列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关于中国垄断资本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情况，往期导刊的相关文章以及资本主义研究栏目中已经提供了许多材料和数据，在本期刊发的张角同志和阳和平同志的文章中也提供了最新的材料和数据，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本文将补充两个重要的最新统计材料，来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有力证明。
    一是在世界500强公司中，中国资本的比重。在2018年7月19日，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官网公布了2018年“财富500强”榜单。在上榜公司数量上，今年中国公司达到了120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的三家公司一一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榜单第
    二至第四位。利润榜前10位中有四家中国公司（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8家都来自中国大陆。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细胞一一大公司的世界排名中的地位，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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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在世界垄断资本中的地位吗？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本对本国国民经济的统治地位及其对外的强大资本输出和对世界市场的有力争夺吗？
    二是对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统计。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4.7%，在全球占比达到13.5%，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2016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765起，涉及74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2016年末境外企业雇佣外方员工134.3万人。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2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同比实现了增长。而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又获得了18.7%的增长。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是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三、“半外围“论的谬误
    我们认为，把中国的社会性质定性为“半外围"国家是不正确的。
    第一，“半外围根本就不是一个准确、完整反映社会性质的科学概念。所谓“半外围”，完全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是仅仅反映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主要的是其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地位。“半外围”根本不能反映在这个国家是哪一种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哪一个阶级是主要统治阶级，哪一个阶级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一一而马列毛主义认为，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而不是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国家各自内部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决
    定其社会性质的原因
    第二，“半外围”论混淆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究竞是划分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还是划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的一个根本分歧。
    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是根本的，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大基本矛盾。而“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划分则混淆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只要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只要本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
    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从来不否认帝国主义内部也有强弱之分。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掌握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定依附性，但这种依附性并不否定其本身的帝国主义性质。因为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进行资本输出，也争夺世界市场，也压迫剥削被压迫民族人民一一在根本上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并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他们之间是黑社会小头目和黑社会老大的关系一一他们根本上都是黑社会一一而不是普通群众和黑社会的关系。
    比如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时代，沙俄的实力就明显落后于西欧、北美帝国主义国家，其对英法金融资本存在较大的依附性，但列宁就从来把沙俄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二战前的日本，一战战败后的德国，以及德日在二战战败后，也都曾经实力弱小、对欧美垄断资本存在一定依附性，但都不影响其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
    “半外围”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属于压迫民族的本质，从而也就事实上取消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这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害的
    第三，“半外围"”论否定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否定了帝国主义争霸的必然性。事实上，正是因为相对弱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正是因为相对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定依附性，才使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成为必然，才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因为实力对比变化而必然重新分割势力范围、殊死争夺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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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的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在说，帝国主义时代，占有世界霸权的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更加腐朽，而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可能实现实力的跨越式上升。而正是弱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上升，正是因为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在本国垄断资本发展的推动下必然要求摆脱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要求夺取世界霸权，才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殊死争夺，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在实力上升后，要摆脱对霸主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要争夺世界霸权而造成的吗？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时，曾结成美国为首的同盟。但随着苏联的复辟，产生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苏修正是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因为其实力的一度上升，而对美帝的霸权进行了争夺。而在苏联解体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实力的上升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衰弱，由此，也就必然造成中国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殊死争夺。所谓贸易战，正是这种争夺的一种表现。如果认同“半外围论”，那么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是一直稳定地为中心国家提供“贡赋”"吗？那美帝本来就能稳定地攫取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又何必兴师动众地搞什么贸易战？贸易战难道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发神经吗？贸易战，恰恰说明中国的实力上升，说明中国威胁到了美帝的霸主地位，说明中帝和美帝之间的斗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半外围论”正导致对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最大的矛盾视而不见，从而也就看不到中美争霸可能造成的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看不到由此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机会
    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体系论，事实上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也存在强弱之分，否认了强弱帝国主义的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从而也就否认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否认了帝国主义之间争霸的必然性，实际上沦落为一种反动的“超帝国主义论”。为什么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和众多追随者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丧失信心？正是因为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它把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体系看成是稳固不变的。它否认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必然会因为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产生殊死争夺。从而也就看不到帝国主义体系在列强争霸中必然产生全面危机，看不到这种全面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四、“帝国主义论”不等于“革命渺茫论”
    “半外围”论者反对帝国主义”论者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认为“帝国主义”论会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强大的、稳固的，把中国工人阶级看成是缺乏革命性的，从而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了“半外围”论者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按"世界体系论"的术语：中心国家)必然是强大的、稳固的，而其工人阶级也必然是被超额利润所收买的、被改良主义所控制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是很渺茫的一一“世界体系“论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取消论者。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帝国主义链条中必然会产生薄弱环节理论的赤裸裸的背叛，表明“半外围”论和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科学理论绝无共同之处。
    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从来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存在"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特别是没有世界霸权的、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特别尖锐，最可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成为打破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战略突破口。
    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绝不等同于“革命渺茫论”。恰恰是通过认识到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认识到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才能科学认识中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特点，认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需要指出的是，在主张“中帝论”的同志中，也有一些人否认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这些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也是不正确的。
    本刊曾经多次讨论过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指出中国帝国主义存在尖锐的内外矛盾，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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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国帝国主义具有极其尖锐的内部矛盾。由于中帝没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体系霸主地位，没有稳固的势力范围，垄断资本只能主要以剥俏削国内剩余价值为主，而没有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尽管中帝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人均资本输出水平还是偏低的。按照201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统计，中帝人均资本输出不到150美元，而美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普遍在1000美元左右)。这就必然使得中帝要努力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要始终维持一支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的（也就是受到深重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必然使得阶级分化难以延缓，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一小撮权贵富豪（国有及私人垄断资本巨头）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无产大众，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化。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由党内资产阶级转化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以来一直独霸着政权，不容他人染指。官僚资产阶级运用手中权力大肆敛财，为了“维稳"严厉压制任何其他势力，在行使权力中粗暴、蛮横、霸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惮于侵害、牺牲包括其他派别资产阶级在内一切社会集团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对其的广泛不满，私人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跨国资本在国内的代理阶层，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均有深刻的矛盾。
    其次，中国帝国主义的继续上升也面临着尖锐的外部矛盾。中帝目前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体系的霸主地位，中帝的对外扩张受到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严重制约。而正是由于前述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不可调和性，逼使着中帝不得不走上“星辰大海"的道路，去挑战美帝的霸主地位，力争取美帝而代之，或至少从其领导的统治体系中分割出一大块，从而建立中帝稳固的势力范围，获得充足稳定的超额利润来源，以缓和内部矛盾，保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继续发展。而这就是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背后的深层原因。而要挑战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那就势必引起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一一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的殊死反对。而中帝的军事实力尚与美帝有较大差距，经济实力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整体相比也仍处于劣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遏制中帝（这就是贸易战的背景）。要打破这种遏制，改变力量对比，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或者长期、残酷的冷战，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帝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毫无道义优势可言。中帝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超越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更好的世界吗？完全不能。相反，如果中帝夺得世界霸权就必然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大灾难。试想，当今居于霸主地位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总人口加在一起大约只是中帝人口的60%左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大约7、8亿人口），而它们为了攫取超额利润、维持国内的“稳定、富裕、民主”、保证垄断资本的发展，就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资本主义陷于严重危机之中。那么大大超过其总人口之和的中帝，如果夺取了世界霸权，就必然更加加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更深重的灾难、更严重的危机。那时毛主席的伟大预言就要实现：“中国要是成了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中帝的争霸之路，必然是失道寡助的。即便夺得了世界霸权，也绝不可能“干秋万代”，反而会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即使夺得了世界霸权，中帝也很可能成为资本帝国的“末代皇帝”！
    上层矛盾重重、下层深受压迫，外部虎狼四顾而又失道寡助，而拼死净夺的，却是一个“末代皇帝”的“宝座”一一这就是中国帝国主义所面临的极其尖锐深刻的内外矛盾，这就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因此，中帝就是当代帝国主义各类矛盾的集中点，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内外矛盾的尖锐性上和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特点上，中帝与当年的沙俄具有相似性。但与当年沙俄不同的是，中帝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作为“世界工厂“拥有已占人口大多数的、规模空前庞大、且遭受深重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帝也是当前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挑战者，中美争霸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最大矛盾，将可能引发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全面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帝又具有当年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这种“俄德兼备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留下的丰厚历史遗产，使得中帝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策源地。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在中帝取得突破口，那么就有足够的生产力基础和更好的阶级基础建立比当年苏联、中国更加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就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中帝目前在帝国主义体系中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必然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对全世界帝国主义产生致命打击，推动全世界人民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大大加速资本主义未日的到来。
    以上，就是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所展望的伟大革命前景。
    五、要害在于革命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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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半外围”之争绝不是咬文嚼字的学术之争，而是紧紧围绕革命路线问题的辩论
    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外围”国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必然导致不同的革命路线
    主张帝国主义的定性，就必然得出：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和主力军是工人阶级；革命任务中不存在反对外国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对外争霸及压迫弱小民族的利益，与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敌对，也是其主要威胁之一。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之，而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结成任何战略同盟；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对像，在资产阶级中不存在具有进步性、可以联合、支持的对象（当然，在具体、个别的斗争场合，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矛盾)；必须坚决反对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不具有进步性。应该持革命的失败主义、力争“用革命制止压迫、制止扩张、制止争霸、制止战争”。
    主张“半外围"的定性，就必然得出：革命任务中还存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内容，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进步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可以结成一定的战略同盟：在资产阶级中还存在“反帝、自强、改良"的具有进步性的集团，无产阶级应该联合、支持；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对帝国主义现有霸权体系的挑战具有“反帝”进步性，无产阶级应该支持。
    很明显，这两条路线存在着根本分歧。关键在于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态度，在于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定性，在于与外国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应持何种立场。
    帝国主义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压迫民族，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敌人。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相对弱小、没有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最大敌人不是改良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在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正是更多运用法西斯主义来煽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热，来动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部分落后工人，以对抗革命工人运动。在当前中国，各种仇穆、仇黑、仇外以及皇汉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运动正甚嚣尘上、暗流涌动（他们绝不是“半外围“论者所轻描淡写的“未尝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的“民族主义幻觉”，而已经是有骨干、有潜在支持者，有相当舆论声势，在社会上发展、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组织化成果的社会运动雏形)，随时准备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危机、镇压工运的有力工具。而“半外围论”者却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是主要敌人，甚至具有一定“反帝"进步性，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一一这难道不是无视事实、误导工人阶级、使其忽视重大危险的根本错误吗？
    帝国主义论认为，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存在具有进步性的集团，因此无产阶级不应和任何资产阶级势力进行战略上的联合（不排除在具体斗争中针对具体问题结成暂时的同盟)。引起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革命的关键就在于发动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在于打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任何幻想，使无产阶级摆脱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树立牢固的革命觉悟，从而成为“自为“的阶级。而“半外围论”者却主张在资产阶级中存在具有反帝进步性的集团，特别是代表国有垄断资本利益、对内改良、对外积极争霸的集团是应该加以策略性支持、联合的对象。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的进步集团，来激化资产阶级矛盾、壮大自身。比如在井☒山卫士的“雄文”中，就毫不掩饰地自白道：“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
    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
    而不为？"！他们认为以薄X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不是和自由
    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而是具有进步性、可以加以策略性支持的对象！我们认为，这是半外围论”者图穷匕见、反映其核心路线主张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的路线就是“策略性”地支持薄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我们看来，薄恰恰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是资产阶级强硬派，是有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独裁者一一“大帝”类人物之野心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国企集团，认为以此可以加剧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壮大无产阶级力量。他们不仅是这样主张的，在薄倒台前也正是这样实践的。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吗？不是在制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在妨碍无产阶级的觉悟，在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内部争夺的炮灰、成为资产阶级强硬派、独裁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垫脚石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中国无产阶级会记住他们这一不光彩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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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论认为，中帝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与美帝的争霸没有丝毫进步性，无产阶级绝不应该支持这种争夺，而是应该利用这种争夺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去创造革命的机会。而按照“半外围论”，要么像鸵鸟一样根本无视、否认这种争夺、无视其所创造的革命机会；要么，将其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霸主的斗争具有“反帝"进步性一一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持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必须支持这一“进步”斗争。“半外围论”者与当年德日意等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与俄国的孟什维克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认为本国参与帝国主义争霸具有“反帝”进步性，应该加以支持)。典型的如1945年前的日本社会大众党，就认为日本发动战净是在挑战英美霸权、摧毁白人殖民体系、解放被压迫民族，具有进步性，因此主张日本劳动群众应该支持”大东亚圣战”、支持”大东亚共荣圈”。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大众党”一一这就是把“半外围论”贯彻到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帝内外矛盾特别尖锐、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革命潜力，因此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具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策源地、率先建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机会；应该发动受到深重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支持、联合资产阶级的任何集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应该坚决反对、坚决加以斗争；中帝必然与帝国主义列强、与美帝加紧争夺，这种争夺没有任何进步性，但却造成了危机、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无产阶级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
    作为“半外围”"国家，中国仍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的压迫。因此还应该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资产阶级内部还存在具有“反帝”进步性的集团。因此，应该策略性地联合、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内的进步集团，以此来加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壮大无产阶级；中国应该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重大斗争，不可能挑战美帝霸权。而如果发生了这种斗争和挑战，那么就必须承认其具有“反帝”进步性，无产阶级应该加以支持。
    以上，就是帝国主义论和半外围论"所必然导致的在革命路线上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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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晟：虫修帝国主义的垄断状况一一以几个行业作为案例来“解剖麻雀”
    在关于中修是否帝国主义的争论中，有人对中修国内主要产业的垄断、甚至高度垄断的事实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中修帝国的行业垄断程度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就几个行业作为案例来"“解剖麻雀”，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电力行业
    截至2010年底，全国累计颁发发电企业许可证18345家
    全国装机容量为9.6亿千瓦，其中中央直属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年末总装机容量4.7亿千瓦，约占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的49.03%；其他七家中央发电企业（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核电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年末总装机容量1.1亿千瓦，约占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的11.41%；十五家规模较大的地方国有发电企业年末总装机容量0.9亿干瓦，约占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的9.65%。上述二十七家大型发电集团装机容量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70.08%，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其他
    29.92%
    五大发电集团
    49.03%
    大型地方发电集团
    9.65%
    其他中央发电企业
    11.41%
    27家大型官僚垄断发电企业，数量占全国发电企业总数的0.147%，发电装机容量却占全国的70.08%。
    煤炭行业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12年煤炭企业煤炭产量50强名单》（见附录)，50强的煤炭总产量为
    26.8亿吨，占全国产量的73.2%（全国产量为36.6亿吨），生产的集中程度相当高。50强中煤炭产量超过1亿吨的有7家：神华集团、中煤能源、大同煤矿、山东能源、冀中能源、陕西煤业化工、山西焦煤，其中神华集团的煤炭产量高达4.57亿吨，远超其它几家。
    煤炭企业50强中绝大多数煤炭企业为中央或各省市的国资委所有或控股，…其中，41家官僚垄断企业的煤炭总产量为24.27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6.3%，官僚垄断资本对煤炭业的控制由此可见一斑。
    而根据中修当局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关停小煤矿、推动行业重组兼并的大背景下，2015年仍有6000家煤炭企业，那么2012年煤炭企业数量肯定多于6000家。即便我们保守一点，按6000家来计算，煤炭50强以0.83%的企业数量占有了全国73.2%的产量；其中41家官僚垄断企业以
    0.68%的企业数量占有了全国66.3%的产量。
    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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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1家国家开发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114家农村商业银行、8家民营银行、40家农村合作银行、1125家农村信用社、1家邮政储蓄银行、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9家外资法人金融机构、1家中德住房储蓄银行、68家信托公司、236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56家金融租赁公司、5家货币经纪公司、25家汽车金融公司、18家消费金融公司、1443家村镇银行、13家贷款公司以及4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399家，从业人员409万人。（摘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报》）
    图2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份额（按资产）(2003-2016年)
    (年
    2015
    2013
    2011
    2009
    2007
    2005
    2003
    20
    40
    60
    80
    100(%)
    ■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
    图片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报》
    1家国家开发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共20家银行，仅占全部金融机构数量的0.45%，按资产计算的市场份额共占约总量的67%。
    我们看一下井冈山卫士《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文中的一些说法：
    1.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反应垄断程度的例子。第一，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占企业总数如.9%的工业企业占有蒸汽马力的75.3%，占有电力的77.2%，…第二，1909年美国工业企业的1.1%占有43.8%的产值。从全局看，列宁同志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约为全部产值的“差不多一半掌握在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里。
    一一列宁同志是对当时德国、美国的垄断程度做的描述，并没有就垄断程度规定具体数据上的门槛。难道大于1%就是垄断，小于1%就不是垄断？就是机械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方法了，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的环境、条件，不能一概而论。
    2.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总数2.54%的大型企业占有主营业务收入（概念上相当于产值)的37.7%，占有利润总额的37.2%，即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2.54%垄断水平还要低于一百年前美国工业企业数量的1.1%，远低于德国工业企业的0.9%。…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例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拿中国现在垄断情况的数据去和100多年前的德国、美国做比较，这不是刻舟求剑吗，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这100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种横跨百年时间的简单数据比较本身就没有什么说服力。
    如果一定要进行这种横向比较的话，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也应该是把中修和现在公认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德、法、英、日等)的垄断程度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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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20.6%，私营企业占35.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1.6%。首先，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远超国有控股企业，这与一些自由派（以及“中帝论者）呜呼哀哉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相去甚远：
    一一对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这种笼统的数据的缺乏实质性分析，没有找到分析行业垄断情况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
    具体来说就是没有重点论，没有抓住每个行业里面的“关键少数”。研究一个行业的具体垄断程度主要是看该行业排名前几十位企业所占的比例。而这样的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是提供不了的，而更好的数据是来自各行业的行业协会或监管机构，会对本行业的企业数量、生产、销售等情况进行统计、跟踪。
    结合前边我们研究的几个行业可以看出：
    电力行业27家大型官僚垄断发电企业，数量占全国发电企业总数的0.147%，发电装机容量却占全国的
    70.08%;
    煤炭50强以0.83%的企业数量占有了全国73.2%的产量；其中41家官僚垄断企业以0.68%的企业数量占有了全国66.3%的产量；
    占全部金融机构数量的0.45%的20家大银行，却占有资产总量的约67%。
    这些数据完全可以说明中修帝国主义在相关基础性、支柱性行业的高度垄断情况，而且往往还是官僚资本的高度垄断情况。
    就连作者担忧的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解除煤炭、电力行业外资限制的事儿，其实也可以省省心了：银行业的外资资产份额也就2%左右，煤炭行业前50名里面全部是国内的官僚资本和私营资本，电力行业的外资在1997年达到历史高点后已经在2000年、2004年两波撤离潮中已经基本被肃清了。
    所以要谨记毛主席的教导：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不能想当然地轻视中修当局、认为人家是愚蠢的。中修当局在40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中是"培养”了大量各方面、各行业经验丰富的“人才"，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在被打散以后才刚刚开始重新集结，斗争经验和阅历都才刚刚开始起步。所以一定要正视现实，知耻而后勇，认真研究和分析各种情况。如果不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想当然地认为敌人是愚蠢的话，那愚蠢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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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劳动人民理应做主人一一简评此次洪灾中社会各阶级之表现
    突如其来的破历史记录的暴雨，造成了河南严重的洪涝灾害，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同情与支援。
    灾情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河蟹社会这一阶级社会中发生的。灾情中各阶级的表现，有助于我们认清河蟹社会的本质，认清各阶级的本性。
    首先，官僚资产阶级再次暴露了其脱离群众、颟顸昏聩的本性。河南当地官僚资产阶级在气象局多次发布红色预警的情况下，不发出停工指令，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充分向人民群众预警危险，暴雨成灾后又指挥混乱、救灾不力，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官僚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党内资产阶级蜕变而来，攫取了庞大的原国营经济并转化为国有垄断资本作为其经济基础，独霸着河蟹社会的政治权力。官僚资产阶级的性质，决不能以它的自我标榜、自行宣称为依据，而只能通过分析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与劳动群众的真实关系来确定。从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人员来源、运行机制、利益关系来看，它不受劳动群众的控制、监督，与劳动群众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它是统治压迫河蟹劳动人民的主要社会集团之一。因此，官僚资产阶级在灾情中的表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反人民性的体现。尽管在新冠疫情中，河蟹官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比烂中比赢了，相对比较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为其刷上了一层“英明神武的油彩，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控制疫情，靠的是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利用社会主义留下的组织遗产和庞大的国有资本（包括国有医院)，短期内集中大量资源，靠的是防疫工作因为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但官僚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没有变，与劳动群众根本对立的关系没有变，因此其反人民性虽然一时被抗疫的辉煌”所掩盖，却仍旧是刻在其基因中的，而必然要在各种事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这次洪灾中就顽强地表现出来了。要认清河蟹社会的本质，就必须认清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
    我们再来看看灾情中“资本家”一一私人资产阶级的表现。许多私人资产阶级企业都向灾区捐款捐物，某所谓国产鞋企的大手笔捐赠，还引起了网络热议，制造了网民“野性消费"的热潮。似乎一夜之间资本家们都变成了乐善好施的大善人，值得百姓拥戴、万民敬仰。我们不否认私人资产阶级的捐赠对救灾客观上有帮助，但是因此对私人资产阶级就感恩戴德、“谢主隆恩"却大可不必。对于私人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评论最为精准：“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私人资产阶级捐赠的钱物，无非是被其占有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果实。而这种捐赠本质上是私人资产阶级利用灾情的一种营销，可以塑造良好公众形象从而扩大潜在市场、可以带来抵扣税收的实在好处，可以掩盖自身压榨工人血汗的狰狞面目。像某所谓国产鞋企（实际上已被揭露为了优惠政策及规避风险，早已注册为外商独资企业)，就是利用这次捐赠，狠狠搞了次营销。被资本家营销洗脑的网友们，请想一想，你们的“野性消费”只能使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使参与炒作的网红分润热度和流量，又对灾区受难群众有何真正帮助呢？真正体现私人资产阶级本质的，是其对自身雇佣的劳动者的态度。在微博上，有许多劳动者的揭露，郑州积水还没有消退，许多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员工上班，有的头一天晚上困在公司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晚到甚至算迟到。在随后的“烟花"台风灾情中，也有许多类似揭露：在台风登陆、公交停运的时候，还要求员工上班，即便不得不停工，还要劳动者用自身假期抵扣。这样的情况微博上一搜，比比皆是。总之，资本家为了多榨取一天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惘顾劳动者死活的。唯利是图、压榨劳工一一这才是私人资产阶级的真面目，这在此次灾情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而在此次灾情中，劳动人民的表现如何呢？面对灾情，劳动人民表现出了伟大的素质和力量，涌现出了许多真正的英雄。灾区劳动人民不等不靠，自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积极自救、英勇敕人，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体现了强大的自我组织、团结协作的能力和奉献互利的集体主义精神。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也积极支援灾区，许多自发奔赴灾区的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间救援队，在救灾中发挥了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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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作用。灾情中的表现，表明劳动人民绝不是什么暴民、愚民，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而是具有优良素质和巨大力量的真正的社会中坚。本来劳动人民就是社会生产和社会运转的根本力量，没有亿万劳动者从事的各种具体的工作，经济和社会一秒钟也维持不下去，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也根本存在不下去。社会生产和社会运行少不了劳动人民，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却完全不是必要的。在救灾中，也同样如此。救灾的一切物资都是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救灾的具体工作，灾后的恢复与重建，也都依赖劳动人民的劳动，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却往往是为了自身利益束缚压制劳动人民，以及脱离实际、胡乱指挥，拖劳动人民后腿、给劳动人民添乱。劳动人民在此次灾情中表现出的伟大素质和力量，也绝不是因为什么“中国人固有的温良”，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遗产以及工业化生产方式长期训练的产物。体现了当代河蟹社会的劳动人民主体已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结合，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组织能力以及光荣斗争传统的现代无产阶级，是已经具有直接掌握国家权力、掌握社会生产的成熟潜力的阶级。
    劳动人民在此次灾情中表现出了自身的伟大，而有一撮人却表现出了自身的卑劣。他们对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歌功颂德，疯狂洗地，对劳动人民的自发行动、对劳动人民对官僚资产阶级救灾不力的不满和质疑，疯狂造谣、谩骂、围攻，把群众打成“境外势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打击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异端”，对维护资本主义的稳定秩序、镇压群众反抗的主动性、积极性要超过官僚资产阶级的官方机构。他们的主要阶级成分是妄想阶级爬升、害怕阶级滑落而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本质就是大资产阶级的走狗，是大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维持“稳定的别动队。他们不是别的，就是法西斯，是劳动人民的死敌。
    回顾灾情中各阶级的表现，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寄生虫，应该被尽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劳动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充分发挥自身的伟大力量，成为天下的主人。这样才能把劳动人民最大限度地从天灾人祸中解放出来，开创人类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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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疫情危机的教川一一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对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主张与展望
    疫情危机充分暴露了河蟹帝国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完全有权利宣告：你们已经过时了，你们应该尽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河蟹帝国主义作为疫情的中心，暴露出的反动性和腐朽性特别严重，并且这种反动性和腐朽性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普遍问题，也具有河蟹帝国主义的特殊性。而且，作为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的帝国主义，河蟹的许多体制在形式上是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体制的延续，因而河蟹帝国主义之反动、腐朽的特殊性，又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曲折和经验教训有着联系。所以，马列毛主义者在批判河蟹帝国主义的反动与腐朽的同时，必须严肃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而能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进步分子指明正确的方向，展望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加完善和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使人民群众能看到真正的出路，摆脱看不到彻底变革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的坏蛋中选择一个“最不坏的”之可悲局面。各个阶级，都将从疫情危机中吸取自己的教训，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上方向应该是吸取教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文就是对此的尝试，笔者将聚焦于疫情危机所反映的关于无产阶级出路的教训。限于水平和篇幅，论述都将是简略的、勾勒性的，而且肯定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同志们有所启发。
    一、必须砸碎官僚机器
    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官僚资产阶级的欺下瞒上、颟顸昏庸、敷衍塞责、专横蛮干、漠视民瘼、草营人命、腐败特权统统暴露无遗，搞得是天怒人怨，引起极大民愤。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腐朽是导致疫情失控、爆发，造成人民群众深重灾难的直接推手
    官僚资产阶级的上述种种恶劣属性，绝不是偶然的“应对危机不力”，而是其本质所造成的常态，只不过是在疫情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而已。这一点，亿万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早有着切身的体会。并且，这也不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的特色”，而是全世界剥削阶级官僚集团的“通病”。这次疫情危机中，从帝国主义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世界各国官僚集团纷纷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充分暴露了它们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但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又的确有其特殊性。在当今大多数剥削阶级国家，官僚集团都会受到统治阶级中其他集团一定的制约，比如剥削阶级的议会、媒体、选举产生的政客等。而像河蟹这样被党内资产阶
    级篡夺了政权、却又仍旧挂着X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招牌的复辟国家，都是由党内资产阶级蜕变而成的官
    僚资产阶级占据着独霸的地位，独占着政治经济统治大权，基本不受统治阶级其他集团的制约。因此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就特别突出，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这里，我们需要用马列毛主义对官僚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简要的考察。所谓官僚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产物，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种工具。更确切地说，官僚制是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一种工具。官僚制的根本特征，就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森严的等级制，就是上级对下级的提拔任命制，就是权力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上级无条件服从。官僚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证少数统治者的权力，保证少数统治者能够自上而下地管理国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而官僚制所产生的官僚集团，由官僚制的根本性质所决定，就必然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欺下媚上的，必然是腐败堕落、颟顸昏庸的。
    中国在封建统一帝国的最初建立时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僚制。而在欧洲，则是在专制君主联合资产阶级扫荡中世纪封建领主割据的时期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并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相比起依赖血缘关系的贵族制，官僚制能吸收更多人才、扩大剥削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是官僚制根本上是服务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此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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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一一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笔者按：即官僚制的原测）一一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法兰西内战》)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绝不仅仅是用新的法统取代旧法统，用新的国家机关取代旧的国家机关，也不仅仅是国体和政体的变更，而包含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砸碎官僚制。官僚制根本上是剥削阶级专制的机器，与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是不相容的
    但问题就在于，俄国和中国等国革命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却都在事实上保留了官僚制，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历史的曲折复杂之所在，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因为俄国和中国在革命前都未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都只占人口少数。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像俄国这样的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本国资产阶级的孱弱，由于工人阶级的巨大的革命能量和工人阶级能争取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而成为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工人阶级通过先锋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实现的，并且革命进程中都出现了工人阶级先锋党力量强大、而工人阶级群众力量相对弱小的局面。在俄国，是由于内战和随后的经济困难使得工人群众的力量陷入涣散，“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列宁语）；在中国，则是由于工业的极端落后，加上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工人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为根本形式，使得工人群众的力量和政治成熟度先天不足。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笔者按：更不能由农民群众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也就是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条件（工人群众力量强大、政治成熟)、社会经济条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文化条件（工农群众具有较好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使得劳动群众无法直接掌握权力、参与国家管理，而不得不由工人阶级先锋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在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能够代表“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正由于实际上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才使得中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保留官僚制。官僚制根本上是剥削阶级专制的机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官僚制又确实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为中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官僚，首先是革命者，中我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首先是由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塑造出来的革命者集团，并且是受到先锋党内的革命路线和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所制约的。所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能够利用官僚制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中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而这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但是社会存在根本上决定社会意识。官僚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不得不保留的旧社会的弊病，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着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或者说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均为列宁语）。官僚制的根本弊病会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许多曲折和阴暗面，使劳动群众遭受许多伤害。官僚制在根本上会腐蚀革命者集团，会不断再生产出背叛无产阶级的党内资产阶级，官僚制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关键部分。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像，革命对像。“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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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官僚制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体制，而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旧社会的残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并逐步消灭官僚制。否则，官僚制就会不断腐蚀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温床，为资本主义复辟造成条件。而一旦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就会依托官僚制攫取生产资料、镇压劳动群众，转化为极其反动和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官僚制发展为极其丑恶的官僚极权主义，这也是中俄历史所证明了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用什么来取代官僚制呢？革命导师早已指出了方向。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公职人员的全面选举和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报酬。(《法兰西内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细化了消灭官僚制的设想：“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计算和监督，一一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一一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列宁说得是多么好啊。其实，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构的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发现，官僚机构中大多数的工作就是简单的监督、计算及文书工作，只要有最基本的沟通、读写和计算能力（现代条件下可能还要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就都能胜任。因此完全可以由具备基本文化素质的全体劳动群众来轮流担任，而不需要专职的、享有特权的官吏（公务员）。少数不可缺少的技术专家，完全可以在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为人民服务，而不需要配备官僚机构。
    公职人员的全面选举、随时撤换、与工同薪，全体劳动群众轮流从事管理国家的具体工作，技术专家在民选公职人员的领导下，在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从事必要的专业技术工作一一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取代官僚制的全体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体制。
    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大多数，并且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素质，那么完全有条件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后，很快全面实现革命导师的设想，砸碎官僚机器，建立一个无官僚的国家：废除公务员制度。各国家行政机关（如各种部、司、局、处等）的负责人除少数特殊情况外都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由人民撤换，而不是由上级提拔任命。比如各负责人可以由人民代表会议中的代表担任，从而实现“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全体劳动群众轮流担任（何通过抽签，单位、社区选派等形式)；国家机关所必须的技术专家，由国家机关按需聘用，并在民选负责人的领导下，在参与该机关工作的劳动群众的协助和监督下，从事技术工作。国家机关的所有负责人、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除工作必须的待遇外，都不享有官僚特权，都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除部分旧社会培养的专家还需要一定时期的高薪赎买外。)
    比如管理医疗卫生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由选举产生的医疗卫生界的代表来担任负责人；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由普通医护人员以及关注和热心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劳动群众轮流担任；所必须的技术专家，由该机关从全国医疗专家中择优聘请，并在民选负责人领导下和机关劳动群众的协助与监督下从事技术工作。像这样的国家机关，一定是紧密联系群众、务实、高效的，是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旧国家官僚机关的种种弊病就能从根本上加以避免。
    无产阶级的先锋党当然要领导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依赖官僚制，要避免党的干部转变为官僚集团。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都不脱离生产劳动，都应该扎根于某个基层单位，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并领取普通劳动者的报酬。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都应主要由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而不应由上级党组织指定或暗箱操作。党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都应由党员志愿者轮流担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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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保留专职的“官吏”。党的干部出任公职，都应参加选举，当然党组织可以提名人选。党可以通过提名群众拥护的候选人，通过在参与国家机关工作的劳动群众中的群众工作，来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
    砸碎官僚机器、建立无官僚的国家，是基于已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能够实现的灿烂前景。这样一个无官僚的国家，就是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管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国家。无官僚的国家，就将使官僚制、官僚集团的一切弊病成为历史的遗迹，避免官僚制对劳动人民的一切伤害。无官僚的国家，就将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大源头，铲除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一大温床。这样新生资产阶级就更不容易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推进就将更加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就会更加顺畅。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应享有最广泛、最真实的言论自由
    造成此次疫情危机失控、爆发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钳制言论。动用警察“训诫"传出疫情真实情况的医生、处罚传播疫情信息的所谓"“造谣”者，迫害了无辜群众，掩盖了疫情，使人民丧失警惕，导致疫情失控、全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一一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犯下的一桩严重罪行。在疫情爆发后，这一罪行引起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慨。官僚资产阶级迫于民意，不得不做出调查处理的姿态，结果最后揪出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来“负责”，予以一个轻描淡写的免职处理，继续赤裸裸地，愚弄人民群众。
    对言论的钳制、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剥夺，正是河蟹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常便饭，是其重要的“统治术”。无论在疫情前还是疫情中，各种“404”、删帖封号、因为言论而“抓了”，难道不是河蟹国司空见惯之事吗？河蟹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是特别赤裸裸和特别野蛮粗暴的。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像河蟹国这样建立庞大官僚机构和“雇佣军”、直接动用国家暴力机关，对言论进行大规模监控、审查、删封，“因言罪人”、制造文字狱，也是少见的。也就是说河蟹国连一般的资产阶级“言论自由”也没有达到。
    河蟹帝国主义这种特殊的反动性，不能不说与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有一定联系。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运用国家机器对言论进行普遍的审查、管制，动用暴力机关对言论错误进行惩罚，的确是突出存在的现象。对这一现象，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当然要结合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予以辩证分析和科学评价。应该承认，其中有些是在激烈的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下、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必须采取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但也必须看到，有些是犯了混淆两类矛盾的官僚主义、惩办主义的错误；而特别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运用手中权力钳制群众言论、镇压群众继续革命的罪行，是服务于其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的。而一旦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无产阶级专政成功，那么就会充分利用国家机器审查、管制言论以及用暴力机关惩罚言论错误的"传统”及一整套体系，将其转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官僚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言论领域全面镇压人民群众、剥夺人民群众的权利。以上，是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必须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专政下，是不是应该有广泛的、真实的、超越资产阶级专政下水平的言论自由？这本是不应成为问题的。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哪一国的宪法不载明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呢？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原侧的革命导师们指出言论自由的阶级性，揭露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虚伪、残缺，难道
    是为了否定言论自由本身吗？不！恰恰是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现超越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水平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实的、广泛的言论自由。如今河蟹国有许多号称“左派”、“毛派"的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引用革命导师揭露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语录，批判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言论自由"的虚伪，然而却是为了论证河蟹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一一他们正秉承着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光荣传统”，他们完全背叛了革命导到师的教导，在群众中败坏马列毛主义的形象，他们是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是披着红皮的法西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与斗争。
    但历史是曲折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由于俄、中等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条件，而不得不建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式，也就是工人阶级先锋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掌握权力。这就不得不保留官僚机器。这就导致在言论领域无产阶级的专政就自然表现为少数干部依靠官僚机器来管控言论的形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党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干部集团还总体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者本质的时候，这种形式还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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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产阶级专政从建立到被颠覆的完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形左式是存在严重弊病的，是在根本上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形式就是在言论领域脱离群众、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官僚主义及惩办主义错误的体制根源。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孕育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大温床，也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继续革命、推进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工具。
    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吸取这一严重的教训。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决不能重建这一形式。也就是说，再不能由少数干部依靠官僚机器来掌握言论大权，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言论领域的权力；再不能由领袖、少数干部来决定什么言论是正确的、什么言论是错误的，群众只有拥护照办的权利，而必须由广大劳动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通过自由辩论的方式，来自己辨别哪些言论是正确的、哪些言论是错误的；再不能建立审查、限制言论的官僚机构，不能用暴力机关来惩罚错误言论而只能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靠劳动群众掌握言论工具、靠马列毛主义者领导群众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来与错误言论作斗争，来实现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继续革命。
    具体来说，可以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必须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言论工具。这是保障劳动群众言论自由、实现言论领域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继续革命的基础。一般的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正是靠资产阶级垄断言论工具来实现言论领域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就必须剥夺剥削阶级对言论工具的一切控制权，而把言论工具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而要真正使言论工具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必须使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它，而不能实际仍由少数干部、知识分子所控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言论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各类网站、社交媒体等等)都必须由全体劳动群众公有，都必须由劳动群众选派的代表联合言论工具具体机构中的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一切言论工具所需的物质资源供给，都由全体劳动群众的代表机关民主决定，并安排在国家统一计划中。一切言论工具都必须建立并依靠不脱离生产的劳动群众作者队伍来作为主要的内容生产者。一切言论工具都是公益性的、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盈利性的。一切劳动群众都有自由创设、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一定数量的劳动群众发起，就能创建并管理自己的言论工具。一切劳动群众的群众组织，都能设立并管理自己的言论工具。这些言论工具同样贯彻全民所有、劳动群众民主管理的原则，其所需物质资源同样由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从而充分保障劳动群众创建及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一切言论工具都要受到全体劳动群众的监督，其建立、改组、关闭，都应由劳动群众民主决定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保障。没有劳动群众的充分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揭露党内资产阶级，不可能暴露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性，就不可能发动劳动群众战胜党内资产阶级、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劳动群众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各个集团和派别不能充分表达自身的主张和诉求以供全体劳动群众鉴别，如果劳动群众不能经常进行正确和错误言论的交锋，不能经常对先锋党的路线正确与否进行辩论，不能经常对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和政府的错误进行批评，不能经常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言论的自觉斗争，那么劳动群众又怎么有能力推进继续革命呢？只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才能培养劳动群众敢想、敢说、敢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使劳动群众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和继续革命的推动者。而如果像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那样，严重限制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使劳动群众只能发表拥护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的言论，只能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而不能有任何杂音和反调，那就势必导致劳动群众“谨言慎行”、产生无条件服从的盲从主义和奴隶主义，从而丧失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根本丧失继续革命的能力。这样只能造成劳动群众“谁在中央拥护谁”，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政权也无心目无力阻止。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批评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直至最高领导人的完全自由，有批评各级党和政府直至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完全自由。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那作为主人的劳动群众为什么不能批评他们呢？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限制劳动群众批评自由的主要逻辑是：领导干部、党和政府，特别是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是完全及始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他们的决策、路线是永远正确的，因此批评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历史实践证明，这个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是在领导干部、在各级党和政府中，会出走资派、会出修正主义；在党中央中，也会出资产阶级司令部；最高领导人，也可能背叛革命。即使党中央的根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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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确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变质，也仍可能局部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这都是历史所证明了的。那么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因此，必须保障劳动群众不受限制的批评自由。即使劳动群众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正确路线是不会害怕错误的批评的，反而要高度警惕并坚决防止错误路线以批评中有错误为名来压制批评。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反潮流的自由。所谓“反潮流"的自由，就是劳动群众有发表、捍卫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派言论的权利。为什么不能剥夺少数派的言论自由？因为多数和少数往往是相互转化的，而且“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在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文革十六条")中也明确指出过：必须保护少数。少数派的言论，如果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总有一天是会变成多数人的主张的，而剥夺少数派的言论自由，就会损害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如果少数派的言论是错误的，多数派就更不应该害怕少数人唱反调，多数派可以与少数派辩论，可以用民主说理的方式净取说服少数派。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保障劳动群众“反潮流"的自由，必须保障劳动群众中的少数派也能掌握一定的言论工具，享有发表言论和捍卫自身主张的权利。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劳动群众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很明显，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因此要求劳动群众只能发表正确的言论，不能发表错误言论，实际上就是剥夺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而且正确言论本身就是在与错误言论的比较中，在与错误言论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巩固的。没有正确和错误言论的充分交锋，劳动群众就不可能自觉认识到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而只能是听从上级、领导、中央，由“大人物"来决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一一这只能有利于党内资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决不能设立审查、限制劳动群众言论的官僚机构；除非有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确实必要的情况，并经过法定的、民主的程序，任何机构、任何人都不能删除、封杀劳动群众的言论，不能绿剥夺劳动群众使用言论工具的权利；任何机构、任何人，特别是国家暴力机关，都没有因劳动群众的错误言论而惩罚劳动群众的权力（除非此错误言论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明确触犯法律，如严重的诽谤、人身攻击、侵犯个人隐私等。此种需要惩罚的言论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只能通过劳动群众民主产生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庭依法裁定才能处罚，而不能由官僚机构、暴力机关任意决定)。特别是必须要保障劳动群众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进行批评的权利，对这方面的言论，更不能审查、限制和处罚，无产阶级专政下对此在法规上和管理上应特别的宽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群众，受认识水平、信息资源所限，在讨论公共事务、批评领导干部中，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有错误是难免的。决不能以不完全符合事实、存在错误为由就封杀他们的言论就以“造谣”、“恶毒攻击”为名惩罚他们。否侧，就是实质上压制劳动群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领导干部的批评、剥夺他们这方面的言论自由。而劳动群众害怕讨论公共事务、害怕批评领导干部，那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是最危险的，是最有利于党内资产阶级篡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发表错误言论的劳动群众（除非触犯刑法）决不能采取镇压的态度，而必须采取保护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下决不能通过限制劳动群众言论自由的方式、通过暴力机关惩罚的方式（除少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来战胜错误言论，而只能通过正确言论和错误言论的充分辩论，通过先锋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的自觉的说理斗争，来实现正确言论战胜错误言论。
    第六，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专政和继续革命，必须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条主张，不是在宣扬超阶级的言论自由”，而是指出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在言论上的影响及势力，是不可能靠官僚机构、暴力机关和少数干部，通过自上而下的“审查”、“管理“及“强制措施”来战胜的，而只能靠劳动群众自觉掌握言论工具，靠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言论的反复交锋、充分辩论，通过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大批判来解决。这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开展阶级斗争与阻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能靠官僚机构、肃反机关来解决，而只能依靠自下而上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是一个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影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都是必然存在的，是不可能靠官僚命令、暴力手段来消灭的，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整个阶级自觉的、长期的阶级斗争，靠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来逐步战胜之。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必然要在言论上表现自己的，劳动群众的言论中也必然会有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情况存在，这靠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都是禁止及消灭不了的。给他们以言论自由，使各种反动的、错误的言论能够有表达的空间，反而更有利于发挥他们反面教员的作用，有利于劳动群众认清其本质，有利于发动劳动群众与他们进行公开辩论、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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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究竟有利于无产阶级？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指出过，即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和言论不自由相比，也是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难道不更是这样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言论工具由无产阶级掌握的基础上，言论自由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就是有利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控制着言论工具，他们占人口大多数，最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和丰富实际知识，又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难道还会害怕言论自由吗？难道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还战胜不了资产阶级言论吗？
    而如果用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限制反动和错误言论的言论自由，那就势必要建立官僚机构来审查、管控言论，势必导致由少数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的“大人物”来判定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来掌握惩罚言论的大权，这样反而会抑制劳动群众在言论领域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会为党内资产阶级“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镇压资产阶级言论为名镇压劳动群众创造极大便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敢不敢给予资产阶级反动及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是不是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与资产阶级进行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实现言论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实际上体现的是：开展阶级斗争、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和推进继续革命，究竟是依靠和相信群众，还是依靠和相信官僚机器及少数“大人物”？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很明显，依靠和相信群众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比如这次疫情中出名的方方。像方方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是用官僚命令、暴力手段强制禁止其发表作品和言论，使劳动群众根本不清楚她的言论，还是给予其发表作品和言论的自由，让劳动群众研究她的作品和言论、认清其本质，从而发动劳动群众对其反动和错误言论进行批判一一究竟哪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站战胜资产阶级呢？也就是说究竟是依靠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关，还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很明显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选择依靠群众的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一切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理论、文艺作品都应如此。不能简单粗暴地用官僚命令、暴力手段封杀禁止它们，不让劳动群众接触一一这样实际上是不相信、不依靠群众。而应该允许劳动群众接触、研究它们，同时马列毛主义者、先锋党要发动劳动群众对其开展自觉的革命大批判，这样才真正能在言论领域战胜资产阶级，
    关于方方事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方方的确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作家，她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只是小骂大帮忙。无产阶级战士批判她的阶级本质、批判其对官僚资产阶级批评的不彻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这次许多披着红皮的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围攻方方，是因为方方反映了武汉人民惨重的伤亡、提出了要追究官僚资产阶级在这次疫情中的责任。走狗们就疯狂攻击方方“造谣”、“居心叵测”，要求官僚资产阶级对其进行镇压一一这绝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而完全是充当了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异己的打手、冲锋队。这充分暴露了这些“左派"的法西斯本质。他们迫害无辜人士、在群众中严重败坏了左派的声誉，罪行是十分严重的。相比之下，方方在批评官僚资产阶级上，反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无产阶级在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可以争取的暂时盟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给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也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体现。诚然，言论领域与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言论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只要这种反动和错误言论还仅仅是言论（除非刑法明确规定需要处罚的之外），那这种阶级斗争就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能采用文斗（即言论上的辩论与批判），不能采用武斗。否则，就是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教育面，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利于争取中间派。对言论（除前述需要依法处罚的情况之外)用官僚强制或暴力的手段惩罚，实际上体现的是虚弱和理亏，反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言论领域战胜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给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绝不是放任其占领舆论阵地，不与其做斗争而只是说，不以官僚强制和暴力手段来禁止这种言论，而是通过允许这些言论有发表的自由，来充分发挥其反面教员的作用。首先，只要一切言论工具直接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那么资产阶级的言论就没有泛滥的空间。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有阶级觉悟的，是不会让资产阶级的言论占领自己的言论工具的（当然不排除少部分受资产阶级影响，这在阶级斗争中是难免的，也是不足为惧、可以克服的。此外，为了更好的利用反面教员，劳动群众倒是可以主动给资产阶级言论提供个别言论工具作为发表窗口一一在劳动群众管理下，专门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水平最高的资产阶级反动及错误言论发表，作为反面教材供劳动群众研究、批判)；其次，也是关键的，先锋党要领导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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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及错误言论开展自觉的、积极的斗争。给予资产阶级反动和错误言论以言论自由，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言论领域的和平共处，而恰恰是要进行最坚决、最积极、最广泛的斗争。先锋党要领导劳动群众在言论领域“兴无灭资”，自觉与资产阶级言论进行大辩论，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通过言论领域与资产阶级长期的、反复的、群众性的斗争，和其他方面的阶级斗争一起，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创造资产阶级再也不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限制的自由。任何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都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也同样如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也应该根据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根据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关键在于，这种限制必须由劳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的法律所明确规定，并由劳动群众民主产生、充分反映全体劳动群众利益的机构来依法实施，在实施中，被限制的对象应有充分的申诉权一一以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体现；而不能是由少数领袖、干部，或者是官僚机构、暴力机关任意决定、暗箱操作一一这样只能带来党内资产阶级篡权。
    第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不是否定无产阶级先锋党在言论领域的领导作用。而只是说，无产阶级先锋党在言论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不能通过官僚命令和暴力手段，不能依靠官僚机器，而只能通过群众路线。只有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只有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言论自由、自觉掌握言论工具、积极开展言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先锋党在言论领域的领导作用。同时先锋党也必须接受群众的言论监督，诚恳接受而不是压制群众的批评，依靠群众纠正内部的错误路线、战胜自身的蜕变倾向。
    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必须高举劳动群众言论自由的旗帜，争取、捍卫劳动群众的言论自由。这符合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应有之义。同时，这对争取脑力劳动无产者和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脑力劳动无产者和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由于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是现代社会舆论场中的活跃分子，尤其是互联网言论工具的重要使用者。他们对言论自由更加敏感，对官僚资产阶级钳制言论更加痛恨，对过去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言论自由的历史有着更多的疑虑和误解。因此，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是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来的有力工具。
    三、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批判
    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反动性、不合理性，是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一次大破产。
    号称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尽管有着发达的医疗科技、技术高超的医生以及所谓”全民医保福利”（除美帝外大多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已实现），可是在新冠疫情下，这些却统统现了原型一一资本主义的医疗卫生体系，根本不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不能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来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损失，反而使普通劳动群众遭受最大损失、基层医务人员作出最大牺牲。医疗高科技也罢、高技能医生也罢、所谓全民医保福利也罢，从根本上都不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至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那医疗卫生体系就更是干疮百孔平时就已经连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都捉襟见肘、难以维系，而在新冠疫情下，就更是陷入崩溃、使劳动群众遭受浩劫。在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反人民性是更加赤裸裸的。那里的富豪权贵都是到帝国主义国家去享受“先进医疗服务”的。本国的医疗体系也完全是为本地剥削阶级服务的，而广大劳动群众从来是被放弃的。
    新冠疫情深刻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医疗卫生，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中立的、超阶级的为社会服务的领域，但实际上它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反映着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并为其服务的
    一一医疗卫生领域应该归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医疗卫生领域绝不是超阶级的、中立的，而是体现了阶级统治、阶级压迫一一在医疗卫生领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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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医疗卫生领域实行什么样的具体体制，在根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是为占人口一小撮的资产阶级服务而压迫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
    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是根本上服从利润法则、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所以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根本上都是为资产阶级榨取利润、维持统治服务的。都必然从根本上是按利润和资本大小来分配医疗资源，而枉顾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的。都必然在实质上是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卫生领域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的老板、政客、学阀、医阀完全掌握着医疗卫生大权，根本上决定着医疗卫生的体制、政策，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根本上处于无权地位。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物质基础：药品和医疗设备的研发及生产，完全掌握在资本手中，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润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要使用这些药品和医疗设备，就首先必须满足资本家的盈利需求，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健康为优先考虑。而资本家为了盈利，就会把资源投入利润高的
    药品和医疗设备，放弃利润低的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而不会考虑后者是不是治病救人所需的。资本家还会制造森严的专利壁垒，靠对某种独家药品、设备的垄断来赚取高额利润，而完全枉顾人命。在前几年著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就对此做了揭露。
    第三，资本主义的医院，有许多本身就是资本直接控制的，是作为一门盈利的生意经营的。在那些资本直接控制和经营的“私立医院”中，毫无疑问是实行赤裸裸的利润法则的。利润丰厚，则投入大量资源，利润微薄，就减少资源，而绝不以最广人民群众的健康为考虑因素。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生阶层特别是其上层，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式再生产出来的。他们总体上是追求高薪和特权的。他们的职业选择方向，总体上是以薪水高低、特权大小为转移的，而绝不是以人民大众的医疗需求为考虑的。所以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立综合医院，往往只有水平较低的医生（因为薪水较低），而穷人消费不起、专为富人服务的各种“高端私立医院、专科医院则集中了大量最优秀的医生。医生的特权化和高薪化，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在培养和维护医生队伍上的严重负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第五，资本主义医院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完全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在医院内部，少数老板、官僚、医阀掌握着大权，而占员工大多数的基层的医生、护士、护工则侧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基层医护人员在治病救人中付出的辛劳最多，但医阀、官僚、老板却攫取最大利益，捞得脑满肠肥。基层医护人员受到这些吸血虫的肆意压榨，普遍存在超时、超负荷劳动，收入、健康及安全得不到保障等情况，还会受到裁员威胁。这种基层医护人员被剥削被压迫、成为牺牲品的情况在这次疫情中就暴露得非常充分。在资本主义医院，护士、护工就是无产阶级，基层的医生，有的可以算是脑力劳动无产者，有的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而掌控医院的老板、官僚、医阀就是剥削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医院内的阶级矛盾也是十分深刻、不可调和的。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不都已经实现了“看病不要钱”的全民医保福利吗？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私立医院不也是非盈利的“慈善医院”、"公益医院”吗？在有特色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还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优势医疗人才、资源还是集中在公立医院吗？这样还能说医疗卫生领域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为资本家盈利服务的吗？
    是的，以上的确是事实。但这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的本质。因为上述事实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一改变不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不了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改变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改变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就导致了，即使实现了全民医保福利、人民群众在公立医院看病不要钱，但是：由于医疗卫生领域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只是“被施舍者"而根本上处于无权地位；由于医药工业为资本家利润最大化服务；由于资本直接控制的私立医院对医疗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公立医院总体上只有较差的医疗资源；由于医生阶层特别是其上层必须享受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和特权；由于医院内部生产关系的剥削压迫性质一一这一切就造成”全民医保福利体系”必然是成本昂贵、效率低下的，是不能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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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资源充分满足人民需求的。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全民医保福利体系几乎都陷入深重危机，而这次新冠疫情就更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全民医保福利体系”的虚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民医保福利体系的实质，是和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相同的一一无非就是资产阶级把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的亿万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再“施舍"给无产阶级（并且往往是在无产阶级斗争和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以达到安抚无产阶级的反抗、维持自身统治的目的。就像恩格斯所揭露的：“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商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种“慈善事业"，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不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至于什么“慈善、公益”性的私立医院，就更不消说了，不过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小宗了。
    至于特色帝国主义的“公立医院”，凡是在其中看过病的人都知道是什么货色，无非是榨取病人血肉的屠宰场罢了一一哪个公立医院不是以尽量榨取金钱为目标呢（在特色帝国主义国家，公立医院可是自负盈亏的)，不是事以贿成、红包开路呢？特色帝国主义的医保福利制度本身就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差距甚远，还完全没有达到全民覆盖和公立医院看病不要钱的水平，产生了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使医疗成为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特色帝国主义国家公立医院占优势，不过是因为其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导致的“特色“罢了一一由党内资产阶级转化而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了原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成为在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国有垄断资本。公立医院的优势地位，正是国有垄断资本的优势地位在医疗领域的体现。诚然，这种特色使得官僚资产阶级在像疫情这样的紧急事态中能够短时间内调集大量资源来应对，显得比一般帝国主义国家更有效率。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改变不了其医疗体系的资本主义本质一一改变不了医疗领域资产阶级的专政、劳动群众的受压迫。这是亿万劳动群众在日常的求医问药中早已所深刻感受到的。
    (二)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卫生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告诉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改造医疗卫生领域的旧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普通劳动群众看病不要钱。这一巨大成就，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效仿。苏联建立了全民所有的医院体系，医药卫生工业也完全收归公有，使医疗卫生领域摆脱了资本家的支配。苏联还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普及卫生知识、提升环境卫生水平、消灭传染病、开展体育锻炼的群众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医疗卫生领域自觉发挥了群众的伟大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苏联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工农兵群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公共卫生领域倾斜，在提高劳动人民健康水平上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但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存在一定的教训。主要是：1、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主要还是以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对医疗领域的领导为形式，并未实现“群众专政”。广大劳动群众总体上还是处于在党的干部领导下享受医疗福利的状态，而并未直接掌握医疗卫生领域的权力，不能充分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决策和管理。虽然在医疗卫生领域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并未把群众运动常态化，在自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上仍存在很大不足，依靠、迷信专家的情况仍旧比较普遍；2、在医生的培养上，没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旧体制，使得医生仍旧主要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体制再生产出来的，没有缩小和限制医生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使医生阶层真正和工农群众融合，导致在医生阶层中不断产生新生资产阶级；3、在医院内部，也没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旧体制，仍引旧保留着浓厚的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的旧关系。这些没有改造的旧关系成为医疗领域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使得基层医护人员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受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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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党的干部集团中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新生资产阶级就利用医疗卫生领域中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缺点、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关系，很快篡夺了医疗卫生领域的权力，重建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在医疗领域实践的最大教训
    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医疗领域也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一一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具体来说，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西医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服务提供上，既依靠专业人员，更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把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为劳动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体系，同时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一一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以较低的成本就实现了广泛的医疗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劳动人民的健康水平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自觉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爱国卫生运动，到消灭吸血虫等恶性传染病的群众运动，到建立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群众运动，等等，这一系列群众运动正是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通过发动亿万群众自觉参与到医疗卫生工作中来，使医疗卫生事业真正成为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而这也是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吸取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继续革命，向医疗卫生领域资本主义的旧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新生资产阶级发动了进攻。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在医疗卫生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伟大的实践
    通过赤脚医生制度和文革中对旧医疗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对医生培养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从劳动群众中培养医生（其中有许多是不脱产的）、并回到劳动群众中为人民服务的新体制。初步改变了医生享受高薪和特权、脱离群众的局面，大大推动了医生阶层和工农群众的融合。
    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医疗机构，初步建立了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管理的新体制，初步落实了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
    文革中，各医疗卫生机构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揭露和清理新生资产阶级、限制和改造医疗机构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改革医院内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等资本主义旧关系上，都有过广泛的实践，取得了宝贵的成就。（这些成就基本上都被复辟后的资产阶级埋没了，需要新一代战士积极发掘、整理、继承)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使得工人阶级未能自觉地团结起来最终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浙世后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随着全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的伟大成就被资产阶级破坏殆
    尽。
    回过头来看，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也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有：1、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导致没有实现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体系，农村和城市医疗保障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职工间保障水平也不同，同时医疗保障整体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这些都有助于党内资产阶级分化、瓦解、欺骗群众，推行资本主义复辟。2、医疗卫生领域的继续革命取得的成就仍是初步的，还不能说彻底改造了旧制度、旧关系，还没有建立成熟巩固的新体系。医疗卫生机构内仍旧存在较严重的孕育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仍有一定势力。这些也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助推力。
    (三)关于医疗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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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迈步从头越！"新一代无产阶级战士要为在疫情中深受资本主义医疗卫生制度之苦的全世界劳动群众指出一条解放的道路一一必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新一代先锋战士和革命人民要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更高水平的、更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
    具体来说，可以提出以下主要主张：
    一、必须把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工业收归公有，剥夺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一切所有权。其中主要的是收归全民所有，部分规模较小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如属于个体性质，则应通过合作化或赎买的方式)收归农村人民公社或城市基层社区集体所有。这是建立医药卫生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生产
    关系基础。
    二、必须砸碎医药卫生领域的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体系。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必须吸取过去实践的教训，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仅仅由先锋党干部集团掌握权力，而劳动群众只是在干部领导下享受福利，而必须实现真正的群众专政一一广大劳动群众必须充分参与医疗卫生领域的管理、决策，使权力真正掌握在亿万劳动群众手中。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管理医疗卫生的一切官僚机构，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管理权。医疗卫生领域的一切重大的方针、政策、决策都必须由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或必要时由全体劳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在医疗卫生领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掌权、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新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必须由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担任，并随时可被劳动群众辙换；这些管理机构必须废除官僚制，建立全体劳动群众参与的、无官僚的、群众化、民主化、革命化的新体制（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中关于砸碎官僚机器、建立无官僚国家的论述)；这些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不享有除工作必需以外的任何特权。无产阶级先锋党通过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医疗卫生工作的正确路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争取多数群众拥护，实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政治领导。
    三、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必须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生产关系，废除等级制、官僚制、医阀治医的旧体制，使广大劳动群众和基层医护人员共同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人，建立民主平等的新体制，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悔一个医疗卫生机构。要废除医疗卫生机构内的一切旧管理机关，剥夺医疗卫生机构内资本家、官僚和医阀的一切权力。在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由医疗卫生机构所服务的社区及单位的劳动群众选派的代表团和由全体医护人员选举产生的代表会共同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医疗卫生机构内的权力机关，履行管理权。全体医护人员和劳动群众代表团一起，都参与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民主决定一切内部事宜。废除医护人员中森严的等级制，缩小收入差别，建立平等协作的新体制。
    四、必须立即实行覆盖全体劳动人民的公费医疗体系，实现全体劳动群众免费就医，在医疗卫生领域率先实现“按需分配”。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毫无困难的。多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民医保福利”，那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着更加充分的条件，去实现更好的全民医保福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机构和医药工业都摆脱了资本的控制，不再为资本家的盈利服务，医疗卫生领域的成本将由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来统筹解决，而不必“自负盈亏”。这样，医疗卫生领域所有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就都能充分地为人民服务，而不必首先让资本家赚钱；每一个劳动群众都能享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资源，而不被其收入所限制。医疗资源能够根据劳动群众的需求来进行分配，而使劳动群众彻底摆脱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五、必须建立以基层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工厂农村、基层社区去。不是把主要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高端医院、为少数老爷服务，而是放到基层去、为最广大群众服务。要建立覆盖每个单位、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网。要在单位、社区广泛设立基层医疗点、配备相应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使每一个普通群众都有对应的医生专门负责，都能就近接受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要培养大量的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作为基层医疗网的重要组成涪部分，成为专业医生的助手和后备军。依托这样的基层医疗网，预防疾病、防疫等医疗卫生工作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要组织常态化的巡回医疗队，使专家医生能够深入广大基层单位和社区，主动为普通劳动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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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必须废除培养医生的资产阶级旧体制，建立从劳动群众中来，到劳动群众中去的新体制，使医生群体与劳动群众相融合、为劳动群众服务。要继承文革中赤脚医生的伟大实践，改革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践的旧医生培养体制。要在劳动群众中培养大批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具备基本的医疗卫生技能，在基层医疗网中从事基础工作。而一切专业医生，都应从有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队伍中选拔。只有技能和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得到群众认可的优秀赤脚医生，才能被选送参加专业进修以培养为专业医生。而专业医生也不应享有脱离群众的特权和高薪，而是要和劳动群众紧密结合。在专门医院，专业医生要接受劳动群众代表团的监督，保证其为劳动群众服务。专业医生也要定期回到基层重当“赤脚医
    生”，一边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边参加基层医疗网或巡回医疗队的工作，以保证其不脱离劳动群众。
    七、必须把群众运动作为推进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劳动群众服务的，也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不能依靠少数专家精英”。而群众运动，正是充分发动劳动群众自觉投入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式。通过群众运动，就能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使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人。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反动和腐朽。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醒悟，认识到旧世界没有出路。马列毛主义者要为广大劳动群众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以启发群众的觉悟，本文就是对此的尝试。人类的光明前途需要亿万群众自觉的斗争，而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深入的群众工作才能实现。让我们扎实工作、努力斗争、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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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雾霜之国一一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对环保领域的主张与展望
    2016年岁末、2017年初，浓浓的雾霾笼罩着中华大地，使人民艰于呼吸、使老幼失去健康、使青年透支未来一一这“盛世"“如你所愿”。
    这浓稠的毒气，不是别的，正是4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危机的一种体现，是劳动人民被节省的健康、被牺牲的生命、被破坏的居住环境所化成的“戾气”！
    雾霾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产物！
    雾霾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可以说产生雾霾的原因正牢牢刻在资本主义的基因中！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为了争夺利润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因此每一个企业都会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于是就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人群众的劳动时间、节省对工人群众的劳动保护、压低工人的工资、压低环境保护成本
    一句话，只要自己赚钱，哪管工人和环境死活。
    而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才会推动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维护全体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而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疯狂行为予以一定的节制。然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所决定的利益链条不会改变！牺牲工人的健康、生命，牺牲环境，能为资本主义企业带来利润，那么，为了榨取利润，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资本主义企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
    这样做！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机制决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本主义企业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是相矛盾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而只能随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斗争压力的高低，呈现一定的起伏，并且往往是旧的问题有所缓解，而新的问题又严重起来最终是环境危机的不断深化。
    河蟹资产阶级就是雾霾食利者阶级、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一一驳五毛及自由派
    围绕雾霾问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资产阶级内部，五毛（代表居统治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派（代表居于从属地位的私人资产阶级及外国资产阶级）争论不休，无非是互相推卸责任。
    五毛党把雾霾的产生说成是工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极力反对公众舆论对雾霾问题的揭露和批评，美其名日保卫工业发展成果、捍卫在污染企业就业的普通劳工的就业岗位。实际就是在开脱官僚资产阶级对雾霾问题的责任，帮助官僚资产阶级“维稳”。
    自由派把雾霾的产生说成完全是由于当局的专制、腐败造成的，认为只要像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建立“民主、法治、廉洁"的体制，政府“充分重视环境问题”，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环境保护措施”，就能解决雾霾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私人资产阶级及外国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独霸地位的不满，是服务于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的。而对造成雾霾的真正”体制原因”一一资本主义制度，自由派是闭口不提的，对私人资产阶级及外国资产阶级在雾霾问题上的责任，他们也是推得一干二净的。
    无论五毛党和自由派如何狗咬狗，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推卸资产阶级对雾霾问题的责任。而事实上，雾霾的直接责任人、造成这一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包括官僚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及外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河蟹资产阶级！
    雾霾，这戕害健康、使人艰于呼吸的毒气，对于河蟹资产阶级来说，恰恰正是红利。河蟹资产阶级正是雾霾食利者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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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河蟹资产阶级不顾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发生过的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不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使相应的环保法规形同虚设一一由此节省下来的成本都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利润，转化为各级官员的灰色收入。这根本不是工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河蟹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故意不吸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训，所选择的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的道路。这些污染企业虽然也创造了所谓“就业岗位”，但污染企业的工人群众除了微薄的工资、被牺牲的健康和被破坏的居住环境外，什么也没得到！而资产阶级却通过节省环保成本，攫取了巨额财富。
    这也不仅仅是当局专制、腐败的问题，而是河蟹资本主义要在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谋求发展，要保证河蟹资产阶级的利润而必然要产生的“体制"问题。正是河蟹资本主义要谋求赶超式发展，而又不能牺牲资产阶级的利润（否测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了），那就只能牺牲劳动群众的福利、牺牲环境，以此来实现低成本、高利润。而这种低成本的环境，又恰恰符合跨国资本产业转移的需要，使得河蟹成为“世界工厂”。跨国公司虽然可能标榜自己的社会责任、环保意识，但实际上这只是伪善！他们至少也通过国内供货商、配套产业间接享受了节省环保成本的红利一一正是由于此种绝佳的“投资环境”，他们才蜂拥到河蟹投资。可以这样说，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空气污染问题的缓解，恰恰不是由于其“民主、法制、廉洁"的体制，而正是由于实现了产业转移，把重污染的工业转移到了河蟹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美、日、英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从发生严重空气污染事件，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都经历三、四十年之久，而这恰恰与其产业转移、制造业萎缩的过程有着”微妙的吻合。而自由派对此是只字不提的，因为这将戳穿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体制优越性"的神话。私人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也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他们共谋了对环保成本的节省，享受了雾霾的红利。
    工人群众和广大人民吸食雾霾，而资产阶级却可以用节省环保成本所带来的利润来保障自己呆在有着昂贵空气净化设备的豪宅、或者到空气清新的风景名胜、或者到国外去享受人生一一雾霾的恶果由人民承担，而资产阶级却可以尽享雾霾的红利，而自己不受其影响！正是由于存在着河蟹资产阶级这一雾霾食利者阶级，才导致了雾霾问题的产生！这就是雾霾问题的真相。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灭雾霾、解决环境危机
    要消灭雾霾、解决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彻底打破破坏环境、产生雾霾的利益机制，只有使得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资产阶级谋求最大利润，使得企业不再具有节省环保成本的动力
    一句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解决雾霾问题和环境危机创造
    根本的条件。
    实际上，早在1973年，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就召开过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过保护环境的法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破坏环境以节省成本、追求利润的利益动机一一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单位不是利润挂帅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盈利，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不需要为最大限度的利润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样，就完全可能吸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环境污染的教训，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污染防治与监督，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调动足够多的科研资源去研发相应的科技（而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会受到严重限制的），而实现一条最大限度减低污染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样，雾霾问题就不会产生，广大人民群众就能既享受工业化的成果，而又享有清洁的空气、水源，享有良好的环境。一一而这一历史的可能性，被资本主义的复辟所彻底毁灭。这正是复辟所造成的的滔天罪孽之一！
    只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工人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劳动人民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的主人，才能消灭破坏环境、产生雾霾的利益机制，使得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改善环境、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而要保护整个地球免于被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的环境危机所毁灭，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化，在全世界彻底埋葬资本主义！
    同志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幸福，为了地球不被毁灭，让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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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与无产阶级的出路
    评2020年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
    一、资产阶级民主处于深刻危机中
    2020年11月3日，美国进行了第59届总统选举。这次选举被美国资产阶级普遍认为是决定美国历史命运、决定美国“民主”成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选举。美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喉舌《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已经成为美国民主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威胁。”“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超越了几十年来美国总统的错误行为总和。“"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是对美国民主的韧性进行了严峻考验。再来四年，一切只会更糟糕。"11月3日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场关乎美国未来、关乎公民希望选择何种道路的选举。”
    是的，特朗普大肆践踏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底线及原则，赤裸裸地煽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美国资产阶级中制造分裂，在应对新冠疫情上颟顸无能、草菅人命，在内政上推行实质最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而损害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使美国社会经济危机更加恶化的反动政策，在外交上则轻率损害盟友利益、使美国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严重丧失领导威信。自身道德败坏、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特朗普的统治是导致美国陷入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加速因素。
    然而，特朗普正是美国“民主"制度下，由选民选举上台的。特朗普这样造成美国严重危机的人被选举上台，难道不正是美国“民主”危机的表现吗？
    另一方面，让我们看看美国资产阶级推出来想要取代特朗普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又是什么货色呢？拜登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建制派”老政客，是被普遍公认的无能、保守、老迈之辈，而且自身家族也腐败不堪。而美国资产阶级中具有一定革新气象，想要推动比较激进改良的桑德斯等人物，早早的都在总统预选中被“和谐。可以预计即使拜登当选，也只能做一个裱糊匠，而绝无可能"力挽狂澜”、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刻的危机，甚至肯定会进一步加深危机。面对造成空前危机的特朗普，美国资产阶级最后只能推出拜登这样一个人物去挑战，表明美国政坛是多么腐朽和缺乏“维新”的能力，这也是美国“民主"危机的表现。
    美国“民主"的危机正最典型地体现了当今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正处于深刻危机之中。
    2008年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以来，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中，全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呈现出无能、腐朽的颓败之势。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下，各国无力应对危机、无力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无力安抚劳动群众的不满；大小政客腐败堕落、无能昏庸。这导致了许多国家践踏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势力崛起。
    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内在的根本矛盾：表面上”一人一票”、全民平等、由全体人民多数统治的民主政体与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少数人（资产阶级）统治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
    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人人平等”、“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形式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拉的社会实质之间的矛盾是刻在其基因中的，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正如革命导到师早已深刻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控制着新闻媒体、教育、文化机构等一切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上也居统治地位，再加上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总是设立种种明规则和潜规侧来排斥劳动群众的参与，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实质只是少数富豪、政客的权力游戏，而广大人民只能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资产阶级中的哪一派来统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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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冷漠，对资产阶级主流政治日益不满，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参与率日益降低，使得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民主把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这也为像特朗普这样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主流政客的不满，而煽动右翼民粹主义、建立支持基础，创造了条件。
    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必然是金权勾结、腐败堕落的，必然无法突破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从而难以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重大危机。
    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越激化、阶级斗争越尖锐，资产阶级民主就越难以维系。因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危机时刻，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矛盾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资产阶级要突破民主的形式，而赤裸裸地运用专政手段来整合内部、压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要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制，破坏资产阶级专政，争取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这样，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起到资产阶级内部的粘合剂和对无产阶级的安慰剂的作用，而陷入深刻危机中。
    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必然导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
    二、资产阶级专制绝不是出路
    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那么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什么呢？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出路何在呢？
    资产阶级老早打定了主意，如果“民主”不再能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那就要坚决采取专制的手段、法西斯独裁的手段，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捍卫资产阶级的统治。
    当今世界，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陷入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崛起，这正是资产阶级为把统治方式从"民主”转为专制而做的准备。这一转变的具体程度，将由各国危机程度和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
    资产阶级专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吗？历史早已证明，资产阶级专制只能是饮鸩止渴，只会最终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的危机、激化阶级矛盾，把资本主义带向灭亡。
    诚然，如果建立了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依靠专制独裁，依靠赤裸裸地运用暴力、特务手段，是有可能短期内平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为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时期的“稳定秩序”。同时资产阶级专制国家还可以集中大量资本，建立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而能够运用比较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来调控经济、缓解危机，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也能短时期内调动大量资源来比较有效地应对。
    资产阶级专制的确在短期内可能“更有效”，但问题是：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使其被资产阶级专制国家和资本家肆意蹂躏践踏、成为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牺牲品；代价就是虽然被暂时压制，但资本主义的一切固有矛盾却根本上无法克服，仍旧不断激化，在”地层”以下持续积聚能量，最终将导致无比剧烈的爆发。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帮闲鼓吹资产阶级专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因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失望而寄希
    望于资产阶级专制。可是他们都故意忽视或者看不到资产阶级专制下被践踏被牺牲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
    动群众。他们也看不到资产阶级专制激化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前途。他们从阶级本能出发，蔑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认为他们素质低、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认为人民大众只配被精英”、“专家”、“伟大领袖”好好管着，而不可能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认为民主只会把国家搞乱，导致穷人、女性劳动者、少数族裔群众等贱民气焰嚣张”，需要资产阶级专制来”恢复秩序”、“保持稳定”，让“贱民"不能乱说乱动、安安稳稳做奴隶。这无非反映他们的阶级利益、体现他们的阶级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特色帝国主义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对资产阶级专制的鼓吹也有其特色。他们给资产阶级专制披上一层红皮，他们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失败来论证特色帝国主义的专制体制的优越性。
    诚然，在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此次疫情危机中，特色帝国主义的确在比烂中胜出，与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下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能更有效地应对危机。然而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资产阶级专制的确在应对危机上相对更有效，要不然资产阶级也不会在一次次重大危机中选择专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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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还是那个问题：代价是什么？
    只要看一看，在特色帝国主义国家中什么生产方式处于统治地位？哪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握权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处于什么生产关系中、居于何种社会地位？就会识破一切粉饰和伪装，认清其本质，从而认识到特色帝国主义绝无法避免资产阶级专制的代价。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要认清自身的根本利益，认清自己是“"代价”，而绝不要被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所欺骗。
    如果依靠强力、依靠冷酷无情的专制、依靠严密高效的统治就能让一个政权、一个阶级的统治万世长存
    的话，那现在中国还在秦N世的统治之下，纳粹党徒还在统治着“第三帝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牢
    不可破的联盟”。
    毛主席的论断是颠仆不破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人类几干年的文明史。”
    资产阶级专制再“有效”，也无法抵挡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引起的阶级斗争大势，无法阻拦被压迫人民要革命的大潮，而必然走向和资本主义制度一起灭亡的历史结局。
    资产阶级专制绝不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出路
    三、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民主
    那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出路何在呢？除了危机深重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反动丑恶的资产阶级专制外，人类未来究竟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识破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帮闲的洗脑谎言，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万世长存、无可取代的，而是已经危机四伏、病入膏肓，丧失了历史合理性，亟待被新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扫入垃圾堆。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大声宣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出路，人类的前途在于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用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无论其采取“民主"的形式还是专制的形式)，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能得到解放，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并剥夺剥削阶级的一切权力，才能够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向着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前进。而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民主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实现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掌握权力，就是要实现劳动群众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上层建筑，这些从根本上说必然应该采取民主的形式，否则就无法落实、无法保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来实现，而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是有阶级性的。但另一方面，回顾历史，民主又是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在同
    一个阶级的统治下，民主体制都是劳动群众斗争争取来的，都相比专制体制更加进步、更加有利于劳动群众。剥削阶级统治下，民主都是残缺的、本质上虚伪的，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民主形式与剥削阶级统治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才得以克服剥削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矛盾，达到到其最高水平，实现真正的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的统治，即劳动群众的统治，并为自身最终的消亡一一在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人统治人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在资产阶级民主陷入深重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公开抛弃民主的旗帜的时候，无产阶级正要高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为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
    在“泛左翼”中，存在着一种“民主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与反动的同时，却否认民主本身的进步意义，对劳动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忽视甚至否认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密不可分的关系，把民主看成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关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发生这种错误倾向的主观原因，一部分是要为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辩护，而这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落实无产阶级民主上，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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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而这是由历史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无法避免的曲折，并且这种缺陷和不足并不能用来否定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质。然而，如果不是把这些缺陷和不足看成历史具体条件所导致的背离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现象，而看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那就完全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不利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不利于争取群众，不利于指导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批判这种“民主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支持劳动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高举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帜。
    在资产阶级民主陷入深重危机的今天，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认真总结历史上无产阶级民主的经验教训并敢于展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从而为广大劳动群众指明未来的方向，使群众看到希望，坚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信心。
    在这里，笔者抛砖引玉，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更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作一简要讨论，希望能给同志们以启发。
    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中，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方面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群众必须看住党！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先锋党内会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产生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资本主义复辟的元凶。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要继续革命，必须依靠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战胜党内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大民主，正是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也是继续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保障。无产阶级群众必须要能够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先锋党，必须要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改变先锋党错误的路线、罢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先锋党和群众之间绝不能是单一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群众绝不能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示，而应该是党领导群众、群众监督党。群众必须要把党看住！群众必须有对党内资产阶级造反的权利，必须有质疑、否决党的路线，批评、罢免党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
    因此未来更加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落实群众监督党的民主权利。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的路线正确与否，各级领导千部合格与否，都应交由群众监督、由群众民主决定。比如，可以具体设想以下方式：党的各级组织的路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应该经常地通过"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通过各类媒体（媒体都应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通过群众代表会、通过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讨论。党的各级组织的路线和领导干部，都应定期地交由群众进行信任投票。比如说在各级权力机关（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的定期选举中，包含对党的各级组织的路线和领导干部的信任投票的内容。凡是通不过信任投票的组织，必须在群众监督下进行改组，相应的主要领导人要负起政治责任，免去其领导职务。凡是通不过信任投票的领导干部，都应被罢免。群众有权反对党的各级路线和各级领导干部，有权发起否决党的路线和罢免党的领导干部的投票。各级党组织内重大的路线分歧，必须主动向群众公开，在群众中进行充分讨论，并最终由群众民主投票来裁决。
    只有落实了劳动群众监督先锋党的民主权利，使得党的路线和领导干部的命运真正由劳动群众来民主决定，才能建立起党领导群众、群众监督党的健康的党群关系，才能保证党真正贯彻群众路线来领导群众，从而才能保障继续革命的开展和胜利，防止党内资产阶级的篡权，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复辟势力。
    第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这一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的。这当然也是历史的客观条件造成的：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未实现工业化的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使得不得不以干部集团来代表劳动群众掌握管理国家、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实际权力。从而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现代官僚机器。尽管干部集团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最初是革命的，是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使权力的。但在资产阶级法权、官僚机器的腐蚀下，干部集团是必然要发生蜕变的，其中必然会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而要遏制、战胜干部集团的蜕变倾向，只有通过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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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通过工人阶级自觉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必须通过继续革命的群众斗争来揭露和清理走资派来限制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来改造并最终摧毁官僚机器。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领导一切，而不能把权力完全委托给干部集团，并在现实的条件下，要尽可能地直接掌握和行使权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级国家机关、各上层建筑机构、各企事业单位，工人阶级群众都必须通过民主的形式直接参与领导，或至少能直接进行民主监督，而不能由干部集团、由官僚机器中的“官僚”及“专家"来垄断领导权。不能只是干部来领导，工人群众在干部领导下乖乖听话、好好工作、享受福利，不能工人群众只管搞好生产，而让国家机关、上层建筑由干部和知识分子支配一一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已经是历史所证实的必然规律
    如果说，当年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农民占人口主体、多数劳动者是文盲半文盲的俄国与中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得不依靠干部集团、不得不建立庞大的现代官僚机器，那么，如今，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劳动群众基本都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完全可以直接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基本上废除官僚机器、建立无官僚的国家。也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立即全面贯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由广大工人群众直接掌握、行使权力，而基本上不必保留官僚机器，并可以把脱离生产的专职干部集团的规模限制到相当小的程度。具体来说，就是可以立即不打折扣地实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体制：一切负责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都不享有官僚特权而与普通工人同等收入；全体工人群众都参与国家机关的工作，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普通工人群众轮流担任(也就是说，废除官僚制度，国家机关不再由常任的、等级制的官僚组成和运作，而是在工人阶级民选官员的领导下、在少数必要的技术专家的协助下，由普通工人群众来组成和运作)。而国家机关以外的
    一切上层建筑机构，也都应派驻由工人阶级民主产生的工人代表团来参与领导，工人代表团联合机构内工作者对上层建筑机构共同实行民主管理，并监督上层建筑机构为工人群众服务。在一切企事业单位，也都应建立工人群众直接掌握权力、实行民主管理的体制
    必须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才能落实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取得胜利，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三，无产阶级民主即专政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还存在一个落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在每一个基层政权中，权力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群众手中。如果只是形式上、在法律和制度的“明规则”上实现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各基层单位的实际运行中，在具体的管理体制和具体的领导权上，即在所谓“潜规测”中，却仍是由少数“精英”、“专家”、“干部垄断权力，而广大劳动群众仍引旧处于无权地位，那就必然导致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权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实质上的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和所有制，最终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如果广大劳动群众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没有真正掌握权力，没有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基层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主人，那么就必然导致他们日常受到走资派和官僚主义的欺压，导致他们政治上的冷漠和玩世不恭，导致他们无法树立主人翁意识，无法真正履行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的权利，一句话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无法真正落实。
    所以，无产阶级民主即专政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首先，在一切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中，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专制管理体系，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平等协作、民主管理的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指出过，资本主义工厂企业里建立的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专制管理体系，绝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而是完全服务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需要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工厂及一切企事业单位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旧管理体制，而建立劳动群众当家做主、平等协作、民主管理的新体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践中，这是存在严重教训训的。在过去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中，保留了相当多的资产阶级管理体系的旧残余，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没有被彻底破除，反而往往被当做“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需要”而保留。在工厂企业中还普遍实行了”一长制或“党委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管理权仍旧垄断在少数干部、专家手中，而广大工人群众被排斥在管理权之外。尽管历史上产生这些问题客观上有工业化水平较低、缺乏工业生产管理的经验，工人群众文化水平和组织纪律水平较低而不得以的原因，但回顾这些问题的最终后果，必须承认这是严重的教训。工厂企业中保留的资产阶级管理体系旧残余，是导致工厂企业中产生“管、卡、压”、“利润挂帅的资产阶级路线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工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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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中产生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的主要基础，也是导致工人群众丧失阶级觉悟、路线斗争觉悟以及主人翁意识，在政治上不成熟（从而在继续革命中成为保皇派，或谁在中央拥护谁的政治冷漠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未来更加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贯彻和发展鞍钢宪法”。在社会主义工厂企业中，管理权决不能垄断在少数干部、专家手中，决不能实行”一长制“或“党委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而必须实行党组织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民主管理制。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工厂企业的一切重要管理决策，都必须由全体工人群众（通过工人大会或工人代表会）民主决定，并由全体工人群众共同贯彻实施。工人大会或工人代表会应成为工厂企业中议行合一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废除工厂企业中等级森严的管理机构废除工厂企业中的“官僚制”，而实行一线生产者、技术人员、少数必要的专职管理人员“三结合"的平等协作的管理体制。工厂企业中主要的日常管理工作，可由工人群众自己担任（通过兼职或轮流的形式），少数必要的专职管理人员，基本应由工人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工人群众的民主监督，也要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在实行工人群众民主管理制的基础上，不排除建立必要的个人负责制和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在工人群众民主管理制的基础上，工厂企业中的党组织通过提出正确的路线、通过群众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争取多数群众支持来实现政治领导。
    未来更加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政权。基层政权的权力决不能由少数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吏“所垄断，也决不能搞排斥劳动群众而由上级官僚机构包办代替或由当地黑恶势力、剥俏削阶级掌权的虚假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而应由基层劳动群众直接掌握并行使权力。可以设想在城乡广泛建立人民公社作为基层政权机构和基本生产及生活服务单位。在人民公社中必须贯彻社员群众民主管理制。人民公社及其下属机构都必须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作为议行合一的权力机关及管理机关来实施决策和管理。全体社员群众都应参与人民公社的管理工作，少数专职管理人员都应由社员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撤换。在社员群众民主管理制的基础上，党组织通过群众路线实现政治领导
    第四，现代技术为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创造了条件。所谓直接民主就是由全体公民直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在历史上雅典等古希腊城邦曾实现过这样的国家体制。尽管还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但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的确保证了包括相当多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公民（当然不包括奴隶）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是城邦公民中的劳动者在与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中取得一定胜利的结果，是古代民主制的最高峰。而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由全体公民选举议员、总统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管理国家的间接民主制。这有近代国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而无法实现全体公民一起开会，难以组织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技术原因，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排斥劳动群众（谓防止暴民政治）、保证自己独占权力的政治设计。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民主体制来说，也是实行的劳动群众选举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由代表会议选举领导干部来管理国家的间接民主制。这是由当时的技术、政治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必须要看到，间接民主制下的代表、领导干部，即便是选举产生的，也会不同程度的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从而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会产生自身特殊的既得利益，会发生蜕变的倾向，从而威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如果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仅是每隔几年选举代表和领导干部，自身不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和国家的管理，那么主人翁地位仍是不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面临被架空的危险。因此直接民主制实际上是最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体制，也为最终过渡到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最佳的基础。
    而现代计算机、互联网和通讯技术，为在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实现直接民主创造了条件。既然
    有了十亿级别用户同时在线以及实现亿万用户网上发言讨论的APP,那么十亿级别的公民同时在线开
    会、投票就在技术上有了可能。远程会议和远程办公也保证了全体公民可在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的情况下随时参与国家管理，“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尽管有了这样的技术条件，资产阶级却绝不可能利用它去实现直接民主，因为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就无法独占权力。而未来更加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却完全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条件实现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制。可以建立劳动群众大会一一全体劳动群众参加（通过在线的形式)的大会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经常开会讨论、表决国家大事；可以吸收全体劳动群众直接参与（通过兼职或轮流的形式）国家管理工作。从而使民主发展到剥削阶级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也将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充分落实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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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制都扫入历史垃圾堆，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真正掌握权力，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而这一光明的前途，正有待于无产阶级去实现。马列毛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任务，就是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指明解放的道路，帮助他们肩负起自身伟大的使命。
    为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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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简论新冠疫情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
    一、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新冠疫情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新冠疫情危机绝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
    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市场和利润，而不考虑对人类整体的风险，发展出了捕捉、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规模化产业，对大自然进行了掠夺性开发，才为自然界中病毒的变异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可以说新冠病毒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即使不出现新冠病毒，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生产和交换也必然迟早制造出类似的可怕病毒。
    资本主义创造了全球化的生产、交换与交往，但新冠疫情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无法驾驭全球化的生产力。病毒在全球不可控制的传播，正是全球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之间尖锐矛盾的体现。新冠疫情危机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产物。生产和交换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的水平，那么要解决全球传播的病毒，只有动员、团结全球人民，合理分配使用医疗及其他相关资源才行。而这只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一一生产资料归全球人民公有，而不是被各国资产阶级所分割占有一一才能实现。
    新冠疫情危机充分暴露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腐朽性。列宁早就指出过：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突出表现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别腐朽上。老牌帝国主义，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帝国主义，近几十年来，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废除曾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压力下不得不实施的种种改良措施。大搞“私有化”、“市场化”、“去福利化”，一切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整个社会公共服务能力。这一切倒行逆施的恶果在这次疫情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根本无法动员人民群众、合理分配医疗及其他资源来控制疫情，导致了疫情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泛滥失控和惨重死亡，引发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
    新冠疫情危机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反动性和脆弱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下和本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本就受到深重的压迫，过着苦难的生活。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更加是干疮百孔、极端落后。印度、巴西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根本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反而出台了许多反人民的措施，表现得极其昏聩与反动。疫情使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导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
    新冠疫情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已完全丧失了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人类灾难的根源。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埋葬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二、帝国主义实力对比的变化
    新冠疫情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急剧尖锐化了。
    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说，新冠疫情危机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帝国主义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某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确在比烂中显出了一定的“优越性”，而这要归因于它的特殊性。由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所产生的强大的、独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庞大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垄断资本，再加上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高度集中统一、深入基层的组织遗产和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力的医疗卫生体系，使得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快速集中最大的资源，不受任何牵制的采取断然措施来控制疫情。尽管疫情初起时仍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颟顸昏聩与腐朽反动，防疫中也仍体现出种种反人民性，使普通劳动群众和基层医护人员成为最大牺牲品，但某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确在主要帝国主义大国中率先有效控制了疫情，经济恢复也相对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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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就导致了帝国主义实力对比的变化。在疫情危机中，某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地位进一步上升，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加速衰落。
    正如列宁所揭示的科学定律：帝国主义之间的势力范围划分，只能由其实力对比来决定。实力对比的急剧变化，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对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急剧尖锐化。老霸主必然要拼死捍卫霸主地位、全力打压挑战者，以拯救其衰落的命运。新兴者也必然要竭力打破围堵，争夺世界霸权，以克服自身内外尖锐的矛盾。
    这就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了。全世界人民受到两个帝国主义强权争霸的威胁，面临严重的冷战与战净的危险。同时帝国主义争夺的尖锐化，也会严重动摇帝国主义体系的稳固性，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的危机。
    三、怎么办
    面对新冠疫情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该怎么办？
    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早已打定了注意，他们要加强反动统治、加紧剥削压迫人民、拼死进行争夺，以维护自身统治，确保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
    我们一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该怎么办？
    希望正在于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要寄希望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那里的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群众，利用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帝国主义争霸造成的危机，勇敢地与反动派展开斗争，努力发展人民战争，实现星火燎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的征程。
    我们要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国家人民。那里的无产阶级要在疫情危机中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加紧与资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危机，战胜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民族主义，制止帝国主义争霸与战净，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实现革命突破，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创造条件。
    而马列毛主义者一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任务，就是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把劳动群众锻造为在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的自觉的战斗大军，为战胜资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奠定基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人民，联合起来！
    用革命斗争来解决新冠疫情危机、制止帝国主义争霸和战净！
    埋葬资本主义这个总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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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官僚资产阶级本质与帝国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次总暴露一i评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地武汉，曾经是文革时工人阶级与走资派进行过殊死斗争的地方。在武汉工人造反派某一个领袖的回忆录中，记载过这样一段文革往事：在武汉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反映引起了工人造反派的注意。这个普通工人原来是参与武汉冬季用煤运输的劳动者，他反映当时已经到了冬煤运输和储存的时候，但却没有人来组织这件事，偌大的武汉城面临冬季断煤（当时企业生产和居民取暖做饭都离不开煤）的危机。工人造反派立即开始调查这件事，发现是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在文革运动中撂挑子、消极怠工，使得没人来管这件事。“没人来管，我们来管”，工人造反派当机立断，把事情的原委告知群众，发动、组织广大工人群众主动承担起冬煤运输、存储和分配的工作。结果在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与下，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丝毫未受干部消极怠工的影响。
    文革中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当党政官僚受文革冲击而撂挑子、怠工，使得社会与经济运行面临危机的时候，革命造反派就发动广大劳动群众来接管（这也是夺权的起源）。事实证明，“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是不存在的，广大劳动群众踢开消极怠工的官僚，照样能把社会和经济管理好。因为，社会和经济的运行靠什么？难道不就是靠亿万劳动群众的劳动吗？没有亿万劳动者从事的各种具体的工作，社会和经济一秒钟也维持不下去。而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僚们却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必要的社会管理及社会化大生产的指挥协调工作，完全可以不依赖于脱离群众的官僚，而由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当然，这只有在劳动群众掌握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并且要完全实现，还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一发动劳动群众开展不懈的自觉斗争，以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从而铲除产生官僚的根本土壤。
    如果说，文革中，这些脱离群众、消极怠工的党政官僚还是不得不保留的旧社会的残余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那么，在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政权、实现复辟40余年后，这些官僚们已经蜕变、膨胀为整个官僚资产阶级，占有着庞大的国有资本、独霸着政权，成为了河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核心。
    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着广大劳动群众，它是“真老虎”，它吃人，成干成万的吃人。别的不说，就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官僚资产阶级先为了“维稳"而隐瞒疫情、钳制舆论、镇压爆料群众，导致疫情爆发，后又面对疫情惊慌失措、盲目蛮干，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悍然封城、封省（封城、封省也许是防疫的必要措施，但对由此所导致的普通群众的巨大困难却事先无预案，事后补敕措施也很不得力，这不能不说是官僚资产阶级反人民性的体现)，使武汉、湖北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这难道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吗？
    官僚资产阶级又是“纸老虎”。别看官僚资产阶级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由于与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拉，从而与绝大多数人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使得它又具有不可克服的腐朽性。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性暴露无遗。它颟顸昏聩、敷衍塞责、腐败堕落，整个危机处理和社会动员体系干疮百孔，在防疫核心区迟迟组织不起有效的防疫工作体系、无法实现充足的防疫物资供给，使众多染疫群众无法被及时收治和确诊，它在防疫工作中制造了种种混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常常自吹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是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因此才能统分动员起人民群众，集中人民的力量来为人民“功大事”。而官僚资产阶级却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是专人民的政、与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中的。虽然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占有了庞大的国有资本，从而比一般资产阶级能集中更大的资源，也能办一些“大事”（比如所谓基建狂魔"），但这些“大事”都是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而像防疫这样涉及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大事，官僚资产阶级就办不好。在疫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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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相对不大的情况下，官僚资产阶级还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依靠官员和专家来应付。而一旦疫情规模大，影响群众广的时候，官僚资产阶级就充分暴露了自身的无能。
    因为对大规模的，影响干百万群众的疫情，靠脱离群众的官员和专家是绝对无法应对的。而只有坚决依靠群众、充分动员群众，发动干百万群众来与疫情做斗争。而这就需要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充分相信群众、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核心。需要众多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有着群众威信的基层骨干，需要群众积极参与的基层群众组织体系，需要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的生产资料作为经济基础句话，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消灭众多大规模传染病的历史经验。
    而官僚资产阶级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独霸着权力、占有着生产资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身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人民群众对它来说是“维稳对象”，它又怎么可能依靠群众、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呢？它的经济基础、成员构成、体制机制都是完全脱离群众的，群众的疾苦和需求根本无法真正触动它，它根本无法深入群众、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也根本没有能力把防疫的资源合理地分配给干百万群众。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它学也学不会！
    在大规模的防疫工作中，官僚资产阶级必然是上下离心、颟顸无能、专横蛮干、矛盾重重、自私自利的。必然是使人民群众付出最大代价、遭受最大痛苦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疫情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最大的受难者。但同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又是抗击疫情的真正主力军。正是他们，在很差的防护条件和恶劣的待遇下，仍旧辛勤劳动，为疫区提供着物质生产和运输、维持着疫区城沛的运转。而在第一线救治病患的医生和护士，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这次疫情中，还有许多劳动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甩开无能、捣乱的官僚和老板，开展互助和自救，而这正是新社会的一种萌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表现，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渔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谁才是希望、谁才代表着未来！
    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完全有能力也完全应该踢开无用碍事的累赘，成为天下的主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权力和生产资料，就能把群众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自己管理好自己。这样，就根本没有动机隐瞒疫情。而一旦发现疫情，就能全面发动群众、依靠群防群治把疫情迅速扼杀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避免产生这么大的灾难和悲剧。而这次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权力和生产资料，才能以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式解决，而避免劳动人民成为被牺牲的代价。
    这次疫情，是官僚资产阶级本质与河蟹帝国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次总暴露。它戳穿了大梦，使得作为后起的、相对弱小的河蟹帝国主义之外强中干、矛盾重重暴露无遗，使得河蟹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核心一一官僚资产阶级之反动性和腐朽性暴露无遗。
    这次疫情的发展，有可能使得河蟹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阶级矛盾及其他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造成河蟹帝国主义的全面危机。
    在这次疫情及疫情所可能引发的危机中，先进分子要始终坚决站在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这一边，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先进分子可以积极去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利用多种形式向劳动群众宣传防疫知识、提醒劳动者做好防护工作；为劳动者筹集、发放防护用品；组织劳动者开展互帮互助和自救活动，增强劳动者的团结：揭露官僚资产阶级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启发劳动者的阶级觉悟：对资产阶级转嫁危机、使劳动者成为牺牲代价的种种行为予以揭露、并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反击。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先进分子要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启发群众，努力奠定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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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入关与上山一一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思潮
    在河蟹国网络民间政治思想圈子中，近来出现了一种称之为“入关学"的思潮，掀起了不少讨论的热度。所谓“入关学"的大致内容是：把如今以美帝国主义为霸主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比喻为表面繁荣强大，实则腐朽堕落、矛盾重重的大明，而把“崛起”的河蟹比喻为虽然相对落后、地处“蛮荒”，但却是“兵精马强”、团结一心、武德充沛的“八旗劲旅”一一“关外"的大清国。而大清国要防止内部矛盾激化、要战胜大明的欺辱打压，就必须“入关”一一横扫大明、取而代之，建立大清的一统江山，为"八旗子弟”们挣得几百年人上人的地位。
    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这看似有些荒唐的“入关学"的产生及走红，不是偶然的，而不过是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由于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工业化基础，由于规模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无产者化所创造的天量剩余价值，由于承接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河蟹帝国主义的实力相对上升，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固有的腐朽性实力相对下降一一这正是近二三十年帝国主义体系所发生的最大变化。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霸权地位的激烈斗争。河蟹国的“崛起”，老牌帝国主义的腐朽衰弱以及为捍卫霸权地位对河蟹国的打压，必然使得河蟹国垄断资产阶级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这种社会存在，就必然要产生相应的社会意识。早已有各路“国师"轮番上场，为河蟹资本对外扩张、“持剑经商”，为蟹帝取美帝而代之作鼓吹、出论证。“入关学”不过是这类社会意识中较新鲜的一种罢了。
    “入关学"的特点是其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由此带来的赤裸裸的直白性。它不像各路国师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包装得那样“精致”、“文明”。而是像当年的下士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党徒、日本下级军官那样赤裸裸地宣扬战净和掠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依附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一一主要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他们是拥护垄断资产阶级扩张争霸的社会势力，也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别动队一一法西斯主义力量的社会基础。而“入关学"正是“大众化"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雏形，是建立法西斯主义力量的一种思想舆论准备。
    “入关学的前途是什么呢？毛主席曾经嘲笑过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三十年代还做着“元灭宋、清灭明”的迷梦。日本帝国主义与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相比，不能不说在装备、技术和组织能力上先进而强大，可以说比当年的大清更要强大（大清在武器装备和技术上毕竟与明朝没有代差），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腐败堕落和矛盾重重上，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失败了呢？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时代不同了，当时的中国和当年的大明比，有了崭新的先进因素。日本帝国主义干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一条：没有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没有算到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和先进分子的领导下，劳动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能够淹死一切侵略者。
    同样的，“入关学"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一条：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力量。“入关学"和一切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一样，迷信武力、迷信野蛮、迷信征服和掠夺。可是，他们忘了世界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蟹帝和美帝相比，并无本质不同、丝毫没有进步性，全世界人民又怎么可能“喜迎王师”。可以断言，一旦“入关”，必然导致的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上山"。上得什么山？井冈山！虽然国际共运仍处于低潮，但是上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浪潮仍引旧留下了无数星火，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同于当年“大明”的崭新的先进因素。在广大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一一马列毛主义者正在集结力量、开展斗争。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必然给马列毛主义者创造绝佳的机会，“上井冈山”一一开展持久的人民战净，燃起燎原的烈火，最终烧死帝国主义野兽。在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战净，必然激化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也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创造“上山"的机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井冈山”，在广大的工业区和城市的贫民区中。战争必然促使无产阶级觉悟和团结起来，掀起斗争的高潮，而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无产阶级就有可能率先突破、取得胜利，从而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奠定基础。帝国主义战争导致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导致帝国主义走向灭亡，这正是帝国主义两次世界战争所已经证明了的历史规律。帝国主义若敢于挑起新的世界战争，也必然逃脱不了这样的历史规律，而走向自己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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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关”必然引起”上山”，“上山“所燃起的燎原烈火将困死和烧死八旗劲旅”，将最终烧毁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迎来全人类的解放一一这就是“入关学"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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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警惕法西斯主义！一一用马列毛主义观点简析仇穆”思潮
    一段时间以来，河蟹国互联网舆论中，仇恨穆斯林的言论甚嚣尘上，形成一种风潮。若干“大中小V"们，
    鼓吹穆斯林的威胁，丑化穆斯林整体形象，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影响、裹挟了不少网民。
    这些仇穆"的言论，虽然有着“河蟹”特色，但仍旧似曾相识一一让人想起了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想起了美国3k党”仇黑"的种族主义。
    事实上，“仇穆”思潮正是河蟹特色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雏形，也是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的一种舆论及思想准备。而这既是河蟹国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一种体现，也是河蟹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一种备选手段。
    民族斗争、宗教斗争，说到底，都是阶级斗争。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矛盾，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从来不是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而民族、宗教矛盾归根结底是受阶级矛盾支配，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者中，从来就是分为上层和下层的，是分为少数剥削阶级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而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劳动人民由于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因此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反之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剥削阶级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最终克服分裂、实现解放和大同的基础。
    任何不对民族、宗教进行阶级分析而煽动对某一民族、某种宗教的无差别仇恨的行为，都是统治阶级在耍流氓。
    统治阶级最恐惧的就是广大劳动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因此统治阶级总是煽动、制造劳动人民中的分歧、隔阂，以实现分而治之。而民族和宗教矛盾，正是统治阶级所经常利用来分裂劳动人民的手段。
    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资产阶级也常常利用民族、宗教矛盾来分裂工人阶级。尤其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在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资产阶级就往往以排外、仇视少数民族及少数宗教为旗帜，组织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分裂工人阶级、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运动来建立独裁统治、推行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能够度过危机。
    就河蟹国穆斯林来说，难道其中不是分为上层和下层、少数统治阶级和广大被剥肖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吗？而河蟹国“仇穆”势力，正是不对穆斯林做阶级分析，煽动对所有穆斯林的仇恨。
    "仇穆"势力首先煽动对所谓穆斯林受到“优待的不满，在他们口中，所有穆斯林似乎已经成为骑在汉族头上的特权群体。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了适当的照顾优待政策，这是为了对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做出补偿，使少数民族尽快摆脱落后状态而实现民族平等的伟大政策。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这一政策当然就变味了，变成优待少数民族上层、给他们以特权的政策，实际上服务于各族统治阶级实现勾结、共同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目的。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权，而是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重新陷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仇穆“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闭口不提，硬把他们说成是"特权集团”，无非就是怕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劳动人民意识到各自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从而团结起来。他们的这种鬼蜮伎俩体现得最鲜明的，就是对少数民族群众抗争行动的仇视。在河蟹，穆斯林群众由于组织相对紧密，因此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更强的战斗力，而河蟹许多基层官僚，由于怕事情闹大，就愿意做出更大让步来息事宁人。这成为“"仇穆"势力攻击穆斯林成为特权集团"的重要口实一一原来，在”仇穆”势力看来，各族人民都只有乖乖做奴隶、对统治阶级不得有丝毫反抗，才算是“民族平等”、才算是不享受"特权”一一“仇穆"势力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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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仇穆"”势力妖魔化穆斯林，把所有穆斯林都说成是不开化的、与现代文明相敌对的野蛮人。诚然，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穆斯林中曾被革除、改造过的一些落后野蛮因素又沉渣泛起。然而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河蟹统治阶级一手造成的吗？不正是复辟以来河蟹统治阶级一手扶植起了旧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和旧宗教势力吗？河蟹各族统治阶级正是相互勾结以共同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而这些落后、野蛮因素恰恰使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陷于更深的压迫中。“仇穆"势力闭口不谈这些落后野蛮因素是从何而来，不谈其对穆斯林上层和下层的不同影响，说到底，就是要制造汉族劳动人民和穆斯林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阻碍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
    帝国主义时代，当资本主义陷入严重危机时，帝国主义国家往往就会掀起法西斯主义的黑潮。这是因为，在危机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丧尽人心，其通常的政治路线已经臭不可闻，而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法西斯主义正是垄断资产阶级煽动民族、宗教仇恨以动员广大“群众”，与革命工人运动相抗衡的一个手段。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动员起一部分“群众”，造成一定“群众运动的声势，从而能与革命群众运动相抗衡呢？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有比较广泛的帝国主义既得利益阶层：包括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助手、仆从的所谓“中产阶级”（即垄断企业及政府机关中的中高级职员，各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小业主等)以及被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等。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到冲击，面临阶级地位下降的危险，因此对垄断资产阶级存在不满，但又迷恋过去的特权地位一一所以他们既希望改变现状，又希望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稳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这些社会集团就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群众基础，他们愿意追随法西斯主义，把危机转嫁给少数民族、少数宗教群体和外国人民，而换来自身的“岁月静好”。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必然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受到民族和宗教偏见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主体民族、主体宗教信仰者的部分工人群众，或多或少也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享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宗教压迫的既得利益，因此就更容易受到法西斯主义的煽动。这就使得部分工人群众也会被法西斯主义所动员起来。而在没有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情况下，工人群众普遍不能觉悟到自身的根本阶级利益，就会使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更大。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深重危机，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广泛兴起。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当代的温和变种。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尚未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从而使得右翼民粹主义保持了一定“温和面目；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没有对手，迅速动员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群众”，包括许多没有觉悟的工人群众，起到了遏制革命工人
    运动兴起、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及革命群众运动不可遏制的兴起，右翼民粹主义必然转化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注义，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
    河蟹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上升期”后，也正陷入严重危机。过去支撑“蟹帝”上升的红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工业化基础，庞大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已消耗殆尽，“蟹帝"正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一一内有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资产阶级与空前庞大而又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外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世界霸权遏制蟹帝进一步上升。
    因此，前述危机时期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规律正在河蟹发挥作用，这就是”仇穆”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那些害怕自身阶级地位下降的“中产阶级”、“工人贵族”们通过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想要动员“群众"力量来转嫁危机、遏制革命群众运动，以建立更稳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而河蟹资产阶级则纵容这种思潮，将其作为分裂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作为将来“解决”危机的一种备选手段。“仇穆”思潮正是河蟹特色法西斯主义的预备
    而作为工人阶级的自觉的革命战士，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清醒认识到“仇穆”思潮的法西斯主义本质，而与其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来动员“群众”，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必须与法西斯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决定了，其根本的阶级利益是与法西斯主义完全对拉的。而部分工人群众的资产阶级法权、既得利益归根结底是次要的，是能够被根本的阶级利益所战胜的一一所以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战胜法西斯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而只有真正融入工人阶级，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灌输工作，使最大多数工人群众觉悟到自身的根本利益，使各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工人群众克服隔阂实现革命的大团结一一一句话，只有建立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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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20世纪法国毛主义运动兴衰启示录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是曲折中前进的。也就是说，是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反复斗争、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中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的。毛主席的话精辟地概括了这一过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要经历大大小小的高潮和低潮的多次反复，才可能成熟起来、壮大起来，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参与者一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们，必须要经受住高潮和低潮的考验，坚持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斗争中树立一条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才能引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胜利。
    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都经受住了高潮和低潮的考验，为新一代战士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有许多国家的革命力量，没有经受住高潮和低潮的考验，使得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失败和瓦解-一他们为新一代战士留下了惨痛的教训。20世纪6、70年代法国毛主义运动，正是没有经受住高潮和低潮的考验的一个典型，其兴衰成败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蒋洪生教授的文章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以下简称蒋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毛主义运动在1968年革命前后的兴衰史，提供了许多历史细节，可以作为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本文根据蒋文中的史料，尝试对法国毛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同志们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一、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无论高潮还是低潮，都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发动群众作为工作的主线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壮大，最根本的靠什么？正是靠革命的自觉力量发动群众，使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反动统治阶级靠什么打倒？资本主义以及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靠什么消灭？靠不了天降奇迹，靠不了统治者的良心发现，靠不了自上而下的改良，靠不了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冲锋陷阵，而只有靠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去斗争。而这只有通过革命的自觉力量去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相结合，使理论掌握群众、群众掌握理论，把广大群众从自在转变为自为，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战斗大军才能实现。群众基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基础。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力量，只要掌握了劳动群众的决定性多数这一多数，不一定是数量上的绝对多数，而只要能够保证有组织的群众力量能够引领大多数劳动群众、能够战胜反动派所能动员的力量就行了)，就有把握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发动群众，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始终不渝的工作主线，无论高潮还是低潮，都必须“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而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和偏离，否则就必然受到惩罚。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一一马列毛主义的传播，少数先进分子率先接受了革命的科学。这是思想上的启蒙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萌芽。但这
    一萌芽要成长起来，关键在于下一步一一先进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结合一一这是“关键的一跃”。这一步走好了，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能发展起来，形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一步走不好，那么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少数先进分子就只能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宗派。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从一片空白中发展起来，还是在修正主义篡夺了原先锋队和劳动群众的领导权，使得新的革命力量要再次重新开始，都要遵循这一规律，都要实现这”关键的一跃”。
    而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还必须长期坚持，打好“持久战”。因为发动群众、建立及发展群众基础，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的，而必然是要经过高潮和低潮的多次反复，在“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水平，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整套有效的策略，从而逐步发动更为广大的群众、建立更为巩固的群众基础，直到发动劳动群众的多数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不能遇到挫折后就动摇、退缩、放弃
    一一只要偏离了与群众相结合这一正路，就只能导致前功尽弃。
    法国毛主义运动正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1968年革命前，法国毛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组织，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发起了“扎根运动”。“扎根运动"就是革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尤其是要进入工厂中当工人。一一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工运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工学结合运动。为什么要融工？共青盟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首先为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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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掌握，但他们本身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但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把先进的革命理念带入工厂，可以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起到一种类似火星、中介或催化剂的作用。那么，在60年代的法国，什么是共青盟眼中先进的革命理念呢？共青盟认为，这就是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结合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群众大学校去的思想，以及自我批评和接受群众批评的工作方式等，简言之，就是来自红色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共青盟融工运动的政治目标是要在先进工人中间创立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的工人领导核心。共青盟认为，没有这种领导核心，就谈不上群众工作的进展。工人领导核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先进工人中创建秘密组织，打入法共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在各工厂的分会，促使这些分会革命化，达到重新让法国总工会恢复以前作为“阶级斗争的总工会”之性质的目的。那些到工厂进行“扎根”工作的共青盟盟员负有以下政治使命：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促成建立工人核心小组，从而在生产单位中有效地领导阶级斗争；服务于工人核心小组，并与工人核心一起基于群众路线的原侧，确立劳工运动中的马列主义策略；在这些先进工人核心的指导下，以共产主义思想陶冶工人阶级。（以上材料引自蒋文）
    这一“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当时的法国毛主义革命青年，没有局限于搞理论学习和宣传，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没有形成一个激进小圈子就心满意足、没有迷失于“左翼文化”和“多元社运”，而是坚决到广大群众中去，主要是到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的工人群众中去，到工厂中“扎根”，和工人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以此作为发动工人群众、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方法。这种“扎根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要遵循这一“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路线，克服一切困难和暂时的挫折，把“扎根运动”坚持到底，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水平，那么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壮大和胜利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然而法国毛主义运动的最主要教训就在于，并没有始终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路线，没有把“扎根运动”坚持到底。他们没有经受住五月风暴的革命高潮和随后的低潮期的考验，而是在遭受些挫折后，就退缩了、动摇了。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以及其后的无产阶级左派等法国毛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都先后以种种借口放弃了到群众中去，取消了“扎根运动”，甚至取消了自身的存在，这就导致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衰亡。本来，只要坚持“扎根运动”并总结1968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毛主义运动完全能够成为革命的星星之火，完全有希望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巩固的群众基础，发动千百万工人群众。完全有希望继承1968年革命的成果并发扬光大，使1968年革命就像1905年革命一样成为下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准备和预演。而取消了“扎根”，放弃了发动群众、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那就只能失去根本的力量，走向失败和瓦解，丧失革命胜利的前途
    二、面对高潮：必须坚决与群众站在一起，并努力壮大先进力量，争取革命领导权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由于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必然是会到来的。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高潮，可能是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甚至在很小范围内的。但无论规模大小，在其影响到的范围内，将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一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投入到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并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一时间形成压倒反动派的声势。通过大大小小的斗争高潮的反复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波浪式地向前跃进，直到在一次全国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
    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国家，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是必然会来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是通过高潮和低潮交替而波浪式前进的。否认高潮的可能性，反对革命者为高潮去做准备的，实际上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是一种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河蟹国某些“泛左翼”主张什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渺茫论”，实际上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群众革命运动高潮的可能性、否认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反映了他们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
    面对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怎么办？毫无疑问，应该坚决支持群众的斗争，应该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应该尽可能地带领群众取得胜利。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力把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转化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形势不利，无法把一次高潮转化为胜利的革命，那么也要尽力扩大斗争果实、在斗争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力量，同时在适当的时机带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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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尽量减少损失，保存好革命群众的有生力量。总之，无产阶级革命者要通过正确的路线和深入的群众工作，力争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中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去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问题就在于，群众革命运动高潮不是按照“日程表”出现的，而是具有一定偶然性、自发性。高潮，特别是大规模、全国性的高潮很少是按照革命者的计划出现的，而往往出乎革命者的意料之外。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略上能够预料革命高潮的一定到来，但从战术上说，革命高潮的具体时刻，却是难以事先预计的。当然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力争去自觉地组织发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一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稳固地掌握多数群众的领导权、要在敌我力量对比中能占据稳定优势。这在局部的斗争中，相对容易做到，但在大规模、全国性的斗争中，则是不容易的。从历史上看，只有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比较自觉地去组织大规模、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而如果没有人民战争的条件，大规模、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是很难自觉发动的，而往往是在长期矛盾的积累下，由某个突发事件所突然触发的。当然，许多局部斗争高潮，也会是这样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因此，这就往往导致以下情况的出现：革命高潮出现了，但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组织发动的，最初可能也不是采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口号、未提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在革命高潮出现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还很弱小，根本没准备好去领导千百万群众。
    因此真正的考验就在于，当出现“意料之外”的革命高潮时，当革命高潮起来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要避免宗派主义的错误一一决不能自外于群众，而必须坚决地与群众站在
    一起，必须坚决支持并参加到群众斗争中，成为群众斗争中最积极的分子。当出现“意料之外“的革命高潮时，最容易犯的就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因为革命高潮最初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发生的，因为一开始掀起高潮的群众力量似乎不那么“纯粹”、不符合自己的预期此如以学生而不是工人为主)，因为运动的口号、目标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有一定差距，因为群众运动存在一定缺点，因为运动并不处于最有利的时机一一因为这上述种种原因，是不是就应该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对群众运动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或者甚至是对群众运动百般挑剔、横加指责？不，这是宗派主义！这样做，只不过是维持一种抽象的理论上的“纯洁”、“正确”，是一种小圈子、小宗派的自娱自乐，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试想，在“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中却不与群众一起“过节”、甚至阻碍群众“过节”，那又怎么可能争取到群众的拥护呢？在”一天等于二
    十年”，人民群众在斗争高潮中高度政治化、迅速成长的时候，却完全处于这一成长过程之外，那又谈何“革命灌输”、谈何领导群众呢？
    因此，在群众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无论这一群众运动是否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发动的，无论这一群众运动还存在什么样的缺点，只要这个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进步的、正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进去。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才有可能通过群众运动高潮来争取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才有可能去争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而法国毛主义运动，在这一点上，也是存在严重教训的。法国的1968年革命，正是一次典型的“意料之外”的革命高潮，而前文所提及的马列主义青年共产同盟在面对这一“意料之外”的革命风暴时的表现是不佳的。
    当五月风暴兴起时，“共青盟一开始基本否定学生所掀起的五月风暴，其领导人黎纳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黎纳及其同志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工人参与，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同盟领导层甚至认为五月风暴是持改良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的阴谋，起到了疏远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在这种轻视单纯学生运动的思想的指导下，共青盟在五月风暴初期，只是派人在整个拉丁区分发政治小册子觑在就到工厂去》，鼓动学生到郊区的厂区进行活动，而不是积极投入到学生发动的街头斗争中去。”引自蒋洪生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下同)
    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路线，是用自己的“完美"”理论去否定生动的革命实践侕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恰恰要求去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发展完善，而不是用理论来单纯地臧否实践)的主观主义。是的，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高潮的最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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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者，却不一定是工人群众。历史早已证明了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工农运动的规律。既然认识到了学生运动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参与学生的斗争，在斗争中去引导学生和工人相结合呢？如果这样做的话，不是更有利于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影响力、更有利于争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从而更有利于引导学生自觉与工人相结合吗？
    事实上，法国1968年革命，正是由大规模学生运动引发了其后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而共青盟等到工人阶级大规模起来后才积极参与斗争，这已是“棋晚一招”，失去了先机。本来共青盟成员主要来自于高校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参与和引导学生运动中有着天然的优势。若是在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就在运动中积极争取领导权，那么马列毛主义就能在学生运动中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力，学生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就能更自觉、更有力。那么到工人阶级大规模起来斗争后，马列毛主义就能在工人运动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能够更好地引导工人群众去进行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最大的胜利果实。而在斗争一开始的缺席，却使共青盟丧失了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获得”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的机会，丧失了最好的与群众相结合、争取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机会。这是严重的教训。这也直接导致了共青盟其后的分裂和消亡。
    虽然法国毛主义运动在1968年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但公允的说，这更多是缺乏经验的表现。当时的法国毛主义青年还处于真诚探索革命道路的阶段，主流还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机会主义者。与之相比，某些河蟹国“泛左翼”老油条在群众斗争中冷眼旁观，在群众斗争遭受挫折后拼命撇清关系并对其全盘否定、站在对立面横加指责，通过落井下石来争功诿过，通过把群众斗争及为其遭难的战士们踩在脚下来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通过污蔑攻击群众斗争来宣传自己的错误理论和路线，那就更等而下之，完全是恶臭的机会主义！
    第二、必须要积极争取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面对“意料之外“的革命高潮，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还很弱小，还没有准备好去领导千百万群众时，是不是就可以放弃争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任务？比如说，放弃打出自己独立的旗帜，放弃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放弃进行独立的群众工作，而完全混同于一般群众或混同于运动中一时占主导地位的其他派别？
    不，不能这样！这样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参与群众运动的意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参与群众运动，正是要在运动中发挥自觉的先锋队的作用、要在运动中争取群众的领导权、要引导运动走向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明确区别开来的独立主张，并通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去使广大群众接受它，从而在群众运动中贯彻它，以此实现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当然，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时候，往往并不能够争取到群众革命运动高潮的完全的领导权，但这也不是放弃独立主张、独立工作的理由。因为只有提出独立的主张、进行独立的群众工作，才能用马列毛主义影响群众、争取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用革命路线去引导群众，才能利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来最大限度地壮大自觉的革命力量。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力量完全可以实现飞跃式发展。即使一开始没有领导千百万群众的力量，但只要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独立主张，积极进行独立的群众工作，那就完全有可能在革命高潮中发展出领导千百万群众的力量，至少也能为将来领导千百万群众奠定基础。
    在这一方面，法国毛主义运动也是存在教训的，比如“1968年5月10-11日，五月风暴中的第一次街垒战出现，供青盟领导人)黎纳相信这是法国资产阶级设下的一个陷阱，为此到法共总部去找他的老对手一一法共总书记罗歇商议对策。在遭到门卫拒绝后，黎纳陷入精神危机，不得不服用镇静剂治疗。"在革命高潮的关键时刻，不是在群众运动中提出独立主张、积极进行独立的群众工作，而是寄希望于修正主义党一一这是一种缺乏信心、丧失独立性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如果不打出自己独立的旗帜、不提出独立的主张、不积极进行独立的群众工作，那就是放弃先锋队的职责、丧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而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跟班，“为他人做嫁衣”，失去实现飞跃式发展的机会。
    如果说高潮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考验，那么低潮就是更大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将探讨法国毛主义运动在革命低潮期的经验教训，最后我们将对法国毛主义运动兴衰中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群众和先锋队的辩证关系做一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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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对低潮：总结经验、坚持斗争、深耕群众，为新的高潮做好准备
    群众革命运动高潮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转化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所力争要实现的。但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利、由于群众运动和革命力量本身的若干缺点和错误，大多数群众革命运动高潮将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不可避免地逐渐衰退，最终陷入低潮。在低潮期，反动派将疯狂的反攻倒算，革命力量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削弱，广大群众测一时间陷入涣散和消沉。
    低潮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更为深刻的考验。在革命高潮期，千百万群众奋起、斗争一日千里，反动派陷于守势，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总的来说处于顺境和扩张期，面临的考验是如何扩大胜利、如何争取领导权。而在低潮期，反动派处于攻势，群众涣散、消沉，斗争陷入曲折和反复，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被严重削弱，必须在逆境中求生存、求转机。只有通过低潮期的考验，能够在逆境中坚韧不拔、坚持斗争，能够在逆境中转危为安、由弱到强，最终把低潮转化为新的高潮，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才能真正称得上成熟，才能为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要经受低潮期的考验，我们认为，首先就是要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一次群众革命运动高潮，是千百万群众的丰富革命实践，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自身路线、策略、能力的一次深刻检验，从中会产生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上一次革命高潮中，有哪些革命群众创造的宝贵斗争经验，需要今后发扬广大？有哪些群众运动中存在的错误倾向，需要今后加以纠偏？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路线和策略，哪些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有效的？哪些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存在问题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干部队伍、群众基础上，在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上，在领导斗争的能力上，有哪些需要发扬的优点，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一一这些都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进行科学总结，从而把宝贵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正确有效的路线、纲领、策略、计划，去指导新的实践，使得下一次革命实践能够提升到更高水平一一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革命实践论，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一次群众革命高潮，除了成功的经验外，也总会有挫折与失误的教训。群众革命高潮衰落为低潮，除了力量对比的因素外，革命力量、群众运动的主观错误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正视并总结这些教训，在进一步的实践中纠正这些错误，是把革命实践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关键。在低潮中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首先必须要吸取过去革命实践的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
    决不能“讳败为胜”，否认存在错误、拒绝总结教训。比如，明明在斗争中存在群众基础不扎实的弱点，明明斗争中犯有不顾实力冒进的错误，犯有“务虚名而招实祸”、在力量对比极其不利的时候以“堂堂之阵”去面对敌人压倒性的力量等错误，而却否认这些弱点和错误，甚至反而把这些弱点和错误作为“成功经验”，在实践中仍引旧重复这些错误一一这不是马列毛主义者应有的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是在妨碍革命实践走向更高水平。应该用斗争的客观结果来检验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败了就是败了、错了就是错了”一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斗争的挫折和失败中存在主观的弱点和错误，存在着需要总结的教训，并在实践中认真改正，而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让错误继续危害革命实践。有些同志，可能出于维护革命运动和群众斗争荣誉的考虑而“讳败为胜”，但这是不足取的。还有的同志，不愿吸取教训、不愿改变冒进的斗争策略，是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种革命斗志是可贵的，但实质上是对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认识不足。革命需要不怕牺牲，但革命绝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胜利。只有总结好革命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挫折所换来的宝贵的教训，在新的实践中纠正错误，使得下一次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才是真正捍卫革命的荣誉、才使上一次斗争的牺牲真正值得。
    否认存在错误、拒绝总结教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代表了机会主义的路线。比如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大挫折后，仍旧否认存在错误、拒绝总结教训，以捍卫错误路线头子的既得利益。而只有通过毛主席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才能科学总结革命挫折中的教训，全面纠正革命实践中的错误。而正是通过总结教训，纠正错误，才使中国革命走出低潮，提升到更高水平，迎来新的高潮，最终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这一经验，我们应该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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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经受低潮期的考验，必须要坚持斗争、反对取消主义。
    在革命低潮期，革命力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的时候，必须要高度警惕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不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把革命的可能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存在的必要性给“总结”没了。在革命低潮期，由于反动派反攻倒算，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群众整体上比较消沉涣散。在这样的形势下，革命力量中总会出现动摇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就是取消主义。他们有的以“右"的面目出现：要么认为敌人强大无比，革命力量毫无办法，只能停止活动以避免无谓损失；要么认为在革命高潮中千百万群众起来都没能争得革命胜利，表明总体上革命条件仍不成熟，革命力量不能“拔苗助长”，应该停止“盲动”，等待条件成熟。还有的，会以“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从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主观上存在错误、领导不力这一现象出发得出结论一一群众已足够先进而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领导，因此应该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有的则认为之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没能成功领导革命高潮走向胜利，是因为革命者没有好好学懂学透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先要退出实际斗争，“好好读几年原著再谈革命
    无论是以“右”的还是“左”的面目出现，取消主义都是错误的，都是在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只能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以将革命实践提升到更高水平为目的、运用马列毛主义来总结，而决不能以革命实践的一时挫折为由就取消革命实践。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只要还没有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就始终存在。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总是会经历高潮和低潮的反复，但无论高潮还是低潮，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总是存在的，因此革命运动就是始终可以存在和发展的。而没有低潮期革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就无法积累起能在高潮期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力量。所谓革命运动，就是把群众自发的阶级斗争转化为自觉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这必然需要自觉的革命力量充当领导核心。割裂群众斗争、革命运动与自觉革命力量的关系，无论把“相信群众"叫得再震天响，也实际上是在葬送群众斗争向更高阶段、向革命胜利发展的可能性。革命的理论只有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革命者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而绝不存在什么先精通革命理论才能搞好革命运动的因果关系。脱离革命实践，革命理论学得再好、经典原著背得再滚瓜烂熟，也是一文不值一一以上就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运用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取消主义的主要论据。
    法国毛主义运动，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的低潮期，犯了严重的取消主义的错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法国毛主义运动中的取消主义，主要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
    其中之一是所谓“学原著派”：
    共青盟多数派的意见是，虽然五月风暴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因为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强大先锋党领导，所以这一运动不可能成功夺取政权。在五月风暴失败的背景下，他们主张在仓促创建新的先锋党之前，先取消“扎根”运动，回到经典理论的学习，回到书斋和图书馆夯实马列毛主义理论基础，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阅读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引自蒋洪生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见导刊138期，下同)
    另一种取消主义是所谓“自发毛主义”：
    共青盟中的少数派则从他们观察到的五月风暴的群众运动经验出发，认为列宁对自发性的批判已过时，因为群众跑到了号称先锋党的各团体的前面去了。他们依据毛泽东的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赞扬群众革命的自发性，拒绝基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首先建立纪律严明的小团体，认为革命者首先应该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锋党应该是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先建立一个小的自封的先锋党，再去指导群众运动。他们也建立或帮助建立各种组织，但这种组织不是具体而微的、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先锋党，更多是具体议题导向的组织。这种推崇群众自发性的毛主义，一般称其为自发毛主义(Ma0spontex)o
    “学原著派”学了几年怎么办》后终于表明他们实际上想怎么办一一几乎全部退出了革命运动，当资本主义顺民去了。而自发毛主义派组成了“无产阶级左派”，在之后领导群众斗争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最终也走上了取消革命实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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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尚松手表厂工人的成功夺权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相信，工人斗争已经成熟，能够实行自治的法国工人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左派”去领导了。而智利政变使得他们相信，受到中产阶级强力支持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无产阶级革命短时期内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两件事情从正反两方面，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们确信，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是该结束的时候了。于是邦尼·莱维等资深干部在1973年底宣布解散组织，同时停止出版《从民事业报》。在1974年1月份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系统的杂志凭产阶级手册》中，其领导层对此解释说，组织必须服从于群众运动，任何的组织理论都要依赖于人民革命的理论。而当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要求不相协调的时候，组织就必须终止。
    法国毛主义运动中的取消主义，是总结经验教训中“跑偏”的典型。他们不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为新的革命实践服务，而是事实上取消自觉的革命实践，从而最终葬送了革命。
    不为自觉的革命实践服务的“总结”，也绝不可能是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的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是革命力量原著没学好吗？是群众太先进以至于不需要先锋队吗？
    不，真正的教训恰恰就在于：没有一个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领导广大群众，把群众的自发革命高潮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
    五月风暴中，群众的确走在了先锋队的前面。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形成了全面的群众革命高潮。工人运动发展到了全国总罢工，工人广泛占领工厂，在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涌现了许多无产阶级政权的萌芽佫种“行动委员会”)这些都体现了法国工人阶级强大的革命潜力和较高的斗争水平。然而，这并不能证明群众已经不需要先锋队。因为，群众的自发革命斗争，尽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却仍旧无法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千百万群众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占领学校和工厂、成立行动委员会一一但是他们仍旧是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大军去同资产阶级决战。群众的汪洋大海沸腾了，但却没有凝聚成方向一致、目标明确的巨浪去冲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堤坝”，使得群众斗争的力量最终被消耗、瓦解了。
    如果有一个通过多年扎根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而建立起深厚群众基础，为广大群众所信服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把自发的群众斗争引向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先锋队，在群众斗争的高潮中能够为广大群众提出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统一的斗争纲领和目标；这样的先锋队，有一支与群众紧密结合、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干部队伍去具体领导和组织群众贯彻统一纲领和目标，从而能把群众组成统一的战斗大军，能有策略地领导群众与资产阶级作战；这样的先锋队，能够把分散的众多“行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权体系，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政权的对垒；这样的先锋队，能够通过统一的无产阶级政权体系，武装工人群众，首先夺取局部和地方的政权，最后与资产阶级决战、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不是群众太先进以至于不需要先锋队，而是先锋队太落后而无法有效领导群众。先锋队太落后也根本不是因为“原著没读好”，而恰恰是由于缺乏革命实践、缺乏群众基础。
    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前，法国工人阶级没有自己合格的先锋队。法共早已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法共及其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做着劳资“和谐”、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生意，对工人阶级只有腐蚀作用而根本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干革命。而法国工人阶级新的先锋队的萌芽一一毛主义运动，还处于幼年期，很不成熟，最关键的就是还没有和广大工人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马列主义青年共产同盟，理论水平较高，富有斗争精神，斗争方式也比较灵活、新颖，也提出了正确的到群众中去的“扎根”"道路。然而在“五月风暴'前，共青盟的“扎根”行动才刚刚开始，还根本没有做出成绩，还谈不上与群众的紧密联系、谈不上群众基础。要建立群众基础，绝不是到工厂“扎根”几个月就行的，而必须是长期与群众共同劳动、生活一一最重要的是共同斗争才能实现。而另一个主要的毛主义组织，由法共老党员、老左翼工人组成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尽管领导着部分工人群众，但仍是工人阶级的极少数。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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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共存在着抱残守缺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更满足于捍卫理论上的“正统”、革命历史的“正确”，满足于领导一个工人小宗派，而不去与广大工人群众相结合，不把毛主义去与当前革命实践相结合、去灌输给广大工人群众一一一句话，不“到群众中去”。马列共在毛主席逝世后堕落为追随阿尔巴尼亚教条派修正主义、全面否定毛主义，不是偶然的。所以，马列共始终不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合格先锋队。
    吸取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的教训，那就不能取消先锋队、也不应该脱离实践的“读原著”，而应该为建立法国工人阶级合格的先锋队而努力斗争。那就是要继续坚持“扎根”运动，长期地、一贯地去与群众相结合，积极参与和领导一切群众斗争一一而这一切不能停留在支持群众自发斗争和建立自发的、分散的群众组织的程度，而必须与建立先锋队的进程统一起来一一也就是说必须组建和发展先锋队，以先锋队为领导核心来把广大群众联合起来、凝聚起来，形成有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的统一的战斗大军。通过先锋队与群众的结合，实现对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灌输，使得马列毛主义为最广大的工人群众所信奉、所掌握，使得先锋队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能够组织和领导最为广大的工人群众。
    在革命低潮期，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取消主义，必须坚持斗争。而核心任务就是为建立无产阶级合格的先锋队而斗争一一要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参与和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先锋队。要为先锋队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先锋队获得领导群众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力量。
    第三，要在低潮期恢复和发展革命的力量，关键在于深耕群众。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群众基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基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最根本的就是靠发动群众。因此，革命力量要在低潮期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关键就在于要利用低潮期来更深入细致地进行群众工作，夯实和扩大群众基础。只要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也就为新的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革命低潮期，虽然反动派反攻倒算、群众相对消沉涣散，但开展群众工作仍旧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阶级压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旧到处存在。而革命者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去利用
    一切阶级矛盾和斗争来开展群众工作。
    在革命低潮期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就是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通过参与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来建立革命力量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来建立群众基础。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积极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而恢复和发展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重建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从而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根基。这其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巴库人”的斗争最为典型。斯大林在总结巴库党组织的群众工作经验时这样论述道：“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使党与群众恢复联系)。…在革命低潮中，工人群众日益困苦，资本家猖狂向工人发动进攻)…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发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斯大林同志说得多么好啊，他的论述可以不用改一个字而成为今天革命者在低潮期开展群众工作的指南。阶级压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到处存在。而在低潮期，在反动派反攻倒算的时候，对群众的压迫就会更为深重。面对压迫，就会使工人群众产生许多不满、怨恨，会使工人群众与资产阶级产生许多“小冲突”。而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一切这样的不满、一切“小冲突”，就是要“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一一这就是革命力量在低潮期深耕群众的基本方法。
    在革命低潮期开展群众工作，要注意“避实就虚”。在低潮期，总体上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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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十分悬殊。这时候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因此，就要尽量避免已经引起敌人警惕的群众工作形式，而努力创造新的、不为敌人注意的工作形式；对已经暴露的、敌人调集强大力量予以“围剿”的工作对象，要果断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对敌人高度关注、重点控制的地方，应暂时停止开展群众工作：要把群众工作的主要方向，放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上。就是说要积极寻找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较弱、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群众力量相对较强的地方，重点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比如国民党叛变后，中共革命者到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武装割据；1905年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领导“巴库人”在沙俄的边噩统治阶级在当地矛盾重重而力量较弱)，同时有着众多石油工人的巴库开展群众工作一一以上两者都是在革命低潮期“避实就虚”开展群众工作的光辉典范，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向他们学习。
    四、简论先锋队与群众的辩证关系
    法国毛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始终处理不好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要么打着先锋队的名义而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沦为小宗派，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先锋队的必要性、放弃建立先锋队而迷信群众的自发性。
    因此，在本文的最后，简短论述一下先锋队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是有益处的。
    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秘鲁共产党根据马列毛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根据毛主席“奴隶创造历史”和“群众路线”的理论，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群众创造历史，党领导群众。
    如何理解这句话？
    首先，劳动群众一一而不是少数英雄、领袖一一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社会生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都是靠劳动群众的力量一一而不是靠少数“大人物”的力量一一而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上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少数“先进分子”去解放群众。
    第二，群众需要先锋队的领导。这是因为：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不可能一瞬间同时完成，而必然先从少数自觉分子逐步发展到多数自觉；群众不会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划分为先进与落后、比较有觉悟的积极分子和相对缺乏觉悟的消极分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马列毛主义不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而必然是由革命者去灌输给群众的；依靠自发的、分散的群众组织是无法形成战胜资产阶级的统一的战斗大军的，而必然要通过一个领导核心进行自觉的组织。先锋队正是群众中率先自觉者的组织，正是群众中先进的、有觉悟的积极分子的组织，正是自觉灌输马列毛主义的组织，正是自觉组织群众的领导核心。先锋队是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集中代表，正是通过先锋队的领导，才能完成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才能充分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潜力。
    由以上两点，决定了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必须建立和发展先锋队来作为群众的领导核心，但先锋队领导群众必须通过“群众路线”。也就是说先锋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一先锋队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由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先锋队必须集中群众的经验而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并通过发动和组织群众来贯彻正确路线；先锋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方式“领导”群众一一先锋队和群众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是命令与被命令的关系。先锋队对群众的领导只能通过先锋队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通过提出正确路线并争取多数群众支持来实现；先锋队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自身路线正确与否，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来与自身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防止自身的蜕变。
    先锋队和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实际上是“相互成就”的关系。群众本质上是历史的创造者、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群众却又往往表现为缺乏觉悟的、涣散的、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一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只有通过先锋队与群众的结合，通过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马列毛主义，通过先锋队领导群众斗争，才能完成群众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才能充分发挥出群众创造历史、改天换地的本质力量。而先锋队也只有通过与群众相结合，通过发动群众，通过长期参与和领导群众斗争，才能实现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才能接上地气、吐故纳新、走向成熟，才能提出并贯切符合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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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才能培养出能够具体带领群众前进的革命干部队伍，从而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获得能够夺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并且先锋队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捍卫自身的革命性，战胜自身的蜕变倾向。
    过分美化工人群众的先进性，从而迷信群众的自发斗争、否认先锋队的必要性；夸大工人群众的落后性，从而丧失对群众工作的信心、把先锋队变为脱离群众的小宗派一一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就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摇摆，而这也是初步接受马列毛主义但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影响的革命者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两种错误倾向，新一代革命者就必须自觉认识并实践"相互成就”的关系一一坚决地与群众相结合，在与群众的共同斗争中，相互成就、共同进步，最终
    一起成长为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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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从《青年斯大林》中能够学到些什么？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著作《青年斯大林》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尽管作者的世界观仍是资产阶级的，尽管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仍旧秉持资产阶级的庸见，尽管他迎合资本主义社会的低级趣味，在书中过多地渲染斯大林的“风流韵事”，但总的来说作者以相对客观的态度，搜罗了极其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搜集了大量苏联解体后才得以披露的原始档案材料以及斯大林的亲人、早年同志和朋友的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并以严谨的治学方法进行考证和整理，从而在书中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丰满的青年斯大林的形象。该书提供的资料充分证明了青年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革命者，是敢于和善于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发动工人斗争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从而有力驳斥了从西方资产阶级到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种种污蔑和贬低。
    读这本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斯大林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学到东西，学到俄国革命这一开天辟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如何走向胜利的经验。正是从青年斯大林的经历中，蕴藏着俄国革命胜利的秘密。在今天，在十月革命100年后的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其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陷入巨大的危机、动荡、分化之中的今天，在全世界人民痛苦万分、却又苦无出路的今天，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要向青年斯大林学习。
    一、两类革命者
    俄国革命中，存在着两类典型的革命者。一类革命者，在革命的准备期，主要从事的是宣传和理论工作。他们往往很早就流亡国外，过着流亡生活，通过在革命报刊上撰稿、撰写小册子以及与国内革命组织的通信联系来参与革命工作。而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革命者中的杰出者，从国外回到国内，却又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通过自身出色的演说能力和在公众舞台上的表现力，形成强大的感召力，成为群众拥戴的明星型领袖，从而大放异彩，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托洛茨基正是这类革命者的代表。
    另一类革命者，在革命的准备期，始终在国内开展艰苦的地下斗争，主要从事的是实际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他们在沙俄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中，筚路蓝缕、艰难前行，一点一点地建立革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他们往往历经多次逮捕、监禁、审判、流放，与沙俄秘密警察进行了多年的斗智斗勇，从事种种“非法”勾当。青年斯大林正是这类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自投身革命以来，基本都是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从格鲁吉亚、巴库的阶级斗争最前线，到走向全俄舞台主编真理报、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参选杜马，斯大林始终在与沙俄国家机器的直接对抗中从事着革命的群众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斗争中，他9次被逮捕，共被流放6次。然而却百折不回、坚韧顽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敢于和善于斗争。
    两类革命者，哪类更重要？诚然，两类革命者在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作用的重要性还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一场革命，有其“高光”的时刻一一即革命的高潮时期、决战时期。这一时期，风起云涌、激烈紧张，各方势力斗争达到白热化、倾尽全力“表演”，上演着格外生动、精彩、壮阔的历史戏剧。前面所说的第一类革命者，往往能在这一“高光"时刻吸引很多的灯光”，成为历史戏剧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公众舞台上强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起到重要的动员群众的作用。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才能，也能在公开的舞台上获得最充分的发挥。
    然而一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必然有漫长的准备期。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者必须在统治阶级的相对稳固的反动统治下，通过危险、艰苦、细致，甚至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一点一谪地积累革命的力量。这类主要从事地下的、一线的、默默无闻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革命者，也许在公开舞台上没有那么光彩夺人，在革命高潮期光芒会被前一类革命者所掩盖。但他们却是与群众有着紧密联系、最“接地气”、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革命者。正是这样的革命者才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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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只要有站在顶端的、在革命高潮时刻能够大放异彩的明星型领袖人物，就能争取亿万群众支持、推翻统治阶级的。现实历史并不是偶像剧，绝不会这样“神展开”。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成为群众的领导力量，从而能够把亿万群众组织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能够指挥革命大军合理配置兵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砸碎旧国家机器。
    而这样的党，必须要与劳动群众结成紧密的联系，在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人脉”。只有在革命的准备期，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与群众休戚与共，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和骨干，为群众所信赖和依靠，群众才能在革命高潮期广泛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这样的党，还必须有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要有一大批与群众有着深厚联系，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经验，有理论素养和政治能力的干部。这样，才能在革命高潮期有去实际领导群众的指挥员，有从统治阶级手中接管国家的人才基础。
    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个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成熟的干部队伍一一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力量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力量基础，即使出现革命高潮，也不能转化为革命胜利。而这一力量基础都必须依靠在革命准备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第二类革命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革命胜利的奠基者，是建造无产阶级革命大厦的工程师。第一类革命者的活动，正是建立在第二类革命者的工作的基础上的。没有第二类革命者奠定的基础，第一类革命者就绝无活动的舞台。
    而列宁，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深刻地认识到两类革命者不同的作用，能够正确处理两类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列宁本人虽然在沙皇迫害下，很早就流亡国外，但并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宣传、理论工作上，而是始终高度重视革命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组织严密的，在俄国境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革命党。列宁也不把流亡者们作为革命的主要骨干，而是高度重视和信任斯大林为代表的主要在国内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者，依靠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这是一条正确的组织和干部路线。而在革命的高潮期，列宁也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拥护革命的明星型领导人以充分发挥的舞台，充分运用其能力来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必须向青年斯大林学习，坚韧地投入到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去。只有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处理好两类革命者的关系一一关键是要以第二类革命者为骨干，在革命准备期建立群众基础和干部队伍一一才能奠定革命胜利的基础。
    二、到群众中去
    从《青年斯大林》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早年革命生涯正是以“到群众中去”为主干的。他正是一个扎根于劳动群众，在与工人群众的共同斗争中，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杰出革命者。（以下斯大林从事群众工作的材料均来自《青年斯大林》一书）。
    斯大林被神学院开除，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最初时光，就投身于组织和发动第比利斯铁路工人的斗争中他从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的秘密小团体开始，出色地进行了群众工作。他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命运？“斯大林用这些问题启发着工人群众的觉悟。工人们都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在1900年5月1日，斯大林就精心组织了一次大型地下工人集会，在集会中斯大林进行了罢工的鼓动，并在与改良主义者的辩论中争取到了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并由此发动了第比利斯铁路工人和鞋厂工人的罢工。在1901年五一节前夕，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示威在哥萨克骑兵的镇压下仍取得了大成功，严重打击了帝俄当局的气焰。
    这之后，他又来到了重要的石油生产城市巴统开展群众工作。他很快就打开局面，发动了巴统石油工人的大规模斗争。他首先找到当地的先进工人，通过细致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很快就争取到了他们的信任。随后以他们为骨干发动更多工人，召开众多小规模的秘密会议，以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他要求与会的所有人：回去你们的工厂，再招募4个人，并把会议的精神通知他们”")。在他周围集结了当地工人阶级中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与当地改良主义者开展了斗争，争取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他自己随后还在当地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炼油厂仓库中打工，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利用一次火灾事故处理的不公，斯大林抓住机会发动了巴统石油工人的大罢工。他通过地下印刷所印刷大量传单来提出工人的诉求、动员工人。最终争取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当地石油产业的主要拥有者，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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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就是创立诺贝尔奖者的家族)的重大让步（提升工人工资30%），使工人群众得到了实惠。然而资本家却在不得不让步后，又对罢工骨干分子展开了报复，一是勾结当地军政机关对革命者展开搜捕，二是一下子开除389名罢工积极分子。斯大林领导工人群众坚持斗争，发动了抗议罢工。在军警逮捕若干罢工领导者后，斯大林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示威发展成冲击监狱的暴动，沙俄军警开枪镇压，斯大林站在游行队伍中直面枪林弹雨，毫不退缩，积极救人并组织工人群众撤退。巴统大屠杀震撼了全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当地群众也坚持斗争。斯大林继续领导巴统群众的斗争，通过地下印刷所鼓动、指挥着全城的工人群众。在他发动和领导下，巴统工人不惧敌人的镇压，组织了7000人参加的烈士的盛大葬礼。斯大林对巴统工人运动的领导，直到他于1902年4月5日被捕才被迫终止。
    当斯大林从第一次流放地逃脱后，又投身到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工人运动中。他主办了地下工人报纸“无产阶级斗争”，并到格鲁吉亚西部地区和巴库发动工人斗争。不久，随着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事件，1905年革命开始了。斯大林在革命的风暴中与群众战斗在一起，成为高加索地区革命工人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1905年革命初起的时候，高加索地区在统治阶级的煽动和纵容下，掀起了民族仇杀。斯大林大力开展了反对民族仇杀、团结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对敌的斗争。斯大林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工人战斗队，积极制止民族仇杀；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群众游行、并广泛散发传单，揭露统治阶级煽动民族仇杀的阴谋，号召各族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沙皇统治。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成功制止了民族仇杀的进一步发展，使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统治阶级。
    随后，斯大林又来到格鲁吉亚西部地区组织工人武装，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在那里，斯大林与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与他们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辩论，为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到了大批群众，特别是受到压迫最为深重的工人阶级群众。比如奇阿图拉一一俄国最大的锰矿，当地矿工受着最为严酷的压榨：“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斯大林依靠扎实的群众工作，依靠平实、简洁、“接地气"的演说，赢得了奇阿图拉矿工的心，使奇阿图拉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
    斯大林以奇阿图拉矿工为骨干，组建了工人武装，震慑资本家、袭击沙俄警察与军队，一度控制了整个格鲁吉亚西部。斯大林又领导工人武装斗争向全高加索地区发展，使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武装成为了高加索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斯大林向列宁汇报说：“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9000-10000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
    在1905年革命的最高潮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工人武装结成联盟，一度使沙皇总督及军警龟缩在少数据点中，武装工人基本控制了第比利斯城和几乎整个高加索地区
    面对革命高潮，沙皇政府一方面宣言召开杜马以示怀柔，另一方面又调集大军对工人武装最活跃的地区大肆围剿。沙皇命令哥萨克大军进军高加索，进攻工人武装，镇压革命运动。在大军镇压下，工人武装受到严重损失，沙皇军队夺回了第比利斯、巴库、巴统和格鲁吉亚西部。此时斯大林正在芬兰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列宁。从芬兰回来后，斯大林立刻投入组织群众撤退，保存革命力量的斗争。他组织了精锐的工人战斗队，对反革命势力进行游击战，以遏制反革命嚣张气焰，掩护群众和革命者，
    这之后的几年中斯大林一边领导战斗队开展城市游击战（清除反革命头目和叛徒，以及受列宁委托组织了多起“剥夺”行动为布尔什维克党筹款一一斯大林成为当时布党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一边在巴库再次开展对石油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
    在巴库，他又一次战胜了孟什维克改良主义。他依靠坚定的革命立场、坚决的革命斗争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巴库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党手中。他组建了地下印刷所，发行了地下工人报纸。他推动了多次群众抗议行动，并着力于发动工人群众中最受压迫的群体。他和他的同志们积极去做那些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工作（而孟什维克之流知识分子“革命者"却往往势利地不愿去接触这些工人)，使这些穆斯林工人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定拥护者。斯大林总结了巴库党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以工厂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坚强的地下党组织并通过地下报纸动员团结工人群众的力量，从而在革命低潮期使党重新获得力量实现复兴的经验，向全党提出了“巴库倡议”（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在国内建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创办立足于国内的全国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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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倡议被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所采纳。在经历了数次逮捕和流放后，斯大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来到了圣彼得堡，着手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性报纸《真理报》，成为《真理报》的第一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后他还负责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杜马选举一一斯大林成为了布党在俄国国内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913年因被叛徒出卖而再次被逮捕流放。在经历近四年的流放后，随着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又回到了首都，再次成为了真理报主编，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作为党务和宣传工作的实际组织者而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发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绝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污蔑的那样“无足轻重”)。
    以上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从事群众工作的主要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前，贯穿斯大林近20年革命生涯中的一条主线，正是“到群众中去”，正是在工人群众中的群众工作。他从组织地下社会主义工人小组开始，到组织跨厂工人运动、全城工人运动、全国工人运动，从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到开展政治示威、到建立工人武装、发动工人起义、建立工人
    政权，他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群众工作的完整链条，由此成长为杰出的无产阶级群众领袖。而正是有
    一批像斯大林这样的与无产阶级群众有着紧密联系、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群众领袖，才为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结斯大林的群众工作实践，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学习、借鉴。
    1、以工人群众工作为中心
    青年斯大林的革命工作正是以工人群众工作为中心的。他没有局限于在学校中搞学生社团，没有致力于“发展革命知识分子”，没有去”占领文化阵地”，没有以搞一个左派小圈子而满足，没有仅仅在书斋中从事“理论斗争”，没有仅仅搞“媒体宣传”，没有在资产阶级改良组织中浪费时间，也没有做一个“工运观察家”，而是直接到工人群众中去，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工运，对工人群众直接进行革命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这正是青年斯大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突出优点。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工人群众工作为中心，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俄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势的科学认识上。当时俄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于大工厂中、又深受压迫，有很强的战斗性和远超其人口比重的巨大社会能量，因此工人阶级正是俄国革命的先锋队和重要的主力军。所以，只有以工人群众工作为中心，只有把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投身到发动工人群众中去，只有发掘、培养、组织千百万革命工人，使最广大工人群众站在革命的大旗下，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基础。可以说，是否以工人群众工作为中心，正是当时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主要分别。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要抓住革命的主要动力，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革命主力军的群众工作。一切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一工作，而不能没有中心，把力量浪费在不重要的工作中。尤其要警惕机会主义的“多元社运"策略。
    2、坚持与改良主义做斗争
    纵观斯大林群众工作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始终坚持与改良主义作斗争，而这也是他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方式。工人群众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是会受到社会各阶级意识的影响。其中，尤其以反映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影响最大。因为改良主义是以帮助工人“维权"的面目出现的，容易赢得工人群众好感，从而迷惑工人群众。而开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就必须直面与改良主义做斗争的问题。斯大林是如何与改良主义作斗争的呢？他不是靠花言巧语、也不是靠阴谋诡计，而靠的是堂堂正正的辩论，靠的是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和细致发动，靠的是能够用工人群众的语言把他们的心里话、把他们所受的压迫、所要争取的解放说出来，靠的是领导工人斗争取得胜利一一一句话，靠的是能够使工人群众认识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根本上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列毛主义者，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改良主义则是出卖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革命者与改良主义作斗争，就是要靠堂堂正正的举起革命的大旗，启发工人群众反抗和斗争的觉悟（而这本身就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每天受到的剥削压迫而蕴藏在他们心中)，揭露改良主义的叛卖，领导他们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他们看到革命的前途。而工人群众一旦觉悟到了自身的根本利益，看到革命的希望，就一定会站到革命的大旗下，忠实地追随革命者。因此要开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就必须坚持与改良主义作斗争，通过战胜改良主义来启发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拥护，从而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夺取到革命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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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在开展革命群众工作时始终坚持与改良主义作斗争，通过战胜改良主义来打开群众工作的局面，争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3、以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突破口
    斯大林群众工作的起点和他成长的主要舞台，是高加索地区。而高加索地区是沙俄的“边区”，相比沙俄的中心城市和腹地，那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也更加混乱，沙皇的统治机构相对无能，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更错综复杂，群众痛苦也更深重、反抗精神也更强烈一一高加索地区正是沙俄统治的“薄弱环节”。而这就为革命群众工作的开展创造了绝佳的空间和舞台。而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空间和舞台，使得高加索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培养出了一大批先进工人和革命者。而在革命低潮期，在巴库又能实现党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率先复兴，形成工人阶级的相对优势。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善于找到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到那里去开展群众工作，将其作为突破口。从而在总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现局部的我强敌弱。以此逐步发展，最终实现力量对比的逆转。
    4、重视发动工人阶级中被压迫最深重的群体
    在斯大林的群众工作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并且善于发动工人阶级中被压迫最深重的群体比如发动奇阿图拉的“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的锰矿工人，使奇阿图拉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锰矿工人成为1905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的骨干；比如在巴库发动被压在最底层的穆斯林工人，使穆斯林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最忠实拥护者。
    工人阶级内部也是分群体、分阶层的。是存在相对来说受到更深重压迫、更残酷剥削的群体的。比如许多女性工人、青年工人，移民工人、外来工人，各种少数身份的工人（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少数性取向等)，没有“编制"或没有被纳入改良主义工会的各种临时工、外包工、派遣工，在某些特别残酷的血汗企业中工作的工人，等等。这些被压迫最深重的工人阶级群体，就好像干柴一样，最容易被革命的烈火点燃。革命派的主张最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他们也最容易成为革命派的忠实拥护者，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骨干。而要发动他们，就需要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融入他们，与他们紧密联系，用简洁、平实、通俗的语言鼓动他们，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而不能居高临下、蜻蜓点水，不能因各种困难而退缩。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重视并善于发动工人阶级中被压迫最深重的群体，而决不能像势利的孟什维克知识分子革命者"之流，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嫌贫爱富”。
    5、充分发挥地下印刷所、地下工人报纸的作用
    斯大林非常重视建立地下印刷所、创办地下工人报纸的工作。在他的群众工作生涯中，有许多工作是围绕地下印刷所、地下工人报纸开展的。他充分发挥这二者的作用，使它们成为对工人群众的工业化发动工具。通过地下印刷所的传单和地下工人报纸，传播党的主张、做出斗争的指示、发出行动的号召。
    地下印刷所和地下工人报纸，实际上就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针对群众的工业化宣传发动工具。斯大林重视并充分发挥地下印刷所和地下工人报纸的作用，绝不是把它们作为一般的媒体来使用，而是与群众工作紧密相联系的，是直接到达群众，直接进行革命鼓动、发出指示和号召，直接为群众当前斗争提供服务的。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找到现有技术条件下，最适合的工业化的群众宣传发动工具。充分利用这样的工具，使其与群众工作紧密联系、为群众斗争服务。
    6、利用本乡本土的优势
    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斯大林主要是在自己的家乡一一高加索地区进行革命群众工作的。斯大林作为高加索地区“本乡本土”人士，有着较为丰富的人脉”、社会资源，能被革命群众工作所利用，能为革命者提供掩护。而斯大林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为其革命群众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充分利用本乡本土人士的优势，利用在本乡本土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来为革命群众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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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下斗争
    青年斯大林的革命斗争，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地下斗争，斯大林正是一位地下斗争的大师。什么是地下斗争呢？地下斗争不是指地下情报人员的谍战神剧，也不是少数死士的密谋行动。地下斗争就是指斗争突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不受统治阶级的“法制"所约束，不是统治阶级所能容许的对现有体制的修补与改良，而是根本不承认现有体制，建立全新的体制去破坏、取代旧体制。也就是说，突破旧阶级的专政，建立新阶级的独立力量，成为新阶级专政的雏形、萌芽，最终发展壮大、取代旧阶级专政。地下斗争，就是新阶级的独立力量、新阶级专政的雏形从旧社会的地下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把“世界颠倒过来”，取代旧阶级专政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萌芽，最终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无产阶级专政之雏形的产生及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说是必然不能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容许的，是必然要破坏资产阶级统治之“合法”秩序的，因此必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地下斗争
    而如果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公开”、“合法"的斗争，那这样的斗争只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是资产阶级可以容许的改良主义斗争，是向资产阶级争取涨点工资、多点话语权的斗争，是劳资协商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劳资矛盾的一种日常活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决不会带来无产阶级革命。
    以青年斯大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是以地下斗争为基本斗争方式的，正是在地下斗争中奠定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从建立秘密工人革命小组开始，到建立地下工人联合斗争网络、地下工人代表机构，到建立工人武装、工人政权；从发动工人罢工，到发动工人起义、开展革命战争，无不是突破沙俄当局的“法制”，在沙俄国家的合法秩序之外发展起来的。他们所发展的革命力量，都是“地下"的，从而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而不屈从于统治阶级的任何影响。
    地下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组织工人群众，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就是用这种革命力量削弱、破坏、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一一句话，就是发动群众“夺权”。在地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就是像斯大林这样，与群众有着紧密联系、有着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革命者。而若只开展“公开”、“合法”斗争，那其主要内容就是约束工人群众、防止“过激”，就是开展劳资谈判，就是参加竞选，就是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维权”、在资产阶级统治前提下争取话语权。在”公开”、“合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只能是劳资“中介”、工会及政党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地下斗争和“"公开合法”斗争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通往截然相反的方向。
    当然，开展地下斗争并不是说不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相反，凡是有这样机会的地方，都是应该充分利用的。就像青年斯大林，在巴库也曾利用过”公开”、“合法”的工人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也曾组织过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杜马选举。关键在于两者的关系。是把”公开”、“合法"的机会作为地下斗争的掩护补充，来为地下斗争服务呢，还是相反？也就是说，是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来发展地下斗争的力量(也即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呢，还是以发展”公开”、"合法”力量（也即资产阶级所容许的、作为资产阶级统治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力量)为根本目的。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以地下斗争为基本斗争方式（同时不放弃利用“公开合法”机会为地下斗争服务)，发展不被资产阶级“”合法"秩序所限制的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来削弱、破坏并最终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
    地下斗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就是“反特”斗争的问题。既然地下斗争是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斗争，那么统治阶级就必然动用国家机器予以镇压。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派遣特务或收买“内鬼”，在革命力量中安插鼹鼠”。
    沙俄国家有着全世界最早、最庞大的秘密警察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党就曾大肆采取这种手段，为布党造成了许多困难和损失。青年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就有着丰富的“反特”斗争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教训。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就非常重视“反特”斗争。他领导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积极清除特务和奸细，通过派遣"反间”、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发动群众和革命同志检举、组织革命法庭审查等方式来揭露特务、纯洁革命组织，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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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历史的结果看，青年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反特”斗争，不是完全成功的。《青年斯大林》一书中提供了这样的材料：根据革命后缴获的沙俄秘密警察的档案来看，当时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所领导揭露的特务，有一些是搞错了，而有一些打入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始终没有被揭露。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在十月革命前的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委成员很少，就是布党的领导核心）中，至少混进了一名特务（马林诺夫斯基），斯大林也是因这个奸细出卖而在1913年被捕的。对这个特务，党却始终没有发觉，最后是沙俄官方因其杜马议员的身份而自己公布的。反特斗争中所曾经面临的严峻局面，正是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高度重视“肃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一个诱因。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即便沙俄国家的特务手段很高超，布党始终面临被严重渗透的局面，但这并没有最终阻档沙俄国家的倒台、革命的胜利。同样，即便斯大林高度重视“肃反”工作，也不能避免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不能避免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篡权。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决定历史进程和革命成败的，绝不是特务手段，而是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阶级斗争的大势。
    因此，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充分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反特斗争。既要重视这一斗争、采取必要措施，又不能草木皆兵、过分夸大，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分裂和混乱。在反特斗争中，要重证据，要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化。要认识到：只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只要充分发动群众，特务就决不能击败革命。在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任何特务手段都是无用的。而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更不能认为“间谍”、"特务”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不能把“肃反”斗争扩大化。而必须认识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新生资产阶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对付他们只能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一一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不能依靠少数专政机关抓特务”。
    四、独立思考的战士
    青年斯大林还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卓有成效地从事群众工作、地下斗争的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战士。他武能发动群众、组织罢工、建立工人武装、指挥革命战争，文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撰写文章，主编并主笔地下工人报纸，而且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斯大林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革命，就必然要求革命者不能只是盲目苦干的莽夫，而必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的素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能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判断革命形势、判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一一也就是说，必须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从而真正自觉的战士。
    斯大林作为独立思考的战士的一个关键表现，就是他从来不是盲目服从上级、服从领袖的"驯服工具”。相反，他总是对革命形势、革命路线、革命策略等重要问题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当他的见解与上级、与领袖不符时，他也不是简单放弃，而总是会与上级和领袖开展辩论、据理力争，当上级和领袖能够说服自己时，他就会欣然接受、坚决执行；而若上级与领袖不能说服自己，那他就会保留意见，并坚持反对（在党的纪律允许的范围内）。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就是这样。斯大林虽然很早就衷心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拥护列宁的领袖地位，但他对列宁绝不盲目服从。相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曾经和列宁有分歧。就比如在党的土地纲领问题上，在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上，在参加杜马选举问题上，在1905年后革命低潮期党如何恢复问题上，在二月革命后党的策略问题上，等等。而斯大林也不隐瞒这样的分歧，不违心地服从列宁，而总是公开地提出，与列宁进行辩论。若列宁能够说服自己，他就能够欣然接受，坚决拥护列宁的主张。否则，他也会坚持反对，向全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投下列宁的反对票。在他与列宁的分歧中，有许多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
    一般也总是能被列宁说服；有一些是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各有一定道理；有一些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能够容忍作为下级的斯大林唱反调，特别是往往能够采纳斯大林的正确观点，丝毫不因他“与中央不一致”就打压他，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应有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况在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是个别的，而是党内惯例。正是党内鼓励独立思考、容许基层和下级唱反调的民主气氛和民主体制，保证了党始终充满活力，是党能够战胜各色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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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路线，要求建立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记录，要求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党内体制。但这决不能理解为是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奴隶主义。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就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上级和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如果上级和中央的领导是错误的，是危害革命的，那么下级、全党就应该坚决反对，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首先应该是在党的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一一如党的会议和刊物上的辩论，发起党内投票等)来促使上级或中央改正错误。而如果上级或中央已经彻底被机会主义分子所篡夺、不给予下级和全党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反而予以打压、迫害，那就应该彻底造反和决裂。
    上一波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挫败的关键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是党的领导机构被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篡夺了权力。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大威胁不是别的，就是党的领导层的蜕变。所以，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民主集中制决不能理解为“谁在中央拥护谁"的盲从主义。这就要求必须要把全体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一最关键的就是独立判断上级路线正确与否的能力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就要求鼓励基层和下级监督上级和中央，要给与基层和下级对上级和中央实施审查、开展批评、否决决策、发动改组的民主权利。因为基层和下级与群众联系更紧密、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少，因此只有依靠基层和下级党组织的监督，才能有效防止上级和中央被机会主义篡夺。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智勇兼备的战士。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实践相结合，要对革命形势、革命路线、革命策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要敢于向上级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与上级进行辩论，要在革命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错误路线要坚决反对。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传统，建立容许并鼓励基层和下级批评监督上级和中央、有利于革命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党内民主体制。
    五、简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
    最后，再谈谈斯大林的历史功过问题。
    总结青年斯大林的革命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是经过考验的群众领袖、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是具有实践经验、政治能力和理论素养的革命干部一一一句话，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因此他在十月革命后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领袖，并最后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不是偶然的。而正因为他恰恰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主体一一他们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地下斗争，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一一之典型的、杰出的代表。斯大林正是列宁之后，能够代表和领导这个革命者集团的领袖。
    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艰难曲折的历程，也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是在
    一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并且其群众力量在三年残酷内战中消耗殆尽的农业国中建立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得不依赖经受过考验的、当时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及长远利益的革命者集团来掌握权力。而这样就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就不得不保留浓厚的资产阶级法权、保留官僚特权（因为没有群众力量来取代少数干部）。而斯大林正是依靠并领导这个革命者/干部集团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战胜了法西斯，推动了世界革命一一这是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这也是青年斯大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然，这其中有着许多曲折和失误。有些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有些是可以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比如领导作风中的粗暴，过于迷信“肃反”斗争等)，还有些侧是前述两种因素的交织。而最关键的错误，就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个经过革命考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打败了法西斯的革命者引干部集团，在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的腐蚀下，其中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若不能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干部集团就必然整体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去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而要战胜他们，用专政机关“肃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靠少数官僚机构是不可能解决一个阶级的。只有发动工人阶级的群众力量去清洗、监督、改造干部集团，去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一一一句话，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战胜新生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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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这一错误，有他个人的因素（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因素，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对肃反机关的迷信等)，但更多是历史的局限。因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世界无产阶级都缺乏经验。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开展继续革命的自觉实践，只能是留给毛主席完成的任务。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科学地评价斯大林，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笔历史遗产。要学习斯大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经验和优良品质。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既要反对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污蔑，反对托洛茨基派无视历史条件、“戴着白手套革命”（就是无视革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要求革命不存在任何“曲折迂回”、任何“肮脏”与”黑暗)从而否定斯大林，反对修正主义夸大斯大林时代的黑暗面而无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一反对种种根本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学习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秀经验；又要认识到斯大林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斯大林体制"（权力集中在干部集团手中，保留浓厚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官僚体系特别发达，没有群众民主，没有自觉的继续革命运动)的严重历史局限性，吸取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关键是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自觉运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大限度地发动工人阶级群众的力量来直接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来监督并改造干部集团、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用群众民主来最大限度地取代官僚体系，用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来战胜新生资产阶级、改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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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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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九七六年九月·上海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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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册)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
    这一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一个特定时刻特定地点诞生的：1976年9月，上海。众所周知，这
    一年下个月即将发生什么。编写小组称之为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随后革命者身陷囹圄，反革命派粉墨登场。复辟了！毛主席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四十多年过去了，马列毛主义者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翼分子重新发掘了这部著作，我们有责任使得这部著作广泛传播开来。严格来说这就是一次“为往圣继绝学"式的“文艺复兴”。毛主席在那封著名的信里说过：“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侧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首先，有破必有立，这部著作就花功夫在“立”上。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15和《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一一复避与反复避的理论依据》14里分析梳理过整个“"破的过程，这部著作可以深化我们对于"立"的理解。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领导写信，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有时间，还可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组织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是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由来。今天我们仍要下一番这样的功夫。
    其次，这部著作把中修与苏修在理论上的沿袭，分析得十分透彻。中修有哪些东西是抄袭自苏修，梳理地特别仔细。很多细节是上一代革命者为我们留下的详细线索。比如埋藏在联共（布）党内的走资派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著书立说，说什么当时苏联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沃兹涅先斯基宣扬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他说：“苏联无产阶级通过提高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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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来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是为了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这一矛盾，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英勇奋斗的内容。“当阶级和阶级对立消失以后，这一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由社会主义工作者团体把生产发展到空前的速度来加以解决。"再看邓修还有其徒子徒孙摇唇鼓舌，是不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再次这部著作充满了理论的魅力。上一代革命者在文革演习中得出的结论，与我们这一代在实际复辟历
    史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在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他们同样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关系一样，是一个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要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
    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而在分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产生时，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句话：“主人不是通过获得奴隶，而是通过使用奴隶，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马克思接着说：资本家也不是“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自己是资本家。马克思的话明确告诉我们，判断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是看生产资料在名义上掌握在谁的手里，而要看所有制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动。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如果工人只能接受“一长制“的统治，只能单纯作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和消费，只能默默地接受商品关系的统治（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根本无权过问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那末，这就标志着，一个在生产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出现了。
    最后，让我们用春桥同志的一封家书来结束我们的导言吧：“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一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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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论特久战》的光辉思想指引着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
    8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发展到巅峰，侵略军疯狂进攻、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向敌后发展不久，仍旧是弱小的。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通过《论持久战》这篇光辉的著作，预见到了抗日战净发展的全过程，预言了在持久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由盛转衰、人民武装必然由弱变强、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指出了持久战中人民武装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的一个杰出证明，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座伟大丰碑！
    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潮，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面临的都是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似乎是那么强大、那么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形势下，《论持久战》的伟大意义就更加凸显。可以说，《论持久战》正是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由弱变强、最终取得胜利的普遍规律。当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必须自觉运用《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通过“持久战”、通过运用毛主席所指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来实现发展自己、削弱敌人，实现“由弱变强”，最终扭转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最后胜利。
    本文正是笔者学习《论持久战》的札记，希望能为同志们提供启发，能有助于同志们更好领会并运用《论持久战》中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普遍规律
    一、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的开始，就首先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决定战净全过程的几大基本矛盾，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
    毛主席指出日本方面的四个基本特点是：“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净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净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净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而中国方面的四个特点是：“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的战净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净的正义性。“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净，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净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毛主席指出：“这些，就是中日战净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正是通过把握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毛主席做出了“持久战"的科学结论、预见了抗日战净发展的全过程、指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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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马列毛主义者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方法，要对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有客观的、全面的、透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的路线及策略，
    而且，舍掉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其实毛主席对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的分析是有普遍意义的，可以说毛主席的分析已经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首先，革命对象一一反动统治阶级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它是强大的。它占有着主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政权、军权、财权、法权，控制着宣传、舆论、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有着强大的经济力、组织力、军事力、影响力；第二，它是反动、反人民的。它剥削、压迫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阻碍着劳动者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统治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拉，必然引起劳动人民不断的、愈演愈烈的反抗；第三，它的力量又是有限的。从人数对比上来说，反动统治阶级始终只是
    一小撮，而被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反动统治阶级只能依靠收买、欺骗及粗暴野蛮的“纪律“来维持“强大"的镇压力量。而且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反人民性，也必然导致其统治是越来越腐朽的，内部必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腐化堕落、离心离德、矛盾重重，从而严重削弱它的力量。第四，它是失道寡助的。尽管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存在相互勾结的一面，但同时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超额利润和世界霸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也由此造成了附属国统治阶级之间及内部的斗争。而这就会削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为革命力量创造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没有任何道义优势，决不能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而会遭到全世界人民、全世界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反对。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对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打击、使其陷于包围中一一第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可能性。尽管目前世界人民的力量还是弱小的，但随着世界革命的复兴，必然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再次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中，
    而革命力量的基本特点是：第一，革命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于统治阶级的力量，将是弱小的除了革命的高潮时期、决战时期，革命力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掌握政权、军权、财权、法权，不控制上层建筑各领域（或者在持久的人民战净中，革命力量虽能在根据地掌权，但仍在长时期内相对于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不具有全国性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力、组织力、军事力、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统治阶级。革命力量的群众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下，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是缺乏组织、缺乏觉悟的，从而总体上会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的状态。使得革命力量所动员的群众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处于“"少数"的地位。第二，革命力量是进步的、正义的，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正因为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着广大劳动人民、阻碍着历史的前进，所以劳动群众和革命者造反有理！也必然引起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抗。而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力量正是造反的先锋队。革命力量有着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武器，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
    一边，依靠并发动劳动群众；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结构，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能够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战术，能够有效地动员、组织广大劳动群众，把劳动群众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形成改天换地的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历史，造就了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一进步的、正义的核心。在这一核心中，孕育着由其进步性、正义性及科学性所决定的，能够发展壮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反动统治阶级的必然性。第三、革命力量的潜力是无穷的。正因为反动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对立，因此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力量就具有无穷的潜力。占人口绝大多数、实际从事生产劳动、一线工作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劳动人民，都是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可以动员的力量。只要革命力量有着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劳动人民就能为革命力量提供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质支援。而统治阶级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生产和一切具体工作，而只能依靠欺骗、收买和强制来动员力量，这样的力量和劳动人民自觉提供的力量相比，必然是不能匹敌的，从根本的前途上来说是必然要被压倒和消灭的。第四，革命力量是得道多助的。革命力量的进步性、正义性，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同情。全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的一切反抗斗争都是对革命力量的有力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内部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因此能够紧密地联合起来，成为改变世界的战斗大军。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占人类的绝大多数，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反动统治阶级就要陷于灭顶之灾！此外反动统治阶级由其本性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内部的倾轧、斗争，包括各国统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夺、争霸，都会给革命力量提供可以利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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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起来，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敌强我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强于革命力量；二是敌衰我兴，反动统治阶级由其根本性质决定是有着若干重大弱点的，这些弱点决定其必然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而革命力量也由其根本性质决定有着若干重大的优点，这些优点决定其必然走向兴盛、走向胜利。
    正像毛主席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来得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一样，我们必须根据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来制定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
    也就是说，必须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用最适宜的办法，充分地发挥革命力量的优点、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弱点，使革命力量的优点从隐到显、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形成伟大的现实力量：使反动统治阶级的弱点逐步发展，削弱其力量、吞噬其“强大”一一从而实现“敌衰我兴”，逐步扭转力量对比、把敌强我弱变为我强敌弱，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而所有离开上述基本特点的路线和战略战术，都必然把革命引向挫折、引向失败。
    凡是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没有以此为前提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必然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盲动主
    义。
    凡是只认识到敌强我弱”、而没有认识到敌衰我兴"的，没有根据敌衰我兴"来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必然导致右倾投降主义、改良主义。
    只有全面考虑“敌强我弱”、“敌衰我兴"这两个基本特点，根据这两个基本特点来制定路线和战略战术，才可能避免“左”、右倾的错误。
    也正是由“敌强我弱”、“敌衰我兴"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抗日战净一样，必定是持久战。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只是革命高潮时期的暴风骤雨、狂飙突进，而必然要经过漫长的、在曲折中前进的革命准备期。正是因为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一开始非常悬殊，敌虽有重大弱点，但一时之间仍旧未充分发展、暴露，不能改变敌之“强”，而我虽有重大优点，一时之间也无法充分发挥，不能改变我之“弱”，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一战而胜。决不能指望统治阶级一朝自己崩溃、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早上自动取得胜利。而只有通过持久战，通过逐步将我之优点发挥出来，积累壮大革命力量，通过利用并推动敌之弱点的发展，以削弱敌之力量，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我长敌消"的量变。只有通过长时间“量变"的积累，才能最终迎来“质变的飞跃！没有布尔什维克党近20年的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建立和发展革命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发动、组织、领导革命群众运动)，没有通过这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所奠定的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就设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更是典型的“持久战”，通过20多年持久的人民战争才得以扭转力量对比、最终战胜敌人。
    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是持久战，反对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革命准备工作，指望短期内就能与敌人决战、或者指望少数人的冒险行动、或者指望革命奇迹（一夜之间劳动群众就能大规模自发动员起来实现革命)，实质上就是没有认清敌强我弱”这一革命的基本特点，从而沦为机会主义。
    而只看到因敌强我弱而导致的“持久"的一面，而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能够“战而胜之"的前途，从而只从事琐碎改良的工作，而不真正从事革命的准备工作、不向群众灌输革命的思想、不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敢与敌人开展斗争，实质上就是没有认清“敌衰我兴"这一革命的基本特点。没有认识到我之优点和敌之弱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可以领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个局部的胜利来积累力量、削弱敌人，实现力量对比的量变的，是可以通过这种量变的积累最终迎来质变的。这也必然沦为机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在革命力量的优点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一一因此是取得持久战的胜利的关键。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净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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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在这里，正是论述了革命力量战胜反动力量的关键
    在前文所述的革命力量与革命对象之间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中，哪一点是最根本的？或者说哪一点是革命力量最根本的优点，同时也是革命对象最根本的弱点？
    那就是两者与劳动群众之截然不同的关系。革命力量的人民性一一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革命力量的最根本优点，是产生出革命力量其他优点的基础，也是决定革命力量之“兴”的根本原因；革命对象的反人民性一一反动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对立，这就是革命对象的最根本弱点，是
    产生出革命对象其他弱点的基础，也是决定革命对象之“衰”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认识并应用革命的基本规律，从而自觉推动革命进程，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并运用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的这一基本矛盾。也就是说关键就在于实现“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一发扬革命力量之“人民性"的优点，利用革命对象“反人民性”之缺点，这是实现敌衰我兴、改变敌强我弱的最根本的一环。
    正是因为革命力量的人民性，决定了革命力量具有团结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潜力，而这种潜力一旦变为现实力量，就能在力量对比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就必然能够战胜反动统治阶级、取得革命胜利；而正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人民性，使得他们从根本上只是孤立的一小撮。一旦劳动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他们就必然陷于人民之汪洋大海的包围中而灭亡。这就是敌衰我兴的根本原因。
    而之所以存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局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劳动群众暂时的不觉悟、无组织，就在于革命力量尚未能团结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使得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大于劳动群众的自觉力量，从而使反动统治阶级能够以自觉的、有组织的少数去统治自在的、分散的多数。
    所以革命的持久战中，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就是把不觉悟的、无组织的劳动群众转变为有革命觉悟的、有组织的自觉力量，这是革命的胜利之本，是实现敌衰我兴、扭转敌强我弱的根本途径。
    而劳动群众的具体特点，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因此，革命者必须研究当前革命中劳动群众的特殊性，以此来制定正确的群众工作的路线。
    首先就要确定革命的主力军是谁，要把主要的群众工作放在发动革命的主力军上。而构成劳动群众之主体的阶级，就是当前革命的主力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最先进，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只占劳动群众的少数。劳动群众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因此农民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力军。革命者必须主要到农民中去，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本！这已经由中国革命做出了最充分的证明
    而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工人阶级（暨无产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主体。工人阶级既是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主力军。因此革命者必须主要到工人中去，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群众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本。而凡是不把主要精力放
    在发动工人群众上、不依靠工人群众的路线（比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知识分子上，或者依靠各种社会少数群体、诉诸各种“非阶级”矛盾的“多元社运"等一一不是说这些斗争没有意义、不应该支持，而是说这不能形成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能作为主要战线，而只能是次要战线)，都是极端错误的
    其次对革命主力军中不同的阶层、集团也要有科学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
    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农民阶级中也是分为不同阶层和集团的。革命者应该依靠受剥削压迫最深重、占农民群众主体的贫雇农及下中农，主要发动和动员他们，同时稳固地团结其余中农（他们也是劳动者，且在农民中占一定比例，但所受剥削压迫相对较轻。要发动、团结最大多数农民群众，必须要把他们争取过来。革命者应绝不损害他们利益，尽量使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得利)，孤立和打击作为剥削者的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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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也是分为不同阶层和集团的。革命者也必须对工人阶级的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按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科学地划分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和集团，以此制定科学的策略。产业工人（制造业工人和运输业工人）最集中、在生产中最重要，受到的剥削压迫也最深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与骨干。革命者首先要依靠产业工人，要把发动产业工人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商业服务业工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占工人阶级相当比重，他们受到的剥削压迫也很深重，只是在集中性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略逊于产业工人，因此也应是重要的依靠力量，革命者也应把发动商业服务业工人作为重要的工作；脑力劳动工人（各类非管理职位的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等）也占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定比例。他们从根本的阶级地位上来说，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由于脑体差别的存在，总的来说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与体力劳动工人存在一定隔阂，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系较紧密。革命者要稳固地团结他们、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注意保护并争取他们的利益），也应在他们中间开展一定群众工作，但相比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来说，他们只能是次要的群众工作对象。而对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一一工人贵族（各类“高管”、高级白领、改良主义的工人领袖"等），则应予以孤立和打击。此外，革命者还应注意，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没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外包工、临时工，未被组织进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外来、移民工人，女性工人，各类少数群体（民族、性向等）工人，总的来说受到的剥削压迫更为深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应是革命群众工作的重点对象。
    对劳动群众的群众工作，不能理解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工作。如果仅仅是改良主义的群众工作，那最终只能是在关键时刻瘫痪群众的战斗力量、为统治阶级“维稳”，而绝不能形成战胜统治阶级的革命力量。比如曾经很好地组织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员。
    因此革命的群众工作，作为“敌衰我兴"的关键、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把群众组织起来、为群众在现有体制所容忍的范围内“维权”，而关键在于使群众革命化。所谓使群众革命化，就是把群众组织为革命的力量。也就是说要培养干百万信奉马列毛主义、具有革命的觉悟、愿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劳动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群众的骨干网络；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的组织机构中去。所谓革命的组织机构，就是能够突破统治阶级的统治、破坏统治阶级的权力、实施革命权力的组织机构一一一句话，就是能够“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最典型的，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苏维埃，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会。当然由于斗争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具体力量对比不同，这些革命组织机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地下的、秘密的，“夺权的程度、方式可以有不同，涉及的范围可大可小，甚至可以仅仅是一个社区或一个单位。但关键就是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机构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真正的革命力量，能够切实地破坏、削弱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使群众能够得到掌握权力的利益、获得行使权力的经验，从而在一个个局部的范围内形成我强敌弱的红色支点。虽然总体上敌强我弱，劳动群众总体上缺乏觉悟和组织。但在具有有利条件的局部范围内，革命者是完全可能率先发动、团结多数劳动群众，率先发挥出革命力量“人民性”的根本优点，形成压倒敌人的力量的。而每形成一个这样的红色支点，就能改变一分敌我力量的对比，众多红色支点汇聚起来，就能实现“敌衰我兴”，最终产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样的革命群众工作，就要求革命者必须对群众进行革命的“灌输”。也就是说决不能到群众中去仅仅做
    一些经济的、生活的、文化的改良工作，而必须对群众进行政治的动员和教育，必须向群众传授马列毛主义，使其成为群众斗争的旗帜和武器。
    这样的革命群众工作，必然要在革命斗争中发展。也就是说决不能把群众工作理解为脱离斗争的宣传教育活动、理解为可以不与敌人交锋、埋头发展群众组织的工作，而必须是在参与、发动及领导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自身权益、打击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对群众进行“灌输”、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组织机构中。只有通过革命的斗争，才能真正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只有通过螺旋式、波浪式发展的一次次斗争过程，才能培养出群众骨干，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组织机构。这样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革命的群众工作并不拒绝做改良的工作、利用改良的组织，而关键在于改良工作及改良组织的地位一一只能是作为革命群众工作的工具或掩护，而不能成为群众工作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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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当前革命中劳动群众的特殊性，从而有一条正确的群众工作路线一一能够把主要力量放到对革命主力军的群众工作中去，能够根据革命主力军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特点采取正确的策略；贯彻革命的群众工作、使群众革命化一一通过革命斗争来灌输马列毛主义、培养革命的群众骨干、把群众组织到革命的组织机构中，运用革命组织机构实现“夺权”。只要实现以上这两点，革命力量就能够发挥自身最根本的优点，使劳动群众成为“胜利之本”，奠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还要有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而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正是提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下一部分，我们就将对此加以讨论。
    三、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是：在局部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
    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那么，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力量要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够夺取一场场斗争的胜利，才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而逐步扭转敌强我弱”呢？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段论述，正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扭转“敌强我弱"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必须基于“敌强我弱”和“敌衰我兴“的基本局面，而实现场长避短：尽可能地避免以我之弱对敌之强，而用我之兴对敌之衰。
    敌之强，是总体上强，在总的力量上，反动统治阶级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强于革命力量的；我之弱，也是总体上弱，在相当长时期内，革命力量还不能团结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总体上还不觉悟、不团结，劳动群众的自觉力量总体上要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采取“正面对决"的方式，即用革命的总体力量去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总体力量进行正面交锋，而是要尽量避免反动统治阶级发挥其总体力量的优势来压倒革命力量，
    敌虽然强，但又是“衰"的，也就是说是存在着重大弱点的，是与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是反动的、腐朽的、矛盾重重的。因此其“强"”必然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着众多矛盾特别尖锐、统治特别腐朽的“薄弱环节”。而我虽然弱，但却是“兴“的，也就是说代表着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是进步的、新兴的、富有战斗力的。因此，虽然革命力量一时之间尚无法团结动员全体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无法扭转总体的力量对比，但却完全可能率先团结动员起部分劳动群众、形成自觉的力量去突破“薄弱环节”，从而首先在一个个的“局部”范围内，争取到大多数劳动群众，改变局部的力量对比，形成对反动力量的优势，即实现“我强敌弱”。通过在一个个“局部制造我强敌弱，来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而逐步蚕食敌人力量、发展我之力量，最终扭转总体的力量对比。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在总体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挥我之优点、利用敌之弱点，在局部（敌之“薄弱环节”）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从而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扭转总体力量对比。而由此基本思想出发，就产生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这一整套战略战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毛主席的论述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下面笔者就择其大要，谈一些个人粗浅的体会。这完全是抛砖引玉，希望能给同志们一点启发。毛主席所总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战术，有待于广大无产阶级战士在新的实际斗争中全面学习和应用，而且也必将在与实际斗争的结合中发扬广大、取得新的发展。
    犬牙交错的战争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犬牙交错的战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净的特殊的形态”，而“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抗日战净中，人民武装不是与日本侵略军在固定战线上集结主力进行“堂堂正正"的“对决”，而是分散为众多游击部队，广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内线和外线、包围和反包围、有后方和无后方，（控制区）大块和小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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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犬牙交错的局面。使得日帝无法发挥其总体实力的优势，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开来去与人民武装进行“治安战”。这样就使人民武装有可能在局部夺取优势、战胜日军的分散部邵队。
    舍去抗日战净的具体特点，犬牙交错也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所应实现的斗争形态。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
    一方面是强大的，一方面又是力量不足的一一因为他们始终是与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对立的一小撮，只能依靠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而革命力量正相反，虽然一时之间是弱小的，但却依靠广大劳动群众、有着无穷的潜力。因此革命力量必须要避免使自己的力量以“有形的形式集中在“固定"的战线上一一就是说不能使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某个公开组织内，从而完全暴露给敌人，不能只用公开斗争的方式来与敌人“正面对决”一一否则只能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而必须把自己的力量分散为无数的种子，到众多敌人的薄弱环节去生根开花。在一个个薄弱环节中，用灵活的方式团结动员多数劳动群众，形成局部优势，从而造成广泛的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一比如一个地区表面上敌人维持着统治，但实际上已经被革命力量广为蚕食，形成了众多革命力量占优势的红色支点；比如，一个单位、一个社区，表面上似乎还维持着旧统治形式，但实际上革命力量已经发动多数劳动群众夺取了实际控制权，使这里成为了红色堡垒。这样，就使得敌人无法发挥其总体优势、无法把力量集中起来压倒革命力量，而只能把力量分散到成干上万的局部中去与革命力量进行“治安战”。总体上要强于革命力量的反动统治力量，在不得不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局部、与革命力量形成犬牙交错局面时，就充分暴露了其以一小撮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弱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局部率先战而胜之。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净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主要的（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毛主席论述道：“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净以广大活动的
    地盘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
    毛主席的精辟论述，正体现了“在局部制造我强敌弱的局面的基本思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正是在总体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制造局部我强敌弱的基本策略。这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适用的，而且在一切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相当长时期内总体上敌强我弱，因此革命力量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对反动统治阶级发动全面进攻，而只能总体上处于守势。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力量就应该消极等待，只“隐蔽”不斗争，而是要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发动斗争。也就是说，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处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状态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局部创造有利条件，以在局部发动斗争并争取胜利，使得敌人的力量受到削弱、劳动群众得到一定果实，以此来“积小胜为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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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总体上是持久战，但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则要力争速决战。要利用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快速夺取胜利。因为斗争一旦拖延僵持下去，统治阶级就能从容调动力量，发挥其总体的优势来打破革命力量局部的优势，最终把斗争镇压下去。这就要求，每一次具体斗争一是不应提出过高的、一时之间难以实现的斗争目标，而聚焦于群众要求最迫切的并且最有把握实现的目标；二是在取得
    一定胜利成果时（或斗争明显无法取胜时），要注意及时收兵，以保存斗争力量，以待下一回合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持久战，正是在一次次具体斗争的波浪式发展中实现的，因此除了革命的最终决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斗争解决问题上，而应在每一次具体斗争达到高潮、取得一定斗争成果时要及时收兵、撤退。当然这种收兵、撤退必须是有计划的、是保存自身力量的，而不能是溃散逃跑。通过迅猛发起斗争、提出适当斗争目标、快速夺取胜利、及时收兵撤退，使局部的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抵抗，也使斗争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升级，不给敌人调动力量发挥总体优势实施镇压的机会。
    每一次具体斗争，都应该力争“不打无把握之仗”。要争取在发动大多数劳动群众、形成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发起斗争，使敌人陷于群众斗争的包围中，这是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在局部发起进攻并实现速决战的根本前提。通过一次次这样的具体斗争，形成虽由于总体上敌强我弱使革命力量陷于包围中，但在众多的局部却是革命力量包围敌人、取得具体斗争胜利的局面。这就是“内线中的外线”之策略。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人民武装在抗日战净中“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阵地战侧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战斗中起辅助的、局部的作用。
    所谓游击战和运动战，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只不过在作战规模上不同。运动战，是较大数量部邓队战役规模的作战，而游击战则是小部邵队战斗规模的作战。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只能以游击战为基本的作战方式，而只在有利条件下去进行运动战。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当革命力量与反动统治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时，只能主要采取小规模斗争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能在众多“微观"的局部（一个或几个企业、社区、学校等）去争取优势、去发动针对该“微观”局部特殊目标的小规模斗争。而只有当出现有利条件时（因为各种因素使得我之力量能在超出“微观“局部的范围内取得一定时间的优势)，才发动运动战一一在较大范围内（多个企业、社区、学校等，一定地区、一定行业甚至全国)发动较大规模斗争。
    而阵地战，就是在固定战线上的正面对决、正面攻坚。这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决不能成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同样，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应尽量避免以自己处于弱势的力量，去与敌人正面较量。也就是说不应在我之力量不占优势的范围内发动斗争，不能对敌之优势力量正面强攻。当我之力量在全国或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在某一单位某一社区不占优势的时候，就不应该发动全国规模或某一地区某一行业规模或某一单位社区规模的斗争，不能在这些不占优势的范围内去与敌人优势力量正面对决(注意，有时候虽然基本的力量仍不占优势，但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对敌人的暂时的优势一一比如针对某一特定目标形成了广泛的联盟，这时候也是可以发起斗争的)。而在敌人发动攻击且占明显优势的时候，革命力量一般也不应死守，而应及时撤退、转移。当然，如果在革命力量不占优势的范围内群众自发开展了斗争，那么革命力量是应该积极投入进去的，但在斗争中必须引导群众，尽量不使斗争成为不利条件下的阵地战，在斗争中努力争取优势以夺取胜利。而在面临失败的情况下，则应引导群众及时撤退，减少损失。阵地战，只能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作为辅助一一在局部的我占优势的斗争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一局部的某一局部，可以以我之弱势力量对敌之优势力量发动正面强攻，或以我之弱势力量在敌人进攻下死守。
    消耗战，歼灭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一一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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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歼灭战，才能彻底摧毁一部分敌人的力量，使敌人“断其一指”。歼灭战是最有效的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方式。而消耗战则是“伤敌一干、自损八百”，并不能有力地改变敌我力量对北比。要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对部分敌人的包围、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压倒性的力量。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同样应该尽可能地“打歼灭战”。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局部范围内集中所有力量，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争取摧毁敌人在局部的部分或全部统治力量。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都不仅应争取
    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努力取得一定的政治成果一一摧毁敌人的部分或全部统治体系、以劳动群众的革命机构取代之。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都要争取能够驱逐、消灭或控制一部分敌人的骨干分子，都要争取使敌人的一部分统治机构或被摧毁、或瘫痪或被我所实际控制，都要争取组织、发展劳动群众的革命机构，使革命机构能够夺取敌人的部分或全部权力。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资产阶级专政被破坏、被削弱、被摧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建立起来并掌握一定权力了，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歼灭战”。否则，一切斗争都只是消耗战，都并不能有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
    反动统治阶级虽然强大，但却不是神，更可况它是反动、腐朽的，所以它绝不是“英明神武、百战百胜”的，而必然有着许多错误。革命力量应充分研究敌人的动向，抓住一切敌人的错误来为我所用，还要尽可能地诱导敌人犯错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革命力量与反动派之间斗智斗勇的一个重要内容。
    决战问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净不同于其他许多战净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
    这一"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毫无疑问也是普遍适用于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决战，就是敌我主力在一定范围内决定最终胜负的作战。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革命力量当然应根本避免赌上革命命运的敌我总体力量对决的决战。而在一个个局部范围内，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局部决战。所谓有利条件，就是在该局部革命力量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有把握一战而彻底摧毁敌人的统治力量。而凡不存在这样条件的，都应避免决战。通过局部的有利条件下的决战，革命力量逐步建立红色支点、红色区域，消灭敌人、积累力量，最终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而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后，就可以准备总体范围内的决战。但这也必须遵循“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只有总体上我方力量已占有明显优势，已有一战而胜的可靠把握时，才应发动决战去夺取最后胜利。否则，仍应继续发展力量、等待时机，以避免贸然决战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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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血战前行二百载，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及他的学说
    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激发并指导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劳动者自觉革命的巨潮，从而永久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今天，他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引旧支配着全世界，使数
    十亿劳动群众深受剥削压迫、陷于无边苦海。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不义战争、帝国争霸中苦苦挣扎的全世界人民，需要出路！他们需要马克思，需要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解放的道路。然而，马克思的光辉却被其不肖子孙所玷污了。不肖子孙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歪曲其科学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僵死的祖宗牌位，作为欺世盗名、掩盖其压迫人民丑行的招牌。他们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波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所有成果，还要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妨碍新一代劳动群众和革命者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犯下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
    我们，作为立志于为无产阶级解放献身的战士、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奉行者，必须要正本清源，把马克思主义从不肖子孙的魔爪中夺取过来、交还给被压迫劳动群众，使之再次成为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法宝。让我们拭去不肖子孙所强加的污秽，使马克思的英名重新绽放出无比璀璨的光芒，去烧灼旧世界的一切龌龊、成为新世界的曙光！
    一、血战前行200载
    要正本清源，就必须要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绝不是书斋中的学术发展史、更不是师徒相传的教派发展史，而是革命者的理论思维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无产阶级站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历史大潮中，在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阶级斗争的起伏转折中，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一个个历史任务中，无产阶级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在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辩证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导到师创造性地总结了阶段性的发展成果、发展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阶级斗争的血战中创立的，也是在阶级斗争的血战中前行的
    因此，要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要掌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掌握在这些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任务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发展从而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阶级斗争实践联系起来，而只看成是某种“观念的历史”，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在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年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和北美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起比较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业革命从英国起源、发展，并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独立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代。尤其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一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就是1848年革命！正是在投身于上述阶级斗争大潮的过程中，在对英、法等当时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运行的深刻观察中，马克思（在恩格斯协助下）继承了人类进步思想的精华，洞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独立的、科学的、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无产阶级独立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表现，也是指导、推动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理论工具。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欧洲工人阶级初步具有了阶级觉悟，开展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建立起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欧洲工人阶级争取到了许多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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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及工业革命成果都只局限在欧洲、美洲的少数国家。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只存在于少数文明“飞地”中，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是农业国。同时，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亚非拉众多民族，干涉、打断这些民族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大量财富。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了整个世界，统治了广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榨取了丰厚的超额利润。
    正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使得工人运动呈现这样一种悖论：少数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得越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工人政党越发展，统治阶级就不得不拿出更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一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工人阶级一定民主权利、培植大批工人贵族，从而使工人阶级革命性更低。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体系，正是少数“先进国家"对工业化的垄断，使得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自觉工人运动不能在西欧、北美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反而在运动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产生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终篡夺了领导权，使革命工人运动蜕变为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成为协助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
    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统治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却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使这些国家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在落后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中一方面建立起了畸形的、孱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制造出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当地蛙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统治阶级又非常强大，并往往与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残酷剥削压迫最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帝国主义有着深刻尖锐的矛盾。落后国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孱弱的资产阶级和强大的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使得资产阶级无法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往往具有受压迫深重、高度集中、战斗力和革命性强、与农民群众有着广泛联系等优点，从而能够肩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斗争必然发展为帝国主义战净。而帝国主义战净使得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秩序被削弱、动摇，使得帝国主义内部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间的矛盾都极端尖锐化，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良机。
    正是在上述阶级斗争大势下，正是通过在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沙俄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列宁及其战友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分析了沙俄这样落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提出了无产阶级通过工农联盟领导民主革命、并使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战略，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制定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一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把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理论指南。
    俄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体系，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广阔道路。俄国革命为广大被压迫民族送去了马克思主义，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以俄为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以工农联盟为革命基本动力、以土地革命为基本革命内容，才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消灭封建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并由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俄国革命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使得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最终瓦解，无产阶级在十几个国家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也摆脱了帝国主义直接的殖民统治，或多或少地争得了一定的民族解放。
    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最终都被新生资产阶级所篡夺、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的时候，工人阶级都只占人口少数，都未实现工业化，农民都仍占人口大多数，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而且由于革命前国民经济和文化水平的落后，使得工人阶级群众缺少管理国家的能力。这样就不得不依赖经受过考验的、当时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及长远利益的革命干部集团来掌握权力，从而就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就不得不保留浓厚的资产阶级法权、保留官僚特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不是“群众专政”，而是“干部专政”。当这个革命干部集团仍能保持革命者本质，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行使权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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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是能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但是，在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的腐蚀下，掌握权力的干部集团中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若不开展继续革命，不依靠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干部集团就必然整体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去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正是在上述俄国革命后世界阶级斗争的大势下，在人口最多、最为典型的被压迫民族国家一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实践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毛主席及其战友科学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本特点，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开创了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阶级斗争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又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毛泽东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如何开展继续革命、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正是经历了这三个基本阶段：在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开始与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体系，西欧、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无法发展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修正主义蜕变。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统治制造了自身的薄弱环节，创造了广大落后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把这一可能性变为了现实性，也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俄国革命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广阔道路。但同时在未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带有严重缺陷、保留浓厚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造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强大，新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阶级斗争和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中国革命是最典型最完整的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最典型、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自觉开展继续革命的实践。正是在中国革命中，产生了毛泽东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最完整的概括就是马列毛主义。马、列、毛主义，这
    三个基本阶段，也正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从在西欧北美诞生、独立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到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一次建立稳固的政权，到在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中成为革命先锋、摧毁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一系列国家夺取政权，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新生资产阶级开展艰难曲折的斗争一一这正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所经历的的三个基本斗争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也正体现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因此，马、列、毛主义也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
    今天，识破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一个照妖镜就是看它们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三个基本阶段，特别是承不承认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马列毛主义正是无产阶级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完整的革命经验的总结。而如果不承认列宁主义，那就把十月革命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科学结论一笔勾销了；不承认毛泽东主义，就是把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经验及科学结论一笔勾销了。很明显，这样所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是残缺的、被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仍引旧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必然仍存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存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一一存在广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所以，在今天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复兴，就必须继承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而特别重要的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被新生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如果不承认毛泽东主义，那么无产阶级就无法科学认识这
    一历史现象，无法找到战胜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科学方法，从而也就不可能开展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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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一一这就是无产阶级血战前行
    二百载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经过近200年的血战前行，马克思主义从少数激进分子的学说成为指导亿万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南，成为突破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现实力量，成为动员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粉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无比响亮的号角，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群众与新生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搏斗的有力武器一一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然而，在马克思诞辰200年后的今天，上述的伟大成果似乎已成了历史遗迹一一所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均已被颠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主义阵营已瓦解，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复辟的资产阶级彻底抛弃就是在被阉割后成为了他们的遮羞布；民族解放运动成果丧失殆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体系仍引旧统治着全世界人民；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已经边缘化，在欧美，主流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早已被改良主义所控制而放弃了革命目标、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完蛋了！一一一切反动派及其仆从、走狗都这样叫嚣着。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坚定地说：不！没有这回事！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压迫都没有改变，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仍旧是颠仆不破的。只要这人吃人的社会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始终是要革命的！只要革命会再来，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不会死，而只会迎来更辉煌的重生！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下，在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推动下的辩证运动过程。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复杂的互相斗争、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必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波浪式的，是螺旋式上升的。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由19世纪一一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由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通过开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群众为主力军的民主革命，通过把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打破了帝国主义旧统治体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把人类历史大大推进了一步。然而，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由于缺乏工业化的经济基础、由于本国工人阶级的相对弱小，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保留浓厚的资产阶级法权、保留官僚体系和官僚特权，从而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产生与篡权创造了丰厚的土壤。正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新生资产阶级）的篡权，而工人阶级由于缺乏经验和力量相对弱小最终没有战胜走资派，使得资本主义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从而造成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走向退潮。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毛主席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走资派进行了自觉的阶级斗争，揭示出了通过继续革命来战胜走资派、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道路。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力量的弱小（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始终未占人口多数)，最终在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失去自己的领袖和“力量倍增器"后功亏一篑，被走资派通过反革命政变篡夺了政权，使得无产阶级丧失了最后一个革命根据地，导致了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的最终落幕。这就是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从兴起到退潮的基本过程及其背后原因。
    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虽然已经退潮，但绝不是白费的。它是人类历史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它正是为下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的兴起及更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下，下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是一定会到来的！
    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所留下的最大的物质遗产，就是打破了少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化的垄断，使工业化成果在全世界扩散。特别是俄国和中国，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化，从农业国最终变为了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是世界生产力布局和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其他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也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定工业化的成果。这就带来了工人阶级数量的极大增长和在全世界的广泛分布。大规模的、占人口重要比重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不再是欧美少数“文明飞地”中的特例，而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现实。这就深刻改变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如果说，过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能够相对容易地用剥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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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压迫民族人民所获得的的超额利润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国家劳动人民相比，他们只是沧海一粟)，使本国工人阶级暂时丧失革命性；而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只是本国人口中的极少数，因此只能通过与农民群众结成同盟军，以农民群众为绝对的主力军来进行革命，即使在夺取政权后也长期居于人口少数。那么现在，工人阶级已占世界人口的重要比重。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要依靠超额利润收买数量极其巨大的工人阶级，就变成了极其困难、不经过惨烈争霸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彻底打垮从而独占世界霸权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在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而必然在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更容易把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更容易开展继续革命。也就是说，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大大提升了工人阶级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获得了空前提升，在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了更大的潜在优势。工人阶级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推进革命、直接掌握整个世界的潜力一一从而为下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奠定了伟大的力量基础。
    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也正如前所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在经历了从落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到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完整经验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突破到最后胜利的主要问题，为帝国主义时代从被压迫民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复辟、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深刻、更完整的“普适性”，发展成为马列毛主义一一从而为下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了更精良的思想武器、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当今世界，仍引旧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是世界的三大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及其全球统治体系的基本矛盾决定下，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是必然将要到侠的，它也很可能还是遵循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的路径：首先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一一在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新兴的、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率先突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的支持下，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一一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掀起燎原之火，广泛开展人民战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绝不会是第一波浪潮的简单重复，而必将是更高水平的复归
    首先，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一一新兴的、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工人阶级已占人口的多数。那么在这类国家的革命，就必然直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并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群众有充分的力量和水平直接夺取政权、直接掌握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一切事务的权力。在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根据地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官僚机构和官僚特权，自觉开展自下而上的继续革命，使得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推动世界革命有着坚实的保证。
    其次，在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工人阶级也比过去占有更大人口比重，那么工人阶级就必将在民主革命中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工人阶级将更有力、更顺利地发挥领导作用。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就具有更优势的力量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的支持下，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更顺利地开展继续革命，在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这样，在第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所奠定的力量基础和理论基础上，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将有充分的条件去实现更为伟大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一波革命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从而有很大的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引发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一一最终在全球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结束几干年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历史，结束人类的史前时代。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期，对革命的前景仍旧抱有无比的乐观与信心，这正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的基础上的。如今，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低潮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血战前行200年之所有理论成果的马列毛主义者，也对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景具备坚定的信心一一革命必然会再来、人类必然要解放，而这正有待于靠我们的双手去实现：
    三、遍地英雄下夕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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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发展。正是在应用于阶级斗争实践、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不断发展。在新一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必然将获得新的全面发展，取得新的伟大理论成果，这是有待于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去完成的任务。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实践中。
    所谓革命的实践，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使革命的理论掌握群众，使“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从何处着手？不在别处，就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正是那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群众，那“下夕烟”的亿万普通劳动
    者才是革命的英雄，是革命不可战胜的真正力量所在。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本原理，也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
    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书斋内、小圈子里赏玩的玩意，而不去与基本劳动群众相结合，那就绝对是欺世盗名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帝国主义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到工人中去，使马列毛主义与工人斗争相结合，培养千百万信奉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工人，推动工人阶级成长为自觉的阶级、肩负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被压迫民族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但同时也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既要到工人中去，也要广泛到乡村去，实现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发动农民群众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以及他的后继者的理论成果，把200年来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流血牺牲、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去带给当代劳动群众，成为他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并在战斗中不断改进这一武器。而当代劳动群众，特别是已具有空前庞大规模、占据人口重要比重的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一旦自觉掌握这个武器，就将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一一敢叫日月换新天、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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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展望21世纪的十月革命一一结束人类史前时代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全世界进步人类就都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认为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一十月革命表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人类从几千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时代到侠了。然而，100年过去了，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今的世界，和十月革命前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仍引旧剥削压迫着全世界人民。而十月革命的故乡早已红旗落地，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遗产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实质上背叛了十月革命，复辟了资本主义。
    那么，在今天展望新的十月革命，究竟意义何在呢？
    意义就在于：虽然十月革命所代表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暂时处于低潮，但是造成
    十月革命的基本矛盾仍引旧存在一一历史没有终结，而将在螺旋中实现新的飞跃！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之间仍引旧存在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驱使下，越来越尖锐化。当今世界形势与100年前存在相似之处一一资本主义处于深重危机中，下层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上层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一一一句话，当今世界正酝酿着新的十月革命！
    而十月革命正是证明了：无产阶级是能够胜利的！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只要建立一支正确路线指导下组织严密、深入群众、具有高度主动性和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就完全能够成为自为的阶级，就能够领导全体劳动人民自觉战斗，就能够战胜
    貌似强大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而且十月革命的直接成果虽然被颠覆、败坏了，但是十月革命造成的伟大历史遗产，仍旧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摧毁了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从而大大改变了全世界的生产力布局和阶级力量对比。十月革命使得工业化成果不再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垄断而向全世界扩散，特别是俄、中两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了工业化一一这正是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最大历史成果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力量大大增强。与100年前相比，矛盾特别尖锐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一后发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工人阶级都大大增加，都占据了人口重要比重。特别是后发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占据了人口大多数。这就意味着二十
    一世纪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更加成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这正是十月革命留给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遗产。
    下面，我们将具体论述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和十月革命对当今世界的意义，并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十月革命的光辉前景，以此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一、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发起过无数次伟大的斗争，使得无数皇冠落地、无数“老爷”得到正义的惩罚。然而自觉夺取并长期保持全国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十月革命还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遭。十月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科学性。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想取得新的胜利，就必须学习十月革命的光辉经验。
    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呢？
    第一，是因为有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指导革命的正确路线。要理解这条正确路线是什么，学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重要著作(《远方来信》、《论策略书》、《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重要任务》、《革命的教训》、《革命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等等)是必要的。这些光辉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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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指导实践，提出了正确的革命路线才使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
    这条路线首先是科学分析了当时俄国的基本阶级关系，指出当时俄国存在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受到挫败但还未被彻底摧毁的拥护沙皇的旧贵族、官吏、地主势力；在二月革命中得到'正式”政权、组建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仆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为代表的改良派)；工人阶级及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主体是贫苦农民，工农在士兵群众中也占多数)，他们在全国普遍创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因此，当时俄国的形势是两个政权并存。掌握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阶级利益，由于其与旧贵族、地主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其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紧密联系，使得其根本不可能支持工人阶级夺取生产资料、也无力实现改善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条件，无力实现农民群众所希望的土地革命，无力实现士兵群众所希望的和平，反而要镇压工农群众的斗争，驱使全国人民继续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充当炮灰。一一一句话，资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泊切的革命要求，与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中。
    工农兵苏维埃是工农劳动者的政权，但当时还处于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控制下，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庸。而俄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富有战斗传统，又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因此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影响，争取到广大农民、士兵群众的支持，领导工农兵苏维埃战胜临时政府、夺取政权。而只有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才能彻底斩断政权与引旧贵族地主、与帝国主义列强、与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从而才能够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满足工农兵群众的迫切革命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路线：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与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决裂，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把工农兵苏维埃从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控制下争夺过来，领导苏维埃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和旧贵族地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满足工农兵群众的迫切革命要求：退出战净，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等民主革命任务，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正是遵循了上述路线才取得了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的路线，是建立在透彻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正是通过对俄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根本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而得出了革命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打倒谁。
    十月革命的路线，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工人阶级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劳动者及无产者，是最先进的、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阶级，也是与
    一切剥削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绝不能做任何其他阶级的附庸，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革命运动中提出自己独立的斗争目标。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要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能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目标代替自己的革命目标。工人阶级应该、也完全有力量
    去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即资产阶级已经控制全球，资本主义已全面腐朽、从世界历史意义上丧失了进步性的时代)，要实现真正的革命，工人阶级就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不受帝国主义利益链条的束缚，只有工人阶级才有力量领导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去实现彻底社会变革、满足劳动群众的根本需求。
    透彻的阶级分析、坚持工人阶级独立性和领导权，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也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新一代革命者要想取得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上述科学原理。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支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有了正确的路线，但没有去贯彻正确路线的人，那革命还是不可能胜利的。而1917年的俄国，正因为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组织严密、深入群众、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去贯彻列宁的革命路线，才使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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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什维克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首先，它是真正的革命党一一党与统治阶级根本对立，不受统治阶级“法制"约束，始终坚持以地下斗争为主（但不放弃合法、公开斗争机会一一只把公开合法斗争当做为革命目标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坚持组织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大军，时刻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而不是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党一一始终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只搞合法斗争，以议会选举为主要目标，只争取经济与社会改良，经常与统治阶级相妥协，把革命前景推到遥远未来。
    其次，它是组织严密的党。党不是俱乐部、沙龙式的，“业余爱好者的党，而是有着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的，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党。所有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受组织的领导。全党贯彻“讨论自由、行动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在革命行动中集中统一、令行禁止，成为一支号令严明的战斗大军。
    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它是深入工人群众、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绝不能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只有”纯洁"理论的宗派组织，也不能是只有少数中二"死
    士的密谋组织。工人阶级先锋队之所以有力量领导革命，关键在于能够掌握工人阶级群众。只有深入工人群众、与群众相结合，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使工人阶级跟党走，从而贯彻党的革命路线，争取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从建党时期开始，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建立起众多革命工人小组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骨干。大部分党员始终与工人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起到了革命火种的作用：在领导工人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灌输给工人群众，使工人群众觉悟到自身根本阶级利益，自觉拥护党的纲领、献身于党的事业，从而造就干百万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组成革命大军。斯大林为代表的“巴库人”，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工人斗争、建立党的群众基础的光辉典范。在石油工业重镇巴库，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党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教育、发动工人群众，把党的组织建立在石油工人的基层生产单位中。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组织，把石油工人组织起来，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为石油工人争取到了重要权益，从而争取到了多数工人群众的稳固支持一一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群众基础的一个典型缩影。布尔什维克党的群众基础达到什么水平呢？在一战前夕，列宁曾通过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汇总分析，估算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争取到了有初步政治觉悟的工人群众中的4/5，也就是说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已经争取到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有组织者的大多数。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力量基础。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党，才使得二月到十月中，党能够比较顺利地争取到多数工人阶级群众的稳固支持、成为工人阶级无可争辩的领袖，从而避免了工人阶级的重大分裂，造成了有力于革命的力量对北比。
    新一代革命者要想取得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建立起坚持革命、组织严密、扎根群众的21世纪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第三，革命队伍内正确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使革命路线战胜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路线，也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条件。在革命队伍内部，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是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分歧的？革命领导层是不是始终是英明无错、团结一致的？革命的胜利是不是靠“英明领袖一声令下、广大战士无脑拥护”，靠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基层无条件服从领导而取得的？不，以上完全是历史唯心论的臆想，完全背离历史真实。
    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是必然会受到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影响。其内部往往会混入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会受到社会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内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路线。而最关键的是，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其领导层往往脱离生产、与群众相对疏远其中必然会出现被资产阶级法权腐蚀的蜕变分子（即工人贵族），这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关键基础。因此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层内最容易出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而这对革命运动的危害性也最大。一但革命领导层被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所控制，就一定会葬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要胜利，必须要解决好防止领导权被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篡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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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内部始终存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动了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发展。只有在革命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内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使革命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才能保障革命取得胜利。而最关键的是要战胜“中央"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克服中央蜕变的危险。
    列宁正是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典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筹备时期，列宁领导了反对“经济派的斗争，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的理论和策略基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和发展时期，列宁领导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决裂，建立和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党。在1905年革命后，列宁领导了反对“召回派”、“造神派等党内错误思潮的斗争；在革命低潮期，采纳了来自党内“下层"的斯大林等国内革命者的意见，将党的重心移回国内、重新深入工人阶级开展群众工作，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恢复和发展；在准备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与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反对彻底与改良派决裂、反对起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革命路线净取到了党内和工人阶级内的多数支持，保障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列宁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
    其一，是坚持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开展路线斗争。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内，重大路线斗争都是通过在全党进行充分的辩论和通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表决来解决的。在准备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的革命路线正是通过充分的党内辩论，通过在党代会上争取到多数代表支持，才成为全党及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拥护的路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绝不存在只有“英明领袖”一人"圣心独运”、广大干部群众无脑拥护服从的局面，而是始终存在着生气勃勃的辩论、不同意见的交锋。广大党员干部和靠拢党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盲从于上级领导。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战斗力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正是通过充分的辩论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使得正确路线争取到多数支持，为多数同志所自觉奉行，才使得正确路线在实践中能得到充分贯彻。而错误路线有时虽然是由党内“大人物"所提出的，但却得不到多少支持，受到下层的自觉抵制，从而不会造成严重影响。而不是像那些修正主义党的所谓“谁在中央拥护谁”，党员群众成为“工人贵族”任意驱使的奴隶。
    列宁的正确领导是造成党内这种健康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列宁从来不搞以权以势压人，不搞什么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无条件服从上级”、“不争论”。而是鼓励并积极参与辩论、容许并重视下级特别是基层的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始终通过平等的辩论予以说服，在党的会议通过决议后，只要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执行决议，就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允许他们在下一次党的会议继续辩论。在准备十月革命时期的几次重要历史关头，列宁都是坚持用党内民主的方式解决分歧，也最终都争取到了多数同志对革命路线的支持，而对少数派同志（除极少数公然叛党或自行脱党者外）列宁也团结他们一起工作，使他们在革命中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这样通过始终坚持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进行路线斗争，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党的团结，避免了党内斗争的过火化、极端化，避免了党的重大分裂。
    其二、也是最为关键的，是依靠“下层”来反对、遏制、战胜中央及地方领导层内的机会主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紧张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对列宁提出的与引临时政府和改良派决裂、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一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中就有不少人不理解。而之后，在每一次重要历史关头，总会有部分领导人跳出来反对列宁路线，想走到妥协改良的路上，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反对起义的行动。在准备和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花了大量精力在党内斗争中。而他夺取路线斗争胜利的最重要法宝是依靠下层”。他多次通过与下级、基层党组织直接联系，通过直接号召及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工人党员参加党内辩论、向上级施加压力，通过召开有众多基层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等方式，督促中央及地方党的领导层坚定贯彻革命路线，遏制并战胜了领导层内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
    无产阶级先锋党内的正确路线代表了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他们迫切的革命要求，因此能够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拥护，这正是正确路线依靠“下层夺取路线斗争胜利的根本原因。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只是代表领导层内蜕变分子的既得利益，与群众是对立的。它们只有拉大旗作虎皮，依靠“党中央、老革命"的幌子哄人，依靠党内的上下等级以势压人，才能篡夺领导权、才能得以推行。所以依靠“下层”、依靠群众，是革命路线战胜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葬送革命的根本方法。而这就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因为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下层"的力量，使党的领导层始终受到党的“下层”（即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决不能以党需要严格的组织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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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性为理由否定党内民主，也不能以革命行动需要集中为借口否定党内民主。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都是辩证统一的。而民主应该是基础，因为民主解决的是党的根本性质的问题，是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只有通过党的“下层”一一即不脱离生产不脱离劳动群众的广大基层党员享有全面的民主权利，能够在党内充分参与政治辩论，对党的领导人和党的路线具有决定之权，才能根本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证正确路线能够战胜错误路线。只有在党保持无产阶级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情况下，纪律和集中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否则纪律和集中就将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党的重大路线问题，必须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只有在根本路线确定以后，在具体革命行动的指挥、部署上，才需要高度的集中，并在执行中贯彻严格的纪律一一主和集中、民主和纪律的辩证关系，大致如此。
    新一代革命者要想取得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学习列宁，运用党内民主和依靠“下层”来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使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战胜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路线，防止革命领导层蜕变。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十月革命对当代世界的深远影响，并展望在此影响的基础上必然要到来的21世纪的
    十月革命
    二、十月革命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
    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到如今已经100年了，当时革命的水兵、奋勇的工人赤卫队员们所要战胜的敌人
    一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如今仍旧统治着全世界，数十亿劳动群众依然在人吃人的社会中苦苦挣扎。那么十月革命是否只是一场历史的闹剧？是一场乌托邦的大梦？为十月革命以及其所激发的一系列革命而献身的干百万烈士是不是都白白栖牲了？
    一切剥削阶级、反动派及其走狗就是这样竭力宣传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吓唬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磨灭其斗志，使被压迫者“乖乖"地不敢反抗，妄图使自己“稳坐江山"万万年。
    觉悟的无产阶级、自觉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战士们，对此要大声说：“不！！”
    十月革命的直接成果虽然由于修正主义篡权而被败坏了，但十月革命已经深刻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数十亿人类的命运，使人类解放事业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十月革命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还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奠定了基础！
    让反动派去污蔑贬低革命吧，亿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必然呼唤向往着革命，而十月革命正是鼓舞他们去争取胜利的不朽的旗帜！
    100年前，全世界大部分土地都是帝国主义所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还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名义上保有独立，但实际上也是主权不完整的，受到帝国主义政治、军事直接压迫的半殖民地。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民族"的人民都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奴隶。
    100年前，工业化的成果仅仅局限在西欧和北美等极少数地区，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仍1旧是工业落后的农业国。
    是什么使100年前的世界一去不复返了呢？正是十月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无产阶级革命时，总是认为西欧、北美将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马
    恩的时代，只有西欧、北美具备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大规模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基础。
    在十月革命最初胜利的时候，许多革命者也认为十月革命将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十月革命将直接引爆西欧、北美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十月革命虽然引发了西方无产阶级的斗争高潮，大大冲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本土的统治，但却并没有带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建立了"全球化"的统治压迫体系。西欧、北美等地区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工业化的成果，压迫、掠夺着全世界人民。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压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攫取了超额利润。在超额利润的收买下，帝国主义国家内出现了广泛的帝国主义既得利益阶层。特别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工人贵族集团。掌握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多数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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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政党被工人贵族所篡夺，蜕变为与资产阶级相妥协的修正主义党。这就使得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合格的先锋队，从而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无法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自觉进行革命，而只能在自发的斗争中耗尽自己的能量。
    正是帝国主义制度，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却缺乏革命的主观条件。
    然而帝国主义制度也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广阔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把全世界都拖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体系，打破了众多“落后民族"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进程，把它们统统纳入跨国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向它们广泛输入资本，从而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中也“制造"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然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着自身的特点。被压迫民族的本土资产阶级分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相对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就是孱弱性。由于它们与帝国主义、与本土落后统治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干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它们本身的经济基础一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弱小，使得它们的发展是畸形的，在政治上是软弱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根本无力承担起资产阶级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工业化）的任务。
    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虽然数量不多，但却高度集中，有着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而且受到深重的压迫，从而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尖锐对拉，基本不可能产生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又与本民族多数劳动群众一一广大贫苦农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深厚的革命潜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消灭买办与封建生产关系、实现民族解放和工业化。
    正是帝国主义制度，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那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曾经的“落后民族”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彻底改造畸形、落后的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
    而在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架起桥梁的正是十月革命。就如斯大林所论述的“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正是十月革命，为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光辉榜样一一证明在未实现工业化、无产阶级只占人口较少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完全能够通过联合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领导革命运动、夺取政权，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也就是如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被压迫民族送来了马列主义，为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分子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正是十月革命，缔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为全世界革命者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依靠这块根据地，为广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物质、人才的支援，成为点燃星星之火的关键火种，并为革命之火持续燃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燃料。
    正是十月革命，把反动、落后的沙俄变为了先进、强大的苏联，从而使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人民有了中流砥柱，战胜法西斯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战胜法西斯，就不可能使二战取得有利于人民的结局，不可能通过二战大大推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正是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催生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一共产党，成为二战中各国领导抵抗法西斯运动的中流砥柱。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为遏制、消灭法西斯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二战后波澜壮阔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
    正是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通过革命来推进工业化、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经济的道路。特别是苏联和中国，都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了社会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在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农业国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工业化，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化的垄断，深刻地、永久地改变了世界生产力的布局。而其他曾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基本也都取得了工业化的飞跃式发展。还有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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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压迫民族国家，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潮鼓舞和推动下，从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下争得了独立，并在社会主义阵营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间接支持指帝国主义慑于社会主义阵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而不得不在对被压迫民族的压迫掠夺上有所松动、让步)，民族工业或多或少地获得一定发展，封建、半封建的落后生产关系或多或少地得到一定改造，经济现代化或多少地取得一定成就。这样，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取得的最重要的历史成果之一，就是使全世界的阶级力量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帝国主义“孤岛”上的“稀有物种”，而成为遍及全世界，在许多国家占据了相当的人口比重（特别是在中、我这样的人口众多的曾经的农业国中占据了人口多数）的重要社会群体
    句话，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增强！
    总之，十月革命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正是十月革命所激发的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基本推翻了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直接统治，大大推进了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正是十月革命打破了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化成果的垄断，使数以十亿计的人口进入了工业化，使得工业化成果在全世界大大扩散，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生产力布局和阶级力量分布。一言以蔽之：十月革命的历史遗产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和阶级基础更加成熟了！
    三、展望21世纪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率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并由此开辟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广阔道路，掀起了20世纪世界革命的大潮。然而，到20世纪末，这一革命大潮却已退却一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也发生重大倒退（帝国主义的压迫重又加强，列强的侵略及占领卷土重来，曾有一定进步性的民族主义政权纷纷蜕变为反动的买办独裁政权)
    一全世界又堕入帝国主义统治的漫漫长夜。
    这是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的突破，而当时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垄断了工业化的成果，使得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是在未实现工业化、国民经济落后，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绝大多数人口还是从事小生产的乡村农民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20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不得不走曲折迂回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下去实现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一一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就造成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得不保留相当严重的旧社会的残余，保留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不平等，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由于工人阶级群众力量相对薄弱、政治上不成熟（在苏联是因为三年残酷内战加上帝国主义干涉和封锁导致的经济困难消耗了大量工人阶级群众优秀力量，在中国等国则是因为本身工业特别孱弱、革命又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不得不集中在革命干部集团手中，而这就导致革命干部集团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就使得在革命干部集团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新资产阶级。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去战胜新生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发展壮大，最终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没有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使得苏联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在他在世的时候就“羽翼已成”，而在他逝世后就比较轻易地篡夺了政权，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一一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一一财阀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之路。毛主席吸取了苏联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进行了殊死搏斗，一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终因工人阶级群众力量的不成熟，再加上毛主席逝世使得无产阶级群龙无首，而最终功败垂成，无产阶级在反革命军事政变中丧失了政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由于前述原因而被新生资产阶级以不同的形式篡夺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的蜕变，特别是1976年中国的复辟，使得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最终丧失了革命根据地和中流砥柱，从而必然发生倒退、在一定时期内陷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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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曲折，证明了历史发展中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进程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在反复曲折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的。尽管革命事业遭受了挫折，陷入了低潮，但革命不是白费的，亿万被压迫者的抗争不是无意义的，干百万烈士的血不是白流的，而是都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并为后来者创造了新的飞跃的基础，提供了无比宝贵的经验及教训。
    人类在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黑暗中，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必然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造成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必然继续存在，并不断尖锐化。以上都已经被进入21世纪以来近20年的世界历史所完全证实。
    也就是说，孕育十月革命的基本矛盾在21世纪仍然存在，并越来越尖锐一一新的十月革命的条件正在走向成熟。
    我们说新的十月革命的条件正在走向成熟，关键的一点，就是新的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已经出现。
    21世纪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体系一样，都面临空前的危机，而且在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都有新兴帝国主义的兴起，并由此造成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造成帝国主义新的薄弱环节。所不同的是，21世纪的新兴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情况与上个世纪有着显著的区别。
    上个世纪，一小撮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工业化成果、建立了全球殖民体系，相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小撮人口来说，被帝国主义直接统治及压迫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像汪洋大海一样。因此，像德、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其体量较小，尽管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着世界霸权，但本身已能从殖民体系中掠夺相当大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能培育较广泛的帝国主义既得利益阶层和工人贵族，使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较弱。而像沙俄这样的“跛足巨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薄弱环节，却又并未实现工业化，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主要人口还是农民。
    21世纪的帝国主义体系有着新的特点：由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帝国主义同盟发展而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垄断着世界霸权；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越发的腐朽化、寄生化，越来越依靠金融吸血、“剪息票“为生，而放弃实体经济。发生了普遍的产业转移，工业生产大部分转移到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河蟹资本主义复辟后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崛起，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由于没有世界霸权，由于工业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当代帝国主义掠夺机制下还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垄断资产阶级分脏，从而造成了没有充足的超额剩余价值。由此就造成了深刻的、尖锐的内外矛盾：工人阶级遭受着特别深重的剥削压迫，官僚资产阶级独霸政权下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遏制与反遏制，保卫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尖锐斗争。而河蟹作为人口以十亿计的超大国，绝不是现有帝国主义体系能够平稳容纳、消化的。河蟹帝国主义要解决深刻的内外矛盾，求得出路，必然与老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发生“零和博弈”一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能取代你我就要灭亡。因此，河蟹帝国主义的崛起使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尖锐化了。而河蟹本身也由于其内外矛盾的尖锐性，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与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相比，河蟹是曾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并且其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也非沙俄河比。
    除河蟹外，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都面临相似的内外尖锐矛盾（特别是所谓金砖国家。金砖国家中，俄国是毫无疑问的帝国主义国家，印度、南非和巴西能否算帝国主义国家还有待讨论，本文不作定论。但是它们在“工业化有一定进展，工人阶级占据人口重要比重，但由于没有世界霸权而内外矛盾特别尖锐"的特点上是相同的)。
    以河蟹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正是21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也就是新的十月革命的策源地。而在这些国家，总体上工业化都取得较大成果，工人阶级都已占人口重要比重，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和阶级基础都要比当年的沙俄更优越。特别是像河蟹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多数，那就有着更加优越的革命条件。而河蟹，如前面所分析的，面临的内外矛盾特别尖锐，而作为世界工厂，工人阶级的潜力又最强大，在帝国主义体系的中的地位又最重要，所以河蟹是21世纪十月革命的最佳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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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像河蟹这样的国家一旦取得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有比当年沙俄、中国优越得多的物质和阶级条件去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工人阶级已经占据了人口多数，而工人阶级群众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必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长为觉悟高、政治成熟的力量，那么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完全不需要把权力集中在革命干部集团手中，而由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直接掌握权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权力都应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工人阶级群众直接掌握。就能够真正贯彻巴黎公社原则，一切公职都由选举或抽签产生，一切公职人员都不领取超过普通工人的薪金，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先锋党通过群众路线一一提出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来争取多数群众拥护正确路线一一来实施政治领导，而不是“当官做老爷”、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对群众发号施令。各级党、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领导机构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法规，一切领导人，都要由工人阶级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来制定、来选举、来审查、来监督，来决定去留。工人阶级群众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罢工自由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工人阶级群众造反有理，有权反对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反对一切他们认为不合格的领导人。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国民经济由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一一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直接选举或抽签产生的代表机构管理，各经济单位在接受上级工人阶级代表机构领导的同时由本单位劳动群众民主管理，从而建立成熟稳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工业化及现代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群众直接掌握权力，从而能够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及决策下，就能够建立更完善、更科学，并且充满活力，充分发挥群众创造力、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工人阶级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先锋党正确路线的政治领导下)不断推进继续革命，以战胜新生资产阶级，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一切川旧社会的残余，“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推动世界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成熟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能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更加稳固、强大、优越的革命根据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树拉无比光辉的榜样。而河蟹这样国家革命的胜利，也将给帝国主义体系带来致命冲击。那么，就将大大推动世界革命。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还是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率先突破：在矛盾特别尖锐的帝国主义国家爆发新的十月革命，随后以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作为革命根据地，支持、推动被压迫民族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主义革命。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也是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是帝国主义统治下广阔的“腹地”、“农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源地。而且，在21世纪的条件下，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都有一定增强，所以工人阶级将在21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帝国主义国家的薄弱链条率先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极大地推动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就可能实现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引发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世界革命很有可能将复归十月革命开辟的20世纪世界革命的道路一一但这将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复归，其前途是实现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使人类结束自己的史前时代，进入自觉创造历史的光明未来。
    这一无比光明的未来，有待于立志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战士去用双手实现。关键在于造就成熟的革命主观力量，把革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就要求战士们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科学分析社会性质和阶级矛盾，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要求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具有群众基础和战斗力的先锋队：要求自觉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充分发挥劳动群众、基层革命者的首创精神和主观能动性，依靠他们战胜各种机会主义、战胜革命运动上层的"蜕变”。总之，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工人阶级改天换地的伟大潜力，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力量去开辟人类历史的崭新纪元！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努力斗争吧！
    十月革命永放光芒
    战无不胜的马列毛主义万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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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平：最大的教训川一一百年纪念(1921-2021)
    曾经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党，诞生100年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她曾不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称号，领导亿万劳动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丽史诗证明了：奴隶们是可以取得胜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人类摆脱几千年来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可能的！
    在她的革命旗帜下，有数千万烈士献出了生命。这些烈士的血究竟为什么而流？是为了资产阶级的什么民族伟大复兴吗？是为了老板官僚攫取一切，劳动者996、内卷、躺平的“这盛世如你所愿"吗？不，他们是为了阶级斗争，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剥夺剥夺者、消灭剥削和压迫，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在全世界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不能忘却的初心。
    那些脑满肠肥的剥削者、压迫者也来搞什么纪念，想要为他们的盛世“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想要用烈士的血装饰他们统治的宝座。我们倒要奉劝他们小心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献身的数千万英烈，若是在天有灵，必早已对他们降下了毁灭的诅咒，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数干万英烈之血早已化为统治者无法消灭的幽灵，潜伏在亿万劳动群众之中，成为必将燎原的星星之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着光荣传统的劳动人民必然能再次用自己的双手争取到自身的解放。
    英烈的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绝不是为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总结教训，以指导新的长征。
    如今，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的无边黑夜中，在新冠疫情所引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水深火热中，我们回顾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兴亡史，所得出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最大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发生蜕变，会从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蜕变为背叛、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即使曾经领导过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曾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都不能避免这种蜕变。无论是在取得政权以前、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论是搞武装斗争还是搞和平斗争的党，都有可能发生蜕变。
    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蜕变，却又是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最关键原因。这就是一百多年无产阶级革命史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兴亡史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也是留给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大难题。
    不解决好这个难题，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就是很难兴起的。试想，若是亿万劳动群众英勇奋斗、付出巨大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果实，无法避免被蜕变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篡夺、所叛卖，使得最终只不过是用
    一帮新的剥削者、压迫者代替了旧的，那劳动群众凭什么要为新的革命献身？那就完全有理由对新的革命敬而远之。
    解决这个难题，绝不是毫无头绪的。相反，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自身蜕变倾向的斗争史，已经为解决这个难题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列宁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国家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一被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
    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与苏修及本国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一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所产生的的党内资产阶级。
    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沿着列宁、毛主席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要全面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兴亡的经验教训，解决好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的历史难题，从而为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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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抛转引玉，提出一些要点，希望能给同志们带来启发。
    1、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设中，必须把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建设，是毛主席所总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总结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就必须把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摆在党的建设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把党变修看成是可能性很小或者是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事，而必须看成是党的最大危险之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此不能把党的建设仅仅局限在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党员的作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这些内容上，而必须把反修防修、与党的蜕变倾向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至关重要的内容。这就要求要对全体党员进行普遍的反修防修的教育和动员，要培养全体党员的路线斗争觉悟，要发动全体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领导层、党中央，全体党员要随时与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开展斗争。动员全体党员开展持久的反修防修斗争，这应是党的建设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而如果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设中，不考虑党变修的可能性，对防止党变修没有什么实质性措施，没有把反修防修斗争摆在党的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位置，那这样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是很难避免蜕变的，
    2、要用马列毛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科学认识无产阶级先锋队，打破对先锋队的迷信。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矛盾的？是不是纯洁无暇、永远正确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干部、上级领导、党中央、党的最高领袖是不是天然正确、不容质疑的？是不是上级、中央、领袖只要曾经正确地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永远正确下去、不会蜕变？是否只要拥立了一个正确的党的最高领袖，就能保证党的各级组织不犯错误、保证党不会发生蜕变？历史已经证明，上述观点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列毛主义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打破这些迷信，科学地认识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认识到先锋队内存在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特别关键是存在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的矛盾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党内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先锋队在曲折中前进。在这些矛盾的作用下，先锋队的各级组织直至党中央，先锋队的各级领导干部直至最高领袖，是随时可能犯错误的，而若搞得不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随时可能走向反面，发生蜕变。
    因此，要防止先锋队蜕变，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党员打破迷信，反对驯服工具论和奴隶主义。不是无条件的服从上级和中央，不是“谁是上级、谁在中央就拥护谁”，而是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服从上级是服从正确的路线的领导，而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坚决反对“的革命原则。每一个党员都应保持独立思考，要经常对党的各级组织、各领导干部问一个为什么，要经常用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用革命的实践经验去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每一个党员都应有批评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权利，有发表不同于上级、不同于多数派的意见并开展辩论的权利，有运用民主的方
    式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组党的组织、罢免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利。当然在履行这些权利的时候要根据党的斗争环境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损害革命的利益，不能妨碍具体的实际革命行动。
    所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建立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不能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而必须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是上级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党员群众的意志，中央必须服从全党的多数意志。而多数派也必须尊重少数派提出异议、提出批评、进行辩论的权利（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也必须接受少数的监督，必须尊重和保护少数；下级服从上级，但上级也要接受下级的监督，下级有批评上级、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以斗争环境所允许的适当形式）改变上级路线、改组上级组织和罢免上级领导人的权利。全党服从中央，但中央也必须接受全党的监督，全党有批评中央，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以斗争环境所允许的适当形式)改变中央路线、改组中央和罢免中央领导人的权利。只有建立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保障党员反对错误领导、错误路线的权利，才能建立党内健康的纠错机制，为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建立良好的党内环境
    3、必须要用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科学认识无产阶级先锋队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我们不能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生理解为是一种主观的、理论上或道德上的原因。不能认为只要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或者是拥立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或者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感化，就能防止党的蜕变。必须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党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党内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内。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是存在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党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一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会混入党内，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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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压力和意识形态影响会在党内制造它们的俘虏，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党内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会不断再生产出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先锋队内也是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最主要的，就是党内必然存在一个或多或少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专职干部集团。这个专职干部集团，依靠党的经费供养，在党的机关工作，或多或少脱离群众、脱离生产（越到上层，脱离群众和生产的程度一般而言就越深)，他们的生活往往能达到小资产阶级甚至以上水平。这样在这个专职干部集团中就会产生
    一种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一致的既得利益（他们可以不依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解决自身的出路和生活问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既得利益的腐蚀下，在专职干部集团中就会产生一个特殊阶层，就会不断再生产出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危险就在于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正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力，他们的叛卖行为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损害极大。因此党的专职干部集团，特别是其上层，正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党内社会基础。党变修的最大危险正来自于党的干部、来自于党的上层。
    所以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党内继续革命的斗争。绝不能把反修防修斗争搞成党内上层的暗箱操作、“权力游戏”，搞成自上而下的教育活动或者是清洗、肃反运动。而必须依靠党内下层、依靠不脱离群众和生产的基层党员、基层党组织以及党外的革命群众，去自下而上地监督党内上层，去与党内上层的蜕变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去限制、逐步消灭党内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先锋队要组织革命运动，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专职干部队伍。关键在于，要吸取历史教训，必须自觉地尽可能地限制专职干部队伍的资产阶级法权（比如专职干部的收入不超过一般工人群众水平，在专职干部队伍中尽量限制官僚制、等级制的落后因素，在可能的条件下，专职干部特别是上层机关中的干部要定期回到基层做革命群众工作和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等)，必须自觉地发动党内下层、发动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发动党外革命群众经常性地开展监督党的干部、监督党的上层，反对党的上层蜕变倾向的斗争
    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即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先锋队前进的根本动力。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键是要开展党内的继续革命的斗争。就是自觉发动党的下层、发动基层党员群众和党外革命群众去与党的领导干部、党的上层的蜕变倾向进行斗争。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还必须处理好两类不同矛盾。在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中，既要反对一团和气、掩盖矛盾的调和主义，也要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要看到，两条路线斗争中，大量的还是同志内部矛盾，尽管推动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客观上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自身或多或少发生了蜕变，但是要看到蜕变程度是有不同的，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要分清量变和质变。对没有发生根本蜕变的同志，还是要秉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同志内部矛盾来处理。而只有证据确凿的叛党、与反动势力勾结、故意使党遭受重大损失、迫害党员及群众、严重的腐败堕落，才能判定为根本蜕变，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尤其要警惕错误路线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供、信”、大清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迫害普通党员、迫害群众、迫害真正的革命者，来保护自己的权位和手下死党。因此，两条路线斗争必须主要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开展，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必须保障每一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对党员的处理必须持慎重的态度，必须根据客观证据，并通过公正的党内民主程序进行。只有依靠基层党员群众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处理好两类不同矛盾，用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防止错误路线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才能为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奠定坚实基础，
    4、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要反修防修、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关键要处理好先锋队与劳动群众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力量，那么其变修的危险性就更大，危害性也更大。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根本方式就是毛主席所指明的：发动劳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继续革命，以监督先锋队，战胜党内资产阶级，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推动世界革命。因此，就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处理好先锋队和劳动群众的关系。关键要摆正先锋队的位置。决不能把先锋队对劳动群众的领导，理解为上级对下级的管理，理解为君主、官吏对臣民的支配。先锋队对劳动群众的领导，只能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即先锋队通过扎根劳动群众、与群众相结合，总结出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并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争取多数劳动群众支持正确路线，并不断吸收群众的经验，完善正确路线。所以，先锋队要尽量避免把权力垄断在自身干部队伍手中，而是要尽可能地发动劳动群众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不是党的干部领导一切)，实现群众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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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队必须接受劳动群众的监督。决不能认为劳动群众只有执行党的指示的义务，而必须保障劳动群众有审查、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必须保障劳动群众有通过民主的方式罢免党的领导干部、改组党的组织、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落实劳动群众的监督权，关键就是要落实劳动群众的造反权。也就是说，要保障劳动群众运用言论、结社、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一切自由来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即使这种反对是错误的，只要不诉诸暴力手段，也只能通过民主的、说服的方式来争取劳动群众改变观点，而不能用强制的、暴力的方式压服。而如果先锋队的当权派使用强制的、暴力的、迫害的方式限制、剥夺劳动群众和平造反的权利，劳动群众就有反抗权、有斗争升级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造反有理"的权利。这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有处理好先锋队和劳动群众的关系，把先锋队对群众的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落实劳动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权、特别是落实劳动群众“造反有理"的权利，才能保障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的斗争的胜利，才能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只要吸取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兴亡的最大教训，沿着列宁和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前进，正确开展反修防修、防止先锋队蜕变的斗争，就一定能克服困难，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最终胜利
    光荣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光荣属于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献身的英烈！无产阶级革命必胜！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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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眉：马列毛主义者需要向列宁学习什么？
    虽然距离列宁逝世已将近百年，但列宁绝不是一个故纸堆中的人物，而是和毛主席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是始终在场的！特别是如今，在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中，列宁的现实意义就更加凸显。列宁，正是对当今统治着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挑战；列宁的名字，就是砸烂这个万恶的旧世界的战斗号角；列宁的旗帜，为占人类绝大多数的，被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压迫蹂躏、禁锢于资本主义的悲惨世界中的劳动群众指明了解放的道路。
    列宁最大的功绩就是干成了革命。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真正地推翻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砸碎了旧国家机器、建立了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因为干成了革命，列宁通过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将其发展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因为干成了革命，列宁成了资产阶级及一切旧世界的卫道士们疯狂攻击、谩骂、诅咒的对象。但同时，一切觉悟的劳动群众都会衷心地敬仰他，怀念他，并向他学习。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毫无疑问，我们要向列宁学习。我们要学习列宁的革命路线、革命理论、革命实践。最关键的，我们要学习列宁，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世界的实际相结合，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努力干成革命
    在本文中，我们不打算对我们需要向列宁学习的内容做全面的论述，而将聚焦于对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
    一点上：我们要向列宁学习，在帝国主义争霸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潮中争取广大劳动群众，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科学地揭示了：在垄断资本崛起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跨国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及由此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曾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服务于反抗民族压迫、建立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走向了反面，成为了为大资产阶级扩张争霸、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做鼓吹、欺骗劳动群众成为资本家炮灰的反动意识形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势力就会成为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争夺着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众，是大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而在没有世界霸权、内外矛盾尖锐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的重大危机时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又往往会直接转化为法西斯主义，成为大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发动侵略战净的冲锋队。
    因此，在帝国主义国家，批判、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边来，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可以说，不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但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容易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会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仅大资产阶级秉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许多工人群众都会信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受到其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大资产阶级会花费亿万的金钱，占据主要言论工具、收买各色御用文人，高强度地宣传、论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资产阶级会通过自己掌控的教育机器，向所有青少年灌输资产阶级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社会条件，也会造成崇尚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文化，使全社会成员都受其腐蚀，而易于接受宣扬本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歧视压迫“劣等民族”合理的民族主义思想。一一一句话，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造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又多多少少的会有一定的压迫民族的既得利益。大资产阶级的扩张争霸、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压迫，会把本国的危机向外转移，从而使小资产阶级能够一定时期内保持自己的阶级地位、延缓其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甚至为小资产阶级创造一定阶级跃升的机会；对工人阶级来说，大资产阶级会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把在国外掠夺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以及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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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事业，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这种压迫民族的既得利益，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帝国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的社会基础。
    所以，在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为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大资产阶级会操纵民意，把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恨国党”、“卖国贼”、"外国势力走狗”。
    有相当多的“左派”，是经受不住这样的社会压力的。屈服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社会压力，对“民族"问题、战净问题采取一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态度，是左翼及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左翼”会发明种种理论来为拥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背书。
    一日比烂。也就是在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玩“谁更进步”的游戏。这个说要支持“民主"对抗“专制”，那个说要反抗旧霸主的邪恶统治，还有“传播文明”、“反对恐怖主义"等等借口。总之就是要论证本国帝国主义是相对进步的，所以本国的民族主义，本国的扩张、侵略、争霸、战争是正义的。
    二日制造“虚幻的共同体”。也就是论证对外扩张争霸符合x民族的利益、有利于全体人民。总之就是抹杀民族内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把无产阶级绑架在虚幻的“民族利益”、“全体人民”之上。
    三日“争取群众”。也就是以多数人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这个现实为理由，论证为了“争取群众“就必须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看不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根本上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迎合民族主义，不是在争取群众，而是给大资产阶级送去群众，是根本丧失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叛卖行为。
    四日“打红旗。这是像苏修那样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一一即由原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而来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一中的一种特色现象。也就是以社会主义的牌坊为借口，否认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阶级性质，把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争霸粉饰为反对帝国主义、推进社会主义。
    我们要向列宁学习！列宁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光辉榜样。他从不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社会压力下屈服和退让，而是敢于反潮流，坚决和民族主义干；他也从不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左翼”相妥协，而总是无情地批判他们的谬论，与他们的错误路线坚决斗争。
    列宁之所以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因为他通过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通过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革命实践，通过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懈斗争，而真正战胜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彻底站在了无产阶级这一边。
    面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种种谎言、谬论，列宁都运用透彻的阶级分析这一科学工具，而洞烛其奸。这个国家究竟是哪个阶级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利益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利益？扩张、争霸、战争，究竟是哪个阶级在推动，究竟是在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无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如何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帝国主义国家、争霸及战争的本质，都会在阶级分析的照妖镜下现出原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中一度的"全民“爱国狂潮，面对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镇压压力，第二国际中的大多数”工人"政党都倒向了帝国主义，他们模糊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战争中拥护本国资产阶级。而列宁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指出战争的本质就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对脏物的争夺，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净变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国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都要求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净，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什么“革命后战争的性质变成了保卫祖国"啦，什么"争取战争胜利对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民族有极大好处”啦，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也受到这些主张的影响，在战净问题上立场摇摆。而列宁却毫不动摇，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二月革命后的国家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战争的性质就没有变，仍是俄罗斯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赃物的战争，无产阶级在这种战争中只是炮灰，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战争，必须坚持”把帝国主义战净变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路线。
    正是由于列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用透彻的阶级分析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和战争的本质，才能提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路线，才能贯彻这条路线，发动工人阶级、争取农民阶级，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学习列宁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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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列宁学习，不仅仅要学习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透彻的阶级分析、学习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如果只是立场坚定、分析透彻、坚决反对，而不能发动大多数工人群众，不能争取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那就只是一腔孤勇一一虽然值得钦佩，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却需要更多。比如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虽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净，但却不能把战净转化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两位烈士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怀念，但却不是最好的学习对象。
    所以，我们还必须向列宁学习如何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帝国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为多数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能否被战胜？列宁的革命实践证明，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社会结构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尽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能够欺骗于一时，尽管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带来的超额利润能够收买工人贵族、对工人阶级产生一定腐蚀作用，但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无法打破帝国主义的根本社会结构、无法取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阶级矛盾。这就是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
    只要大多数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根本阶级利益，团结起来形成自觉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必然被战胜。而之所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能够统治于一时，只不过是因为无产阶级还处于涣散、不觉悟的“自在"阶段。
    所以，先进分子必须向列宁学习，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通过细致的群众工作、通过领导群众的斗争(工人群众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就能很快识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欺骗)，把马列毛主义灌输给工人群众，使理论掌握群众，从而形成自觉的革命力量。这一革命力量，必须打破资产阶级“体制"的限制，不把资产阶级“体制内"的改良作为主要工作，不成为资本主义事实上的修补匠，而以不断地削弱、夺取局部的资产阶级的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为主要工作。通过持久的斗争，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都争取到革命力量这一边，这样就能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奠定基础。这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路线。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向列宁学习，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这条革命路线。而不能像一战前的德国社民党左派那样，仅仅只是一个思想和言论的小圈子，没有到群众中开展独立的群众工作，没有形成独立的革命力量一一不管你立场多正确，如此就永远战胜不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新冠疫情造成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中，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加紧煽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遏制劳动群众的革命倾向，来为对外转嫁危机服务。新冠疫情还造成了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新的变化，这必将造成后起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更加殊死的争夺。而两者都会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作为争霸的工具。
    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列毛主义者就更需要向列宁学习：坚决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努力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
    向列宁学习，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继承列宁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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